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汶川大地震
光阴似箭，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转瞬就过去一年了；记忆铭心，地震造成的一片片废墟、夺走的一个个生命，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痛。 站在将要建成地震博物馆的北川原县城的废墟上，在满眼破败的灰色中，我看到有桃花在瓦砾中顽强地开放，开在仅仅露出废墟的枝条上。虽然她不像公园里的碧桃满树繁花，是那样的寂寥与孤单，但那花朵是如此之红，红得像殷殷的血。是父母的血，是少年的血，是丧生在这片废墟下的上万名同胞的血。我突然觉得，这花就是亡灵的使者，似乎要提醒我们，地震遇难者的血不能白流，地震应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 的确，5·12大地震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很多。在废墟上来来回回走，仔仔细细看，里里外外想，我脑子里猛地跳出一个想法：树立大质量观。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准确。所谓大质量观，简言之，就是有别于孤立地就一件产品、一项工程来检验质量（虽然这十分重要必不可少），而是要从宏观因素上，包括地质、气候、水文、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来抓质量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一 早在地震刚发生时，就有人在网上追问建筑质量即所谓“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当时救人是第一位的，当然不可能一幢幢建筑物去查。建筑物在地震中坍塌或被损，人们一下就想到“豆腐渣”，这是很自然的，但如果到地震灾区特别是到极重灾区去看一看，就会感到“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显得太次要了。 毋庸讳言，在地震中倒塌的房屋中有“豆腐渣工程”，比如在号称“剑门天下雄”的剑门关，通往关门的公路旁倒塌的商铺废墟中，可看到水泥预制板中的钢筋其实不过是铁丝而已；在北川县城的废墟中，也可见水泥构件中有灰渣，手一抠就下来了的情况。这当然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坚固建筑同样未能幸免于难的情况更值得我们关注。 在极重灾区，100%的建筑物受损，90%以上的倒塌。“豆腐渣工程”倒塌了，不用说，但倒塌或被埋的建筑物中，绝大多数不是“豆腐渣工程”。以北川县城为例，老城区被王家岩的滑坡体几乎全部埋没，最深处达70多米，少数没被埋没的建筑物被向前推压数百米，无一完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被埋的建筑物中，有北川的先富阶层修建的小别墅，有县委、人武部、法院、财政局、地税局等党政军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宿舍，即使能抗八级地震的建筑，也无法幸免。再看新城区，在景家山垮塌的巨石阵面前，县政府、水务局等机关的建筑与中小学、居民区一起同归于尽，地陷将钢筋混凝土的公路两边错位高达八九米，将曲山小学的操场整体吞没，你很难说清被巨石阵砸毁埋掉的、被地陷吞没的哪幢建筑质量有问题。 这就涉及到大质量观中的地质环境问题了。 5·12大地震告诉我们，建筑质量的首要问题是选址问题，再坚固的建筑，如果建在断裂带上，哪怕是皇宫，是铜墙铁壁，遇到大地震时也可能同样被埋。所以，我们应该吸取“豆腐渣工程”的教训，更要吸取坚固建筑物被摧毁的教训。这就是要树立大质量观，建筑物特别是重要的公共建筑物要避开地震断裂带。 北川县城恰恰就建在龙门山地震断裂带上。在专业研究者眼里，龙门山断裂带是由3条大断裂构成，自西向东分别是龙门山后山断裂，龙门山主中央断裂，龙门山主边界断裂。北川位于主中央断裂带上。这是一条特别要命的裂缝。自有文字记录以来，这一带几乎每隔几年十几年就发生一次地震，仅20世纪以来就发生5级以上地震14次，离5·12大地震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76年8月16日，震级7.2级，余震4000多次，最大的两次余震达到7级。 这么一个危险的地方，为什么偏偏把县城建在这里呢？ 解放初，北川县城原本不在这里，在20公里之外的治城，即今禹里乡。所谓禹里，就是传说中的大禹故里。由于禹里交通极为不便，1952年迁至交通相对方便的曲山镇，即今县城。无论是禹里，还是曲山，都处在地震断裂带上。也就是说，这次县城搬迁，没有避开地震断裂带，而且危险程度更高。从这次地震的情况看，北川县城曲山镇与汶川映秀镇地震烈度同为11度，是烈度最高的地方。尽管绝大多数建筑都符合质量标准，但从大质量观上来说，把县城建在地震断裂带上，就等于让整个县城都变成了“豆腐渣工程”。
