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撰文/张莎莎
五月18日，审计署发布第3号审计结果公告，披露了各地方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央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中，由于一些基层银行审核把关不严，一些企业利用虚假合同和发票办理票据贴现，部分贴现资金被存入银行谋取利差，而未注入到实体经济运行中。 自去年11月中央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市场上贷款量激增，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元，达到了去年全年贷款规模的92.2%。 大规模的信贷资金并没有完全流入实体经济，有少部分资金向其他渠道分流。审计署此时将问题披露，意味着什么？这会对我国信贷政策、银行和企业的具体行为，以及国家的整个经济运行产生什么影响？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 信贷资金是否流入实体经济，问题不完全在企业 数字商业时代：审计署发文披露信贷资金部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业内有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怎样才算流入实体经济的范畴之内？ 赵锡军：这个问题要从两个部分看。一部分是能够区分出来，有一些是很难区分出来的；有的环节能区分出来，而到另外一些环节就区分不出来。所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讲，有些是模糊的。 从空间上，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资金是统一的盘子，从银行贷款的时候是流入资金，但是在用的时候就混在一起用了。从时间上来讲，立项之初和最后使用资金时的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企业原本想投资钢铁，但中央政策突然限制钢铁扩大投资，那么企业就不得不把原来的项目进行调整。要是企业有总公司和分公司，内部资金往来就会更加复杂。 数字商业时代：造成这种模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企业是有意还是无意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赵锡军：资金来源太单一。现在企业只能从银行这个渠道获取信贷资金，如果企业可以从其他地方筹集到资金，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看信贷资金是否流入实体经济，不能完全把问题归在企业身上。 市场环境好时，企业需要钱投资后才会有回报，这样企业才愿意去筹集资金。当市场发生变化以后，已经获取信贷资金的企业，如果继续把钱投入到企业里，就可能会产生亏损。所以企业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对企业来讲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对于银行，这是不允许的。银行贷款给企业必须要专款专用，所以两者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这个问题政府很难解决。这就是说，有些信贷资金无法清晰界定。 银行放贷避免重回老路 数字商业时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规模的信贷资金会给银行带来多大的风险？是否会加大坏账几率？ 赵锡军：风险要从两方面来看。国家现在要求贷款的项目将来不一定没有风险，银行自己贷出去的项目将来不一定有风险。目前来说，国家现在投资的项目有些可能就是为了刺激经济，将来未必有很好的回报，所以这也存有争议。 但如果说政府的项目将来会有很好的回报，而银行未把信贷资金投入到政府的项目，这有可能是银行没有落实好政策。另外，如果银行把资金给了别的企业，企业有风险时，进而也会增加银行的风险。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政府的项目要求银行发放贷款，如果贷款出了问题，是银行承担还是政府承担？政府承担，那就又回到90年代的老路去了。现在银行发放贷款，不管好坏，都应该由银行自己承担。 不能一棍子打死票据“空转” 数字商业时代：在今年一季度新增的1.48万亿票据融资中，存在“空转”的现象，未流入实体经济的占比大约为20％，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赵锡军：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这跟企业的资金来源狭窄有关系。企业需要资金，如果资金的来源比较广，那就可以从银行、证券市场及其他地方广泛筹集资金，不必要指望着通过发行票据来融资了。 问题是股票市场不景气，银行贷款看则宽松，实则严格，企业需要资金，债券又发不出去，那就只能发票据，用中期票据来替代贷款和公司债。但问题是企业往往是以比较低的利率来发行票据，融到资金以后却不一定用出去，可能回过头来又把它存到银行，或者是以比较高的利率做别的事情，又回到银行了。因为票据的利率比较低，所以资金没有用出去，只是“空转”了一下。 数字商业时代：票据“空转”的危害是什么？ 赵锡军：从政府和银行的角度讲，如果信贷政策没有很好地执行，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执行就会打折扣。银行如果说没有把贷款政策落实好，也可能给银行带来风险。作为企业，如果把资金用到房地产、金融市场这些容易过热的领域去投机，那会助长金融市场的不安定，危害就更大。反过来说，如果企业没有按照政府贷款和票据指定的用途，而是用到更好的地方，或许效益更好，所以要看企业具体把资金用在什么地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票据“空转”。 银行经营好坏和国家无关
数字商业时代：就审计署此次披露的问题而言，政府、银行、企业谁的责任更大一些？三者在这个问题出现的过程中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赵锡军：原则上来讲企业怎么用资金、银行如何发放贷款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企业、银行都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所以银行经营好坏和股东有关系，和国家没关系。 但我们现在处于一种不能完全分清的状况。一方面我们有很多企业是国有控股，很多银行也是国有控股，国家作为股东影响银行的贷款，影响企业的决策。另一方面，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以后的效果，都需要通过银行和企业表现出来。比如说制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实施4万亿元投入计划，国家投1.18万亿元，让企业跟进投3万亿元。国家投了一部分，企业也要跟上去才能满足、才能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银行也愿意贷款配套，企业才能完成这个投资。从这个角度讲，国家、企业、银行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分得清楚，但实际上又分不清楚。 数字商业时代：在审计署下文不久，银监会就《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可见政府对信贷资金的关注度。在这种监督、规范下，一季度的信贷资金高潮是否会就此终结？如果继续高速增长下去会对银行产生什么影响？ 赵锡军：这要看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们是反周期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形势没有好转，那么政府要不要采取措施是没有答案的问题，一切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如何发展。如果现在已经见底了，那我们国内可以政策调整了，但是没有人敢断言现在经济已见底，政策也就不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放贷高速的前提是经济的恶化，如果经济好转越来越明显，那肯定不会去大量发放贷款而是收缩。客观看待这个问题，中央银行应该有各方面的准备：经济好转时有收紧政策的预案；要有近期继续维持现状的预案；要有形势恶化，使国内经济进一步受到影响，需要加大刺激的预案。 赵锡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与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市场、证券投资与金融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