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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蒙住双眼的不仅仅是孩子
每天上午9时15分，刘先生都会骑着自行车送儿子亮亮去春苗幼儿园（化名）上学。
刘先生和妻子在离小区不远处开了家服装专卖店，平时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照看亮亮，春节一过就送他到春苗幼儿园来了。在幼儿园里，亮亮要上算术课、拼音课，还要学唱歌、跳舞，而亮亮最喜欢的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做游戏了。
这不，眼看着就要过“六一”了，春苗幼儿园的老师正准备组织小朋友一起排练舞蹈和游戏节目呢。
没有选择的选择
春苗幼儿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高档小区5号楼，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幼儿园。这其实是一个约130平方米大的三室一厅套间，虽然大厅朝阳面是落地窗的设计，不过由于处在“半地下”的楼层，给人的感觉仍是不够亮堂。大厅里没有沙发、茶几之类的大件家具，看起来还算宽敞，只见墙上贴了一些儿童图画，靠墙整齐摆放着一列小桌子和小凳子，墙角柜子上放着电视、小音箱和DVD播放机，柜子里还有些花花绿绿的儿童玩具，落地窗旁放了几盆绿色盆栽、一块小黑板和一台电子琴，这就成了小朋友们的课堂和活动室。
谈起春苗幼儿园，刘先生坦言，在学习方面，“我们家长的要求不高，小孩在幼儿园能开心、不出事就行。孩子上小学了再重视起来也不晚”。其实，很多家长都抱着类似的想法，由此而忽略了学前期对孩子智力和能力的培养。
幼教专家指出，学前期是人脑和认知发展最迅速、最重要的奠基时期。研究证明，如果把人在17岁时所达到的智力水平定为100%，那么有50%是在012316;4岁期间完成的，412316;8岁期间再完成30%。此外，学前期也是好奇心、求知欲、想象力、创造性等重要的非智力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
当然，刘先生也表示，“这些道理都懂”。
“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不是没有办法嘛。”刘先生皱起了眉头“都知道公办幼儿园好，大家都想去，收费自然就高起来了。你看，我们小区旁边的实验幼儿园，每个月几千块钱的保育费还不算，还要交二三万块钱的赞助费，我们肯定承受不起。”
以北京地区为例，好的幼儿园除了每月交纳必需的保育费、伙食费、服装费、书本费之类，每年还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根据幼儿园的名气与家长竞争的激烈程度，收费数额有高有低。保育费每月2000元、3000元、5000元不等，赞助费方面，低的至少3万元，高的则要10万之多。
即使以最低的收费水平每月2000元计，一年的费用也远比大学的收费高得多，所谓天价幼儿园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更有甚者，一些幼儿园对家长还有户籍、居住地、身份属性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说，即使你“不差钱”，如果没有办法打通关系，仍然无法获得入学名额。这些支出让一般的城市白领家庭也只能“望园兴叹”，那些中低收入阶层家庭，只有将孩子送入条件一般的家庭幼儿园了。
刘先生坦言，他也知道春苗幼儿园“硬件设施比较差，教学也不够规范”，孩子教育的质量恐怕得不到保证，但从收费上来看，“每个月800元的保育费还是可以接受的”。能把孩子留在城市、留在父母身边，刘先生感叹“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熟悉的很多朋友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都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一年才能见上几次面。
据记者了解，春苗幼儿园的收费标准是，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1000元，3岁以上的每月800元，这些费用包括书本费和午餐、晚餐的伙食费等，需要住宿的另加300元。与那些公办幼儿园相比，这种收费水平基本属于“摆地摊”的水平，这也是一直仍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来的原因。
“低价的幼儿园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社会上有这么一个群体存在，父母需要去工作，孩子需要有人看管，能够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系教授冯晓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选择。但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被迫的选择。真正的选择是你起码有两种机会，两条路可走，可以二择其一。但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除了进那种低价低质的幼儿园还有其他路可走吗？”
刚性的需求
近几年来，政府除了对公办幼儿教育继续扶持外，在民办教育方面也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民办幼教蓬勃兴起，已成为我国幼儿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像“春苗幼儿园”这样的“家庭幼儿园”在同一个小区就有3家。