对于北川县城可能发生的地震危险，早就有人注意到了。1958年就有人建议搬迁县城以避开地震带的问题，此后又不断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又为啥没有搬迁呢？ 任何时候，能够深谋远虑的总是少数人，甚至是极少数人。对可能发生的地震灾害，几个人心急如焚，而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对许多北川人来说，就像城墙上的麻雀——吓大了胆。地震不止经历过一次了，并没有那么玄乎嘛。1976年震得那么凶，也不过是房子晃得吓人一点，死人的地方在平武、松藩，隔我们远着呢。要上上下下都统一思想，下决心搬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哪个领导下了决心，也会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而难以实行。 如前所述，北川建县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历史这么悠久，咋能说搬迁就搬迁啊！而且这里实在是太美了。县城三面环山一面坡，一条湔江穿城过，山青水秀，桃红柳绿，白鹤翱翔，百鸟争鸣，真乃世外桃源也。在这里生活久了，哪儿都不想去，故土难离哦。 改革开放后，北川发展迅速，特别是2003年建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后，成了羌文化的大本营，成为旅游胜地。如果搬迁，一是往哪儿搬才能保留羌文化的特色？二是需要几个亿十几个亿的资金，这些钱从哪儿来？即使形成了搬迁的共识，也不是说搬就能搬的。 领导班子一届五年，谁都想干出一点政绩来，假设地震不发生，搬一个县城算什么政绩？弄得不好还说你瞎折腾，何况五年紧搬慢搬也许还搬不完。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为北川县城不搬迁找到无数条能摆得上桌面的原因，但是所有的理由都缺少了一条，那就是避灾意识，那就是大质量观。 5·12大地震逼得北川县城不得不异地重建了。原本最多花十几个亿就可以办成的事，现在要花上百个亿，而且是在付出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之后。 由此可见，不用大质量观从宏观上把握质量问题，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要比个体的某件产品、某幢建筑、某项工程不合格的损失大得多，不是成算数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增加。 从北川县城的毁灭引伸开来想一想，就像一个潜藏着巨大地质灾害的地方不适合人居一样，一个水资源不合格的地方能够生产出优质的酒类、食品、饮料和水产品吗？一个草资源不合格的地方能够生产出优质的牛奶和其他畜产品吗？一个大气严重污染的地方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肉类、药品吗？如此等等。总之，树立大质量观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把好质量观。 二 除像北川县城那样几乎整体被毁的情况外，5·12大地震中倒塌或受损的建筑，所有重灾区大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大多为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所建。这一点，在学校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许多学校，80年代以前修的老房子没倒，本世纪修的新房子没倒，偏偏上述“中年”的房子倒了。 究其原因，又涉及到大质量观的问题了。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搞的是计划经济，僵化归僵化，但计划内的经费是有保障的，所以那时修的校舍没倒；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加强了质量监督，所以这时修的校舍没倒。为什么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修的校舍倒了呢？当然是倒在建筑质量上，而进一步刨根问底，可以说倒在一股风上。 