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高昱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但除了5月4日变成为中国青年人特设的节日，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四”运动，“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在90年后的今天“五四”还留下什么熠熠生辉的遗产？这些设问，怕是早已远离我们繁乱操切的大脑。 从政府管制的角度讲，1919年5月4日这一天发生的是一场示威游行和随之而至的一场骚乱：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数千名北平学生齐聚天安门表示抗议，继而先是游行至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其后队伍高喊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名亲日派政府高官的口号，冲进4年前参与对日交涉二十一条的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宅院，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砸烂了这位交通总长家里的瓶瓶罐罐，在纵火时遭到警察镇压。“五四”的冲突迅速蔓延为全国性罢课、罢工、罢市，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并满足学生部分要求。当时的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认为这次成功的学生运动意义首先在于其“直接行动”精神，毛泽东也将“五四”运动看做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有识之士因此不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社会，让一大批爱国青年觉醒和团结起来，成为下一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和领导核心。
但不得不说，这次注定被符号化的爱国运动，带来的是一场你死我活式的苦涩的革命——“直接行动”起来的青年们分成两个对立阵营，开始了长达30年的殊死对撞。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却吹响了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号。 国人对新文化运动从无异议，即“主将”所言，对民主与科学的梦想和追求。思想解放呈现出的百花齐放，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可见一斑，拖辫子的辜鸿铭，力推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一生质疑主义的胡适，左派激进如李大钊、陈独秀，旧派文人如黄侃、姚仲实，同时登台教授，“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但是“五四”运动将这场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变成了政治革命，如同李敖20年前写就的一篇纪念文章所言，“五四”带来的排山倒海，“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忍不住了，纷纷忘了他们真正的深远的使命了，他们不怕‘任重’，但却有点嫌‘道远’了。最后，他们终于暴露了狂热的本质，选择了求近功的反应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头，投身到党派的阵营里”。 这绝不奇怪。严酷的内忧外患，让大部分精英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认识到，先文化启蒙和个性自由，再从思想集市中以多数决的民主，选择政治革命救中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救亡图存的梦想和追求，覆盖了民主科学的梦想与追求，起而行之，成为青年们的热血选择。如果说这是历史逼仄下的必然，那么青年们和沉默的大多数以热血之躯买来的教训，必要换回今天的进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与代价，中国终于获得了和平崛起的机遇，那么，90年前被迫抛却的那部分梦想与追求，该是到了彰扬践行的时候了。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让我们重新续上赵家楼前青年们毅然放下的薪火。 那是2000年前孟子所言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那是100年前陈寅格座铭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那是30年前北岛写下的“我-不-相-信”，那是20年前罗大佑响彻的“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我们该反抗的不仅是封建与专制，更是传统的吃人与信仰的暴力——传统与信仰并非贬义词，但数不清的残酷早已证明，人都有着无比顽固的皈依冲动，即使那些总是以叛逆形象出现的青年运动，何尝不是身陷高破坏性的集体狂欢而不可知？ 10年前的5月9日，我告诉自己以一个新闻报道的记者身份，来到抗议南联盟使馆被炸的游行现场，然而很快便置身于涌向美国大使馆的队列之中，面前是勉力阻拦的武警战士，左右和身后是群情激奋高呼口号的学生。一个小时后人群散去，我才发现裤兜里的第一部手机不翼而飞。10年后的今天，将这段历史大事件中的蕞尔个人史见诸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对集体记忆的抗拒，我更希望让那些大义之词在阳光下褪去过于浓烈的色彩。自1919年5月4日以来曾经遮挡的天空，有着过往和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