潮商厉害还是温商厉害 潮商



    潮商是潮汕商人(亦称潮州商人)的简称,它是中国传统三大商帮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明代,而与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历久不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广。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清著名学者蓝鼎元的《潮州海防图说》曾论及潮人的活动区域:“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甯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

潮商的形成  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造船业经过宋朝的发展,到明朝时造船业海运已很发达,商品生产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尽管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私商贸易仍日趋频繁。据《明史》记载:明宣德五年(1430年),南澳岛后宅已成为“蕃倭互市之地”。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饶平柘林已成为“商船巨舰往来之所”,日本、暹罗船只时有停舶。明隆庆元年 (1567年)取消海禁,潮汕沿海地区商人集资造船出海贸易。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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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至嘉庆年间,随着海运的发展,澄海樟林取代饶平柘林成为“通洋总汇之地”,船舶“上诉津门,下通琼趾”(趾即交趾,今越南),也可以沿海岸线到达暹罗(今泰国)、马来半岛,以至爪哇、婆罗洲等地。当时海上交通工具主要是一种高桅的大型木帆船,因船头油饰朱红色,称红头船,也叫“大八桨”。澄海华富村人郑镛(暹罗郑信王的父亲),就是雍正年间乘红头船南渡暹罗的。乾隆十二年(1747年)潮汕缺粮,清廷特准商人领照往暹罗购大米和木材;暹罗吞武里王朝对华侨实行优惠政策,也招徕了不少华商去暹。据嘉庆《一统志》“暹罗条”记载:“澄海县商民领照赴暹买米,接济内地民食。”

  清末被迫打开国门后,汕头成了潮州府商业活动最活跃的地方,1858年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中指出,汕头是远东“惟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潮州商人形成的条件

  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潮人的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自由商业贸易的烙印。而经过唐宋期间的精心经营,明清的潮州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虽潮人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需要从外部调集大量的粮食以补足,这也是鱼米之乡多潮商的原因。芜湖,苏州的当地可谓最为堂皇的会馆潮州会馆能见证这一点,而国外的产粮大区暹罗,柬埔寨亦是聚集了大量潮人。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经商之风在当地也蔚然成风。

明清潮商的特点  海洋性格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看,潮商未曾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全球性声誉,则远比晋商、徽商响亮的多。

  亦盗亦商

  与晋商、徽商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势力,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这样的潮汕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海外文化的交流  随着贸易与被迫移民的关系,始于宋元,至明清大量潮人拥入东南亚各国,亦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青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现代潮商  潮商的代表人物,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著名爱国金融家庄世平,到内地富豪翘楚黄光裕,马化腾,再到东南亚,欧洲不少国家的华人首富多为潮商,以及遍布海内外的潮州会馆,潮汕商会,都无不展示了这群低调神秘的潮商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及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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