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提出要在20世纪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部事关国家未来发展，事关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法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普九”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把知识的光芒照耀到乡村的数千万孩子的身上，为中国的发展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但因为当时国家财力限制，许多农村学校的建设不得不靠乡镇甚至靠村民通过募集资金的办法来实施。那时，几乎全国各地都写着这样一句口号：“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强调教育的出发点固然好，但显然极端化了，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即使是头脑清醒的人也难免随大流。一方面，“普九”必须达标，这是规定的“死任务”；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乡镇财政来说，无疑是难以办到的，只好四处化缘，只好滥集资，只好一心琢磨着如何花小钱办大事，花一份钱干两件事，哪里还管什么质量不质量？于是无规范设计、无规范施工、无规范监理、无规范竣工验收的“普九造”，就这样潜伏着巨大的危机造出来了。而且，许多乡镇政府为了建学校而欠下巨额债务，因无法支付建筑款，包工头跑到学校堵门不准上课的事时有发生。一般来说，出现建筑质量问题，很多都与腐败有关，但在“普九造”中，却有校长和老师贴钱盖学校的事，贴了钱盖出来的仍然是不合格的校舍。这次地震震塌的教学楼，绝大多数是“普九造”。 如果要追究“普九造”的责任，很难追究到哪个人的头上。找下头吗？校长会说，我当初就说过经费没保障，是你们硬逼着上马的；包工头会说，我早就说钱不够，盖不起来，是你们硬请我干的，就那点钱，神仙也只能建成这样。找上头吗？上头会说，我是让你盖学校，谁让你搞“豆腐渣”了？在我国，要强调某项工作重要时，往往冠之以“政治任务”四字。当层层都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压下来时，是没有人能扛得住的。当年参与“普九造”的人，不排除有个别腐败分子，但大多是一些辛辛苦苦，四处化缘，忍辱负重的人。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有一个被称为“最牛的校长”的故事，在当地，在教育系统乃至全中国口口相传。这位校长，就是安县桑枣中学的叶志平。震后，他向家长们宣布：“我校2200余名学生和老师无一伤亡！” “最牛的校长”所以“牛”，并非其学校建成了“铜墙铁壁”。在这次地震中，该校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房。他“牛”在哪里呢？客观地说，首先是桑枣中学不像北川县城那样正好位于地震断裂带上；其次他有避险意识，平时就组织师生进行疏散训练，地震袭来时，全校师生在1分钟36秒内，全部有序地撤到了操场上；第三，他有质量意识，在震前加固了原来质量最差的实验教学楼。 说起这幢实验教学楼，会令人难以置信，三层楼房，他的前任只花了17万元就建起来了，等于用修平房的钱修了楼房。质量问题就可想而知了。叶志平一看，玄！他八方化缘，筹资40万元，完成了加固工程。地震时，有700多名师生正在实验教学楼上课，如果没有他的加固工程，那将是什么样的悲剧？ 回到大质量观上来，当某项工作借“政治任务”的风刮下来时，当某项产品一窝蜂地上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一系列的大面积的质量问题，要弥补其质量缺陷所花的钱甚至要比新建还要多得多，因此，要从宏观上把质量观，就必须防止刮风似的“大跃进”，防止不顾客观条件一窝蜂地上。 三 大质量观说到底是一个质量文化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历来缺少质量观念和质量文化。这话对吗？或然或否。说它对，由于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连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都没有。真正重视标准问题、质量问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是，没有统一标准不能完全等同于不讲质量，不能由此得出质量虚无主义的结论。况且，也不能一概地说中国古代没有全国统一的质量标准，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难道不是一种统一的质量标准吗？中国的质量文化是很值得挖掘和研究的。 在5·12大地震中，还有一个令人深思的质量现象：许多现代建筑严重受损或成为废墟，而不少古代建筑却只轻微受损甚至安然无恙。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是秦代李冰父子主持修建的，至今两千几百年了，这次地震中只有“鱼嘴”有部分损坏，没造成危险。