春苗幼儿园有一个园长、两位老师和一个管后勤的阿姨。园长姓张，河北石家庄人，在北京开办幼儿园有些年头了，早年是石家庄市某工厂的会计，后来还在工厂幼儿园当过老师。春苗幼儿园创办以来，她统领各项工作，全面负责外联、人事和财务等。
两个老师负责日常教育和照顾孩子们，游老师来自河南，是幼师专科毕业生，已经有多年的教龄了，李老师来自吉林，2008年从某幼师专科学校毕业就来了北京，在孩子学习课目上，两位老师并没有明确的分工，常常是一起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学习、游戏。管后勤的阿姨是园长老家的亲戚，她每天负责买菜做饭，兼做卫生等杂务。大家平时就住在幼儿园里，园长单独住一间，老师和阿姨3人合住一间，还有一间供给小朋友们中午或晚上休息用，权当是宿舍了。
张园长告诉记者，外联工作就是招生宣传了。每隔一段时间，她都会设计并打印出几百份春苗幼儿园的宣传单来，带着大家出去派发、张贴。“原来还可以随便张贴，现在小广告管理严格了，随便张贴常会适得其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干脆以派发为主。”小区的各住户、商场商户都是他们派发传单的主要对象，有人就直接送人，没人的时候塞进门缝了事。
张园长也知道，这种宣传方式效果很有限。“不过，我们不是公办的，能去公办幼儿园的家庭再怎么宣传都不会来的，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收费便宜，选择来我们这里的，或者没钱，或者没路子，都是去不了公办幼儿园的。”
不过，这里的招生方式很是灵活，“来一个算一个”，而学费也是“交一月算一月”，因此孩子们的流动性比较大。“有的时候在别的园里觉得不好，下个月就转了过来，也有从这里转出去的。”游老师告诉记者，“由于费用是按月交付，家长带着小朋友随时可以来，也随时可以走。因此，来这里的小朋友多少也不一定，少的时候只有十几个，多的时候会有三四十个，平均下来有20个左右。”
令游、李二位老师最闹心的事恐怕就是工资待遇了。游老师说，像她这样有多年教龄的幼儿老师，每月只有1200元的工资，李老师每月才1000元。不过，她也“没办法”，因为这种工资水平在北京地区的家庭幼儿园里面“也是很普遍的”。
初步估算一下，若春苗幼儿园20个孩子，平均每人每月保育费1000元，每月收入20000元，扣除房租4500元，两位老师工资2200元，阿姨工资800元，伙食、水电等4000元，每月纯收入竟高达8500元。同时，幼儿园还会不定期地开办各种兴趣班，蒙氏教育班、音乐钢琴班、双语教育班之类，都是另外交钱的，三五百元不等。在老师的鼓动下，孩子如果想上，家长通常拗不过，只有交钱了事。如此算起来，即便再扣除开办之初置办的固定资产的折旧（电视、DVD、电子琴等），幼儿园每月的纯收入至少在万元以上，这已经算得上是高收入阶层了。而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
经济常识告诉我们，过度的盈利空间常常来源于产品或服务的供不应求，学前教育领域正是如此。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数据表明，2008年在园幼儿数约为2475万，不到全国312316;6岁幼儿的50％，其中没有享受到公共幼儿教育的主要是农村和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背景”很重要
说起钱的问题，张园长也是一肚子苦水。她说，由于春苗幼儿园招生很不稳定，只能偷偷地做宣传，算起来每月的收入很有限，扣去那些必须支出的费用，“几乎是所剩无几”。
怎么会“所剩无几”呢？张园长说，“你忘了开办费了”。
这里的开办费，与会计术语中的含义有所不同，主要是指在获取幼儿园开办资格证件过程中因“活动活动”需要而支付的费用。“这可是大头！”张园长有些激动：“你以为谁都可以开幼儿园啊？搞个证很难的！”
据记者了解，开办幼儿园一般两条路子：或者走正规的途径——去相关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或者走投机取巧的办法——加盟某些幼儿教育集团。假如没有过硬的“背景”或者“关系”，这两种途径均需要重金投入。
被问起具体的开办事宜，张园长总是言辞闪烁、语焉不详，只是反复强调春苗幼儿园是“很正规”的，不是黑户幼儿园。所谓黑户幼儿园，在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都没有注册登记，是教育领域的“三无单位”。这些幼儿园常常以低价来招揽学生，也能获得一定群体的认可，不过，一旦出现问题，家长与孩子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细细追问之下，记者才知晓了个大概。原来，这些钱并不是这么轻易地就进入了张园长的腰包，因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容忽视——房东，他在春苗幼儿园的开办和运营上是起着关键作用的，于是也必然是利润分配的重要一环。
据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春苗幼儿园之所以能够开办成功，背后有房东的“背景”和努力。房东是个老北京，早年从政府部门退下来，关系很广，他还有个侄子在某政府部门，“能量很大”，幼儿园面临的各种检查都是通过他侄子的关系才摆平的。
不过，张园长坦陈，开办幼儿园就是为了挣钱，“不挣钱谁干呀”。游老师曾向记者透露，在学生人数少、收入较低的时候，园长就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三月份有段时间“伙食很差，老是萝卜青菜，都没有肉吃”，“有些烂掉的苹果也舍不得扔掉，把烂的部分切掉，洗洗干净就切了分给小朋友吃”。
“挣钱是肯定的，多少就不知道了。”李老师也对记者说，“她现在正和别人谈开一个新的幼儿园呢，好像在望京那边。”
“肯定是能挣些钱的，不过和别人相比，我挣的都是小钱。”张园长继续向记者大倒苦水，“不说那些幼儿园每年大把地收赞助费，就说那些天价幼儿园、黑户幼儿园赚得都比我这种小打小闹多得多。”
