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龚伟同 2000多年前，一位老者去见梁惠王。礼贤下士的梁惠王恭敬地向他请教：“您不远千里而来，想必是有什么妙策有利于弊国吧？”不料老者并不买账。他直截了当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大概意思是说：您何必要说利呢？我只想跟您谈谈仁义而已。您问怎么样才能对您的国家有利，大夫问怎么样才能对他家有利，普通老百姓问怎么样才能对他自己有利，从上到下，大家都去争利，国家就玩完了。 这位老者就是孟子。今天，当我们以另一种目光重新审视这个小小的星球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类社会时，这位哲人一句朴素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竟穿透千年时空，在纷纭世事的尘霾中兀自闪烁着。无数事实证明，当财富取代正义和道德成为被膜拜的神物时，我们将不得不咽下纵情逐利的苦果。 所幸的是，人类的自我修正功能仍未丧失。在商业界，一批先行者正在泥泞的路上跋涉着，冀望用一种崭新的价值观来温暖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冷酷，让人性的光辉持久地照亮商业社会的阴冷角落。 社会企业告别零敲碎打 星星之火往往是在不经意间逐渐成为燎原之火。 2009年3月6日，德国巴斯夫公司和孟加拉的格拉珉医疗保健信托基金公司宣布合资成立巴斯夫-格拉珉股份有限公司。在孟加拉这样一个容易被商业遗忘的地方，如此一个商业事件很容易被人视而不见。然而，看似平常的背后却蕴藏着不平常，因为巴斯夫-格拉珉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寻常企业，而是一家“社会企业”。更为不平常的是，由于化工巨头巴斯夫的介入，原本被视为零敲碎打式试验的社会企业开始涂上了一抹宏大的色彩。 格拉珉医疗保健信托基金公司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穷人银行创始人尤努斯旗下的公司。社会企业的概念和实践正始于尤努斯。按照尤努斯在其《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一书的解释，社会企业是指由更宏大的使命驱动的营利性公司。社会企业区别于普通营利性企业的特点是它兼有私营部门的活力和创业精神，通过市场经济筹集资本，有产品、服务、客户、市场、支出和收入，但它却以社会利益的原则取代了利润最大化原则。 巴斯夫-格拉珉股份有限公司并非尤努斯关于社会企业的第一次探索。在此之前，他已与达能进行了类似合作。2005年10月，达能集团CEO弗朗克·里布邀请尤努斯访问巴黎。期间，尤努斯建议双方成立一家“革命性”的合资企业，并采取一种混合的新组织结构。2006年，达能集团与格拉珉公司各出资一半，成立格拉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2007年2月，合资公司正式投产。开业仪式上，格拉珉－达能食品有限公司还邀请法国著名球星齐达内出席造势。 像尤努斯的穷人银行一样，两家企业规模都不大。格拉珉-达能公司的法定资本是367万美元，而实收资本是110万美元，其第一座工厂的建造仅投入了70万美元。巴斯夫-格拉珉公司更小，初始投资仅20万欧元。
从产品层面上看，尤努斯与达能和巴斯夫成立的两家社会企业都有很强的社会针对性。格拉珉-达能目前专门生产营养强化奶酪，巴斯夫—格拉珉主要生产食物营养添加剂以及具有防疟疾功能的蚊帐，目的是改善孟加拉人的健康状况，尤其是营养不良状况。 它们与普通企业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追求赢利，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其赢利只是为了可持续的发展。以格拉珉-达能公司为例，该公司必须自负盈亏，不过像非营利组织一样，其驱动力是某个非商业性事业。如果进展顺利，其投资者能够象征性地获得1%的分红，其他利润则投入到企业的扩大再生产中。巴斯夫-格拉珉公司与此类似。巴斯夫表示，成立合资公司目的是改善孟加拉国贫民的健康和商业机会，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弥补自己的成本，并补偿合作伙伴的最初投资。 仅从商业的角度来考量，这两家社会企业无异于在一个贫穷卑微之地开放的两朵稚弱小花，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一股微微的清气，尽管我们还很难说社会企业这种形式最终是否会开遍天涯海角。 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 这两家公司承载着尤努斯的社会理想，也折射出商业界正在暗涌的价值观革命潜流。 尤努斯在谈到格拉珉-达能公司的首家生产厂时说：“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厂，但它传递出了重大信息。”达能公司CEO弗朗克·里布也说：“我们在挣钱的同时也能做好事。我深信，人类的未来在于我们开发新商业模式和新型商业公司的能力。”