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找一个既不自私，也有“牙齿”的机构来发行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对其负责，这是很难的。 4月2日，全世界的眼光齐刷刷地对准伦敦。G20峰会被看成是拯救世界经济的一次重要会议。最终，出席G20峰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注资1万亿美元，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世界经济。不管是否会奏效，对于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这一消息无疑是让人振奋的。 峰会召开之前，包括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在内的媒体巨头却纷纷表示担忧，并不看好G20能支出什么好招；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抛出的“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则无疑戳到了美国的要害和痛处上，此番言论再次甚嚣尘上。 而熟悉国际金融的人都知道，美国正是凭借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占全世界人民的便宜，但现在它玩得有点过火了，于是大家要求变革。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做才能建立一个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金融秩序呢？为此，长江商学院教授李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硬币的一面：“美国占到的便宜” 记者：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撰文表示，未来全球经济需要构筑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规避目前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诸多美国政要都出面否定这一想法。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伟：对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言，其金融系统同时面临着汇率风险和金融系统内在风险这两种风险。但美国只有后一种风险，它没有汇率风险，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政府对外发债用的是本币。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其大部分的负债也是以美元标价的，即使有一小部分的企业债是以别的货币为结算单位，美国企业一般也能通过金融创新很快化解掉其中的汇率风险，所以总体来说，美国人是很少考虑汇率风险的。 回到周小川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到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好处，是它的根本利益之一。而中国关于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想法无疑会动摇美元的这种地位，所以我毫不奇怪美国政府会反对这种观点。 记者：如您所言，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美国现在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美元为何依旧可以保持这样的地位呢？ 李伟：美元保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流动性最好的市场，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为结算单位，很大一部分金融产品也是以美元计价，就连中国卖到美国去的商品很多也是以美元结算的。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就连那些和美国敌对的国家，例如朝鲜和伊朗也都接受美元，所以它的国际地位是有着广泛基础的。 硬币的另一面： “美国的额外责任” 记者：那美元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对美国有没有什么不利之处？ 李伟：有的。首先，有额外的好处就会有额外的责任。大多数国家都没办法通过印钞票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危机，但美国可以，这源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世界经济整体出现危机的时候，美国也需要对此承担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的救援不仅是对美国人民的责任，也是美国对世界的责任。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美国政府想刺激本国的经济增长，其所需要的投入会比一般国家大得多。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其进口量世界第一，所以美国政府每投一块钱在经济刺激计划上，很有可能只有60美分可以作用于美国经济，而有40美分可能会通过进口等方式去增加其他国家的外需，间接帮助了别国振兴经济。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当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美国必然会是一个债务国，而无法成为一个债权国，这也是“特里芬难题”所表述的内容。为了向国际市场注入足够的美元，美国需要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以贸易逆差的形式来输出美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贸易逆差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就像之前说的，美国人拿钞票换来了商品，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使得美国人可以普遍享受到高于自己收入水平的消费，这有什么不好呢？但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美国是无法成为债权国的，这也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代价之一。 记者：但现在美国不但没有储备，而且美元的发行还有过滥的嫌疑，这已经危及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李伟：其实这时候美国应该注意自己的信用了。这就像一个有了权力的人，他必须非常谨慎地使用权力，而不能滥用，否则他很可能会失去手中的权力。我觉得美元的国际地位在欧元成立之前不是问题，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替代美元的地位。但欧元的出现从长期来看是对美元地位的一个很大挑战。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在2001年又遭遇了“98226;11”恐怖袭击，这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衰退。为了对抗经济衰退，美国的货币当局采用了大量注入流动性的政策。这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刺激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但它严重影响了美元在全球的地位，增加了欧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资本。 