诚如其言。类似春苗幼儿园这样的家庭幼儿园并不是家家都有“背景”的，很多就是一些偷偷开办、无证开办的黑户幼儿园。据2008年北京市某机构一次针对民办幼儿园的调查显示，黑户园数量庞大，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甚至在市区内租一套房子就开办起幼儿园了，而这些幼儿园“根本没法调查”。
张园长对记者说，这些黑户幼儿园就是灵活机动、浑水摸鱼，如果被检查到，通常是一关了事，最多再罚点款，等风头一过，换个地方又很快开起来了。
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黑户幼儿园？有专家估计，就北京地区而言，其数量与正规幼儿园不相上下。而一个可供佐证的事实是，近年来时有黑户幼儿园挤垮正规幼儿园的事情发生。
黑户幼儿园的大量出现，自然与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有关，但却不仅仅是监管不力的问题。说到底，有关部门似乎也拿他们没办法：正规幼儿园远远不够，只好由黑户幼儿园来承担部分学前教育功能，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最基本的幼教服务。如果严格取缔，恐怕影响社会稳定。时间久了，只要他们不出事，也乐得睁一眼闭一眼。
幼儿入园率仅47.3%
春苗幼儿园仅仅是万千家庭幼儿园的一个缩影，独特的体制背景成就了这样一批批靠开办幼儿园发家致富的投机者。不过，在很多教育专家看来，黑户幼儿园、天价幼儿园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政府增加对学前教育投入，为更多的适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才是目前最为迫切的任务。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幼儿教育发展起点低、速度慢、入园率低。作为缓解政府投资不足的一种替代性办法，民办幼儿园得到了政策的大力支持。虽然《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也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举办幼儿园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同时也指出“举办者筹措的经费，应保证保育和教育的需要，有一定比例用于改善办园条件，并可提留一定比例的幼儿园基金”。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北京市学前教育管理条例》也都规定，“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国家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学前教育，也允许取得合理回报。”
“合理回报”的规定成了民办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政策依据，与此同时，“合理回报”也为开办幼儿园预留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盈利空间。伴随着民办幼儿园的繁荣发展，“高收费”、黑户幼儿园等问题也逐渐凸显。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注册幼儿园12.9万所，其中民办幼儿园7.76万所，占全国总数的60.12％，如果再加上未被统计的黑户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在数量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公办幼儿园。
冯晓霞教授分析，民办幼儿园所带来的整体化“公益性缺失”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对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优越的人群来说，可以上公办园，也可以上更能满足各自独特需要的民办园；而对于社会中等以下收入阶层的家庭，只有选择那些低价低质的民办幼儿园；对于那些最贫困人群来说，根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冯晓霞教授指出，学前教育诸多问题的根源，是政府投入严重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幼儿教育经费仅占全部教育经费的1.2～1.3%，而国际平均水平是3.8%。2004年，欧洲有十几个国家学前教育的经费已占到教育经费的10％以上。
“市场的门对于最贫困的人群来说其实是关着的。”冯晓霞教授反复强调“政府的责任”，她认为，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到有一定品质的学前教育，在中国，只有政府能够办到。“政府的投入应该保底，确保弱势人群接受一定质量的学前教育。”
5月20日，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号令主办的学前教育专题研究会上有专家指出，虽然全国儿童学前3年入园率在2008年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但是数字也仅为47.3%，学前教育已成为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专家们一致认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幼儿教育进行“跨越式”的认识和支持。
记者发稿前一天，张园长发来短信：“望京那边已经谈妥，择日开园，欢迎参观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