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_孟缎红 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让谋求连任的卡特失掉了美国总统大选。这一次的危机却成就了奥巴马先生的胜利。奥巴马总统是天生的心理治疗师，当他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演讲中传递出美国经济显露“希望曙光”的信号之后，无数美国人，甚至还有世界其他地区正在饱受经济危机洗礼的人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心灵慰藉。 凭借强力的经济刺激手段和零利率，美国经济似乎显现出一丝局面扭转的苗头。近期美联储所公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12个联储地区中有5个地区经济下滑速度有所放缓；部分地区住房销售情况有所好转；部分地区零售销售额出现小幅上升或降幅放缓。3月底，全球股市开始大幅反弹，主要股市的平均涨幅达到20%。乐观者们因此开始唱盛经济复苏的指日可待。在一场与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观察特派员安竹8226;贝特森（Andrew Batson）的公开对话中，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对把股票市场作为经济风向标的看法有所保留，他的态度谨慎——“股票市场中总是拥有太多的泡沫”。事实上，乐观者们多少有些断章取义，奥巴马总统“希望曙光”的前半句是“我们决不能说已步出困境”。从数据上来看，物价下行的压力和低迷的就业情况说明美国经济形势仍不容过早乐观。 据梅建平教授观察，近几十年来，无论是由石油危机引发的1974—1975年经济大衰退，还是千禧年后的互联网泡沫破裂中，财富缩水几乎都同经济危机结伴而行。对于财富缩水成为经济危机首要因素的问题，是互为因果的，本来满满的荷包瘪了下去，人们自然就要节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最近，财富缩水、巨额财政赤字、信用扩张和高收益债券，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造成美国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经济发展过热，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利用行政手段实施货币政策以控制经济过热的现状。这种手段却进一步触发了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梅建平教授对经济危机中的通货膨胀问题做了概括性的阐释：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中，通货膨胀大概是12%；1980—1981年，通货膨胀曾达到15%（后来跌到2.5%）；1990—1991年危机时的通货膨胀不是太糟糕，在6%左右；由互联网泡沫和“98226;11”引发的2001年经济衰退则不是由于通胀引起的；最近的这一波危机中，通胀是5%，从数据上看，也不是通货膨胀本身所造成的。 既然如此，这次的危机该如何与历史相对照？这一波危机将在美国持续多久？ 梅建平教授比对了两段衰退期较长的经济危机：1980—1981年的衰退出现了严重的滞胀问题，由于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弹性货币政策这两种治愈危机的良药在一起使用产生了相克作用，这一时期的衰退图形存在拐点呈W形，没有发生单纯的V形反弹；1974—1975年，美国GDP增长率是-2.5%，由于持续时间较长，整个过程的V形可视作U形。综合以上历史数据与分析，他认为美国的这次危机不会达到1980—1981年的深化程度，而更有可能接近1974—1975年的水平。因此他预测，美国正在经历的这一波危机不会如乐观者所预期一般只要再有1—2个季度就会雨过天晴，而是有望经过3—4个季度的逆转，在今年年底开始回暖。 和全球经济同乘一条船的中国经济不可能风景这边独好。曾经对日本经济贡献了30年的出口如今已失去了过往的威力，前景黯淡。而和日本经济相似的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受到全球消费市场萎缩的牵连、出口需求的大幅下降，每年向GDP增长贡献3%左右的中国净出口，目前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1季度的出口额是245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9.7%。数据说明，中国不能坐等全球经济复苏拉动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一是出口增长存在时滞效应，二是经历了泡沫的破灭，西方不得不接受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度消费的习惯，三是美国正在借此机会扭转贸易逆差。中国的出口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再走回老路，转型势在必行。 “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中国仍有可能保持每年6%—8%的经济增长。我更关心的是，这个GDP的成色如何。”在谈到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时，梅建平教授如是说。“假设中国现在有一台功能齐全的闲置机器，我们是应该用它来生产更多的机器，还是制造出更多的商品？我们当然不可能去生产更多的闲置机器，而是要制造商品。最终我们需要的还是消费。”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因此与其始终把关注焦点锁定在GDP上，不如多把目光投向潜在的国内大市场。
最近中国的消费者在旅游和房地产方面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由于各地消费券的发放，对旅游业以及相关运输行业的拉动效果已初现。过去几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房价过高，政府采取政策限制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泡沫。梅建平教授指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是政府适当放松的政策促使了房地产市场的回暖。 这种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手段不可谓没有效果，甚至在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中国经济将面临的挑战并非存在于中短期，而是需要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谈到中国消费市场时，梅建平教授评论道：“中国还有25%的潜力。虽然在消费方面现在已出现了良性增长的消费趋势，但我认为这还不够。” 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目前全球都已意识到中国作为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然而如何在这片处女地上源源不断地挖出宝藏，用何种方式来开掘，各方仍颇显捉襟见肘。梅建平教授强调：“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消费之间存在断层。中国大部分的生产能力过去是被西方的消费市场所驱动。如果过去我们考虑的是如何生产出500美元的GUCCI包，满足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转化生产能力，为国内消费市场制造出价值25美元的普通包。”因此产业的结构调整与重组亟待推进。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30000—40000美元。单从数字上来说，这中间有10倍的差距。在梅建平教授看来，由于地球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全世界都有机会享受美国式标准的生活，但中国有望在未来达到10000—15000美元的人均GDP。现实与预期中间3—4倍的增长空间就是可挖掘的潜力。谈到这个问题，梅建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我们还需要更为确切地了解中国大众所期待的生活标准具体是什么，以及找出如何达到这个标准的途径。” 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不同，造就了东西方不同的消费习惯。中国的老百姓不可能像西方消费者一样依赖信贷消费，此次的经济危机也给鼓吹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论调泼了冷水。 那么，扩大内需的具体办法是什么？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网上和网友交流时曾谈道：“取决于消费的不在于一般号召，而在于消费者口袋里是不是真的有钱。”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如何具体实现“藏富于民”。“中国大众、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追赶不上中国GDP增长的脚步。”梅建平说。国富民穷的局面使生产和消费的断档无法接合。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将财富从国家逐渐向民营企业和消费者转移的趋势，但这个转移的速度还是有待提高。 除了扩大内需，就业问题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所面临挑战的重中之重，这也是梅建平教授对未来中国经济最为担忧的一点。今年夏天将有61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涌入招聘市场，将和他们同场竞技的是去年560万毕业生中仍在寻求机会的往届毕业生。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对6.8万个农村住户进行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返乡过年的7000万农民工中，仍有2300万人没有找到工作。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国家所大力推行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长远上看对中国经济有利，却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吸收每年递增的劳动力。梅建平教授就此提出观点：解决就业问题不能过分依赖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要实现向民营经济的过渡，充分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帮助中国解决就业问题，这也是对扩大内需最有力的支持。 我们要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所要实现的不仅仅是“保八”的目标，而是立足于危机，做更长远的规划。对中国经济的前景问题，梅建平教授关注道：“中国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已有了很多改进8943;8943;过去国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花钱，而较少考虑回报问题，而民营经济在花钱时总是会考虑到如何能获利。因此，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许多缺口，被国家的投资所遗漏。如果这些缺口能被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填平，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多机会实现高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