巴斯夫董事长汉布莱希特则指出，社会企业是巴斯夫的新商业模式。他说：“社会企业是一种利用价值创造价值的绝好方式，巴斯夫正在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的合资企业不仅将为解决孟加拉的社会问题提供长期帮助，还能让巴斯夫开拓新市场和顾客群。” 显然，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缺陷。长期以来，利己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身份证，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导师艾·兰德就宣扬自私自利的种种优点。他声称，替别人着想其实只是我们本能自发的一种感觉，自利才是唯一合理的再分配机制，而社会所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要求，都会侵犯我们的自主权。前花旗CEO李世同则认为，利己主义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金融市场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调节器；政府的经济职能应限定在保护财产权与履行合同之内。这三者被约翰·凯称为“美国商业模式”。 美国经济的成功成为美国商业模式及价值观滥觞的推动力。一些企业高管打着自私自利同样有利于社会福祉的旗号大肆敛聚财富。AIG就是一个典型，在公司吃着救济的同时，经理们却公然将救济款以巨额分红的形式塞进个人腰包。在这些人的价值观中，贪婪是有益的，好人最终都会完蛋。 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促进了西欧和北美的工业、技术和社会进步。正如萨缪·鲍尔斯在《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总体结果总是和每个人的意图形成极大差异，有时候结果更好，而有时候结果却更差。换言之，逐利既可能增加每个人的利益，也可能适得其反。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系统。当一个社会成为疯狂逐利的声色之场，这个社会终将人人自危。因此，近年来，对资本主义天生缺陷的反思不断深入。 美国商业模式的受益者比尔·盖茨2008年1月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疾呼，要塑造一种新形式的“创造性资本主义”。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产生了改善数以亿计人生活的重大创新，“但是要想趋利除弊，我们还要对该制度进行重新塑造”。尤努斯在对资本主义的缺陷进行分析时表示，传统的资本主义取得的结果有限，因为它只是以狭隘的目光来看待人性，它假设人性是一元的，只关心利润最大化，而没有认识到人还有其他的需求。 资本主义的自利性在企业尤其是公众公司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一些管理学者看来，这与企业模式有密切关系。公众公司采取被称为以股东为中心的模式，在许多时候，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但它也导致了前花旗集团CEO约翰·里德所说的由对冲基金、股票期权和证券分析师构成的“短期压力铁三角”，迫使企业不得不追求短期利润。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金融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本世纪初美国企业治理丑闻暴发后，社会责任成为许多企业的时髦口号。应该说，社会责任的确是对企业逐利行为的一种修正和自我约束，但这种修正如同先伐木再种树，先污染再治理。因此，一些人提出改革传统企业模式，实现逐利与社会目标的和谐共存。尤努斯指出，尽管赚钱是人性中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唯一的，因此在开发经济结构时，必须要考虑到关怀、分享、同情等人性。在此背景下，社会企业应运而生。 按照尤努斯的设计，社会企业既有别于一般企业，也不同于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他认为，非营利组织虽能够产生社会效益，但自我维持性不强，侧重于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的优点在于既能实现社会回报的最大化，同时又能够自我维持。此外，由于其收益的大部分将重新投入到企业中，社会企业便有可能在社会上进行同类复制，最终达到改变社会的目的。 从长远来看，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才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其实，很多企业都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问题的症结在于旧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幸运的是，一些企业愿意通过自己的尝试逐步影响规则的改变。