但也要注意，世界经济从持有一种储备货币转换到另一种储备货币，这种变化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质变，需要整个系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短时间内仍无法改变。 记者：其实早在周小川提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就有中国经济学家认为目前的金融危机，其部分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无节制地发行，因此主张要给美元套上一个“笼头”，您怎么评价这个观点？ 李伟：这是一个比较实质性问题。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有不足的，其最主要的不足就是需要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绝对的领头羊角色。假如美国可以胜任这个角色，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是问题不大的。但假如美国无法胜任这一角色了，那么这一体系的运转就会变得困难重重。 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本币汇率变成了自由浮动的状态，这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各国政府必须对各自的经济政策负责。因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经济政策的效果将会反映到汇率上去。 但美国不一样，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解体，但美元依然是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因此美国的政策会有比较强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哪怕美国政府的政策不太负责，其所造成的损失也不一定都会由美国来承担。比如说，假如美国的货币政策非常宽松，那么不但美元会贬值，很多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也会贬值，全球流动性会因此而泛滥，大宗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全球经济可能过热。前几年我们看到国际上出现了普遍的经济繁荣和通胀压力，实际上就和这有关。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这次危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元流动性如此长时间的扩大。当然，在监管等领域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系统上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目前的国际经济体系对美元过于依赖了，同时又没有对美元的发行形成有效地制约。 SDR难担大任 记者：作为全球最大官方外汇储备持有国的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提出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扩大其“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您对此如何看？ 李伟：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谁来负责。你要知道，任何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都是有成本的，需要有参与方为了直接的切身利益而不懈地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假如未来在扩大SDR使用范围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那么谁会去积极解决这些问题呢？即使IMF有这个意愿去解决问题，但它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有这个实力吗？假如它没有，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组织背后的一系列主权国家来推动。但要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责任会分摊到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国家的头上，那究竟哪一个会认真去解决问题呢？这样可能大家都会变得没责任。如果到时候谁也不负责，那么这个货币如何担负国际储备货币的责任呢？比如说，就像现在，东欧的很多国家出现了严重危机，那么到底是否需要IMF去救援，又需要如何救援呢？恐怕这都是在扩大SDR使用范围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记者：现实已经证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诸多弊病。金本位又缺乏政策杠杆，而且您认为IMF的SDR短期内不一定是很好的选择。那未来究竟有没有可能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呢？ 李伟：我觉得是可能的，但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政府。或者没有全球性的政府也行，但掌握这个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机构一定要是一个“有牙齿”的机构，而不能是一个纸老虎。关键点说穿了就一个，这个机构既要可以制定政策，也要有能力超越国界的来执行这些政策。也就是说，这要是一个有实权的机构才行。而这个机构有实权就意味着其成员需要放弃相应的经济主权，这有点像欧元区的状况。现在欧洲央行主管着欧元的相关政策，这实际上是各成员国出让的货币主权。假如没有各成员国的牺牲，那欧元的成立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从经济学上来说，这意味着欧元区各国的公民拥有区内的自由迁徙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你可以想想，假如要在国际范围内建立一种超主权的储备货币，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也要像欧元区那样去做一些改革，我想恐怕在现有条件下还不成熟。 另外，我为什么不看好IMF和SDR，还有一点原因在于美国在IMF的重大问题上现在拥有一票否决权，这等于说IMF的任何基调都要得到美国的首肯才行。假如美国可以站在比较中立公正的立场上来运用自己这方面的权力，那IMF和SDR是有希望的。但假如美国站在比较自私的立场上呢？也许大家认为这需要改革IMF，但这又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比如取消美国在重大问题上的一票否决权就要降低目前美国的投票权重，或者重新修改投票规则，但这两条路都比较难走。还有一点在于，假如要重新分配投票权，那么就涉及到按照经济总量来重新给各国排序的问题。但如何测算经济总量呢？发达国家肯定会偏向按照现行汇率测算的方法，而发展中国家肯定更希望采取更能提高自身权重的购买力平价(PPP)作为标准。
其实大家之所以要建立一个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要改革IMF，就是因为大家觉得美国太自私了，自己的经济出了问题就拼命地印钞票来应对，全然不顾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这等于说美国救市的成本要全世界来和它一起分担。但就像之前说的，现在我们希望有一个既不自私，也有“牙齿”的机构来发行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我觉得这是很难的。 （原文发表于2009年3月30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