还有一些羌族古老的碉楼，竟然能在周围的一片废墟中昂然挺立。山区一些羌族老乡的木头房子看似破败，却奇迹般的没有倒塌。这是为什么？具体的技术问题自有专家去研究，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的祖先非但不是不讲质量，而且质量观念特别是大质量观是相当强的。 上述建筑固然没有成文的统一标准可执行，但应该说执行了比较严格的个体标准。这个标准主要表现为能工巧匠的经验，存在于他们的心中。经验不是理论，但经验十分管用。震区老百姓过去为什么要修木头房子？不仅仅是因为修不起砖瓦房，还考虑到了防震问题。这与洪灾频发区修木头房一样，是有大质量观的表现。木头房子住着不如洋房，且易发生火灾，但可防震防洪。有人说，中国的古迹特别是古城建筑保留下来的不如欧洲多，主要是因为木建筑不如石建筑。这话不错，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古城彻底毁于地震的几乎没有，而欧洲却不乏其例，如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北京的故宫是明成祖朱棣时修的，至今500多年了，其间经历了多少次地震？最严重的也不过只震坏了角楼一角，震下了皇帝宝座上方挂的“正大光明”匾。 我们的祖先是非常聪明的，聪明在有大质量观，建筑工程考虑到了包括防震、防洪等各方面的问题。可惜这种大质量观往往是通过风水表现出来的，在占卜、阴阳和谶纬之学的历史文学传承中，既有科学的结晶，又有迷信的糟粕。北川县城最早只有老城，是个小集镇，背山面水，建在湔河的里湾处，显然是风水相宅学上所谓“攻位于汭”理论的体现。这一片街道既避开了可能的山体滑坡，又避开了河水的正面冲刷。可升格为县城后，逐年四面扩展，扩到了河对岸的外湾处，扩到了山坡上，这些地方在相宅学上是所谓“凶地”。在这次地震中，河里湾处的建筑虽也大多损坏，但至少没有像其他建筑那样基本被埋。所以在一定条件一定意义上说，违背风水就违背科学。值得一说的是，5·12地震后，某些幸存者不是从科学上找教训，而把地震发生的原因归咎于一个干部震前的“谶语”，因为他说“县城四面环山，处在凶地上，说不定哪天就被包了饺子”。你看，风水中科学的成分很少人去研究，而迷信的成分却被一些人继承了下来。 谁都喜欢听吉言，恭喜发财呀，福如东海呀，长命百岁呀，万事如意呀，等等。建了一幢新房，如果谁发现有安全隐患，好意给他指出来，主人就会跟你急眼，如果这幢房子哪天真出了问题，他往往不从建筑质量上找原因，而是归咎于那个好心人那张不吉利的“乌鸦嘴”。有了这种只听得吉利话的心态，哪还容得别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哪还听得进防患于未然的话？ 从质量文化上来说，这种只听得吉利话，容不得“乌鸦嘴”情况，显然是一种不好的文化现象。此外，还有诸如自己用的东西精益求精，准备卖给别人的能哄就哄，搞“双重标准”等等。 作者曾与某卫生局长同车出行，见农民在柏油马路上打稻谷。局长马上停车下来制止说：“这样会对稻谷造成污染，人吃了可能致癌，你们知道吗？”他有意来点科普，谁知农民哈哈大笑说，“这点道理谁不知道呀！”“既然知道，你们就不怕致癌吗？”农民笑得更厉害了，回答说：“你放120个心，我们自己吃的稻谷是另外在禾场打的，马路上打的是准备卖给你们城里人吃的。”这种文化现象显然是小农意识的反映，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格格不入。 不解决质量文化问题，在全民族建立质量至上的人文环境，即使把质检部门再扩充10倍，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质量问题。优质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质检部门好比是盾，而生产者是矛，再坚固的盾总有被戳穿的时候。质检部门要树立大质量观，大力推进质量文化建设，而要如此，光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不仅需要政府各部门的联动，而且需要社会力量特别是舆论工具的联动。 作者是个连真烟假烟都辨别不清的人，在这里奢谈大质量观，难免会贻笑大方，好在只是有感而发，如能给人一点启发，足矣。 作者简介： 江永红少将，湖北天门人，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著名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在新闻界有“大兵记者”之称、“江氏新闻”之誉。先后获范长江新闻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军队专业技术干部突出贡献奖，有著作和作品集12部，刚刚出版新著《谁毁了大明王朝——军史版盛世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