达能CEO里布说：“如果人们越来越穷，穷到买不起东西，那我的企业也就危险了。我们不能总是从短期考虑。”他认为，发展是关键，是消除贫困的唯一方式，但是当发展制造了贫困时，当财务结果成为极少数人的目标时，公司的存在亦将受到威胁。 社会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治理结构、资本结构和薪酬结构都是围绕着双重任务进行设计的，正是这种结构使它得以追求更为高远的目标。 小国寡民模式： 崇高理想与生存压力 作为一家社会企业，格拉珉-达能设定了4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开发出有高营养价值而且穷人能买得起的产品；第二个目标是改善所在地区的生活条件，包括工作、收入水平等；第三个目标是保护环境和资源；第四个目标是确保可持续的经济活动。 格拉珉-达能生产“硕体多”（Shokti Doi）牌营养强化奶酪。Shokti Doi在当地语言里是指“能使人强健的东西”。这种奶酪每80克就能提供一个儿童一天所需的维生素A、铁、锌和碘等营养。尤努斯希望通过这种产品，改善孟加拉人口特别是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 孟加拉的整体收入水平很低。有数据显示，该国37%的人口每天收入约为1—2欧元，22%的人口收入每天不足1欧元。为了让一般贫民都能买得起，格拉珉-达能将“硕体多”的价格定为5塔卡（约6欧分）。 格拉珉-达能设计的社会利益还不止于此。尤努斯希望，通过该项目能够增进孟加拉的就业，特别是妇女的就业，最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工厂建设、维护、牛奶采收管理、奶酪生产等方面，格拉珉-达能使用达能的技术知识，而产品的营销主要是由被称为“格拉珉女士”的妇女直接从公司的生产厂进货，走街串巷销售。这些妇女是格拉珉银行的顾客，通过兼职销售奶酪，她们也能增加收入。 为了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格拉珉-达能公司的博格拉工厂降低了自动化程度，使工厂能够使用那些技能不是很高的员工。在生产奶酪的同时，为保证奶源，公司还派兽医为养殖户提供检查服务。该公司还准备发展大约500个迷你奶牛场，每个农场大约只有3—5头奶牛。这些奶场将由格拉珉公司和格拉珉银行提供小额信贷支持。 不过，高远的社会理想还必须面对严酷的现实考验。尤努斯与达能和巴斯夫试验的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竞争力。不论是格拉珉-达能还是巴斯夫-格拉珉，都是采取小国寡民的方式，这点从其产品的单一性和简单性就能看出来。在生产能力方面，至少目前看来也仍有很大局限。 格拉珉-达能公司第一家工厂位于距孟加拉首都达卡西北220公里的博格拉。工厂建筑面积仅有800平方米。按设计产能，该厂每天能生产3000—10000公斤奶酪，年产约3000吨。实际上，目前其每天的产量约为1000公斤左右。其产品也只在博格拉地区销售。要覆盖整个孟加拉，大约还需要50多座这样的工厂。格拉珉与达能打算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这个目标。 工厂的设计也有违西方现代管理原则，采取了以人力为主、自动化为辅的方式。它使用的技术都是能够很容易由当地人员维修的技术，其目的是尽最大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工厂有自己的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以及太阳能发电设备，照明则使用沼气。但是，为了保证赢利，工厂又必须控制员工数量，因为社会企业作为企业的一种，并不能回避企业问题——利润和竞争力，否则它将很难存在和发展。 另一个问题也是尤努斯不得不考虑的：他的试验会不会成为别人逐利的新机会？这已不再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能。尤努斯从1976年开始进行微额贷款的试验，1983年成立第一家银行。他的成功也刺激一批银行开展了微额贷款，目前仅中亚地区就有1000多家微额信贷机构。在印度，小额信贷客户过去几年上升了10倍左右，到2007年底已超过1000万人。随着该行业的发展，尤努斯当初开展小额信贷的崇高理想也在无形中遭到了亵渎。在墨西哥，一家微额信贷银行就打着向穷人贷款的旗号行着高利贷之实。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产生于小国寡民的社会企业采取了小国寡民的模式，其模式本身或许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种尝试本身却契合了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因此，纵然其摇曳的微光会被社会风雨扑灭，却必定会以其他形式留下未来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