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者 陈楠 去年10月底，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的一家小小复印店里，一刻不停的打印着一份份数百页的“政府策划书”，在寒冷的季节已经有些烫手。这几天，打印店的道路两旁都停满了挂着津、冀、琼、辽等地牌照的奥迪车，车上下来的操着各地口音的人西装革履。时隔几个月小店的主人还能记起这些人的身份，东北某钢厂负责人、湖北某地的交通局长、四川省发改委代表 这些官员的目的地都是小店对面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几天之后的11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公布了4万亿经济振兴计划。 “跑部钱进”早已不是阳光下的新鲜事，但如此规模的集体动作，还是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北京的街头一景。绿色和平组织项目总监施鹏翔遗憾地告诉《商务周刊》，这么大规模的新增投资里，仅有不到10%用于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他更担心，为了保住8%的增长目标，“绿色”将在经济的寒冬中被彻底忽视。 这场据说80年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让发达国家的环保人士略微松了一口气。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指出，全球性经济危机将使民众压缩过度膨胀的消费，这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计算出此次危机将使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预计值低3%。 但中国的现状则可能恰恰相反。 4万亿，增长与环境 4万亿带来不仅仅是增长，还有环保压力。一位接近发改委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去年10月，由于地方政府意识到必须赶时间抢占先机，“提出的很多‘策划书’实际上都是以往申请过的老项目，其中一大部分还是以前环评不达标没批下来的”。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项目的具体信息，但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自然之友通讯》上的一篇访谈文章印证了该说法：“现在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项目批准的速度过快。有些高污染、高风险的项目，也在这次投资过程中被夹带过关。而这些项目有可能造成环境的隐患。” 马军也没有透露他调查发现的具体项目，上述人士表示，为了能够通过环保评议，这些项目在申请过程中进行了修正，但无法得知修正的范围和结果。他认为为了“保增长”的“特事特办”，又给了这些项目死灰复燃的空间。 “尽管国家环保部没有放开环保的防火墙功能，但一些地方政府借扩大内需加快审批速度之机，还是将‘两高一资’项目的审批权层层下放了。”绿色和平项目总监施鹏飞对《商务周刊》说。 “两高一资”项目，即高耗能、高污染和消耗资源性项目。去年11月26——28日仅三天时间，环保部就连续召开了两次项目审议专题会议，批复了93个项目环评文件，其总投资额达2600多亿元。 相比此前几年国家环保主管部门高调掀起的“环保风暴”，此时的环保部更像是一个按规定必须要走的“摆设性程序”。从强项的“绿色看门狗”重新恢复到“橡皮图章”，这种突然的转变虽在意料之中，却也让人很有些不适应。 国内著名环保NGO自然之友的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还指出，一些项目不属于“两高一资”产业，但不代表它们就对环境没有污染。作为促进就业和带动地方经济的重点工程，铁路和公路项目是最先得到审批的。发改委在公布去年1000亿已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时曾明确表示，“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哈大、武广、南广、贵广等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加快建设，高速公路路基桥涵工程加快施工”。“但这些大量上马的基建项目也对环境有不可忽视的威胁。”张伯驹说，“在整个经济提振计划中，我国准备投资1万亿兴建道路交通建设，其中有些甚至是在自然保护区进行道路施工。从历史上来看，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令人担忧。” 振兴新能源是继4万亿经济提振计划后中国政府对经济打的又一支强心针。除了风能、太阳能两大主力军，包括垃圾燃烧发电在内的很多其他能源方式也在早前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绿色能源范畴，享受国家的相关优惠政策。 “垃圾作为一种生物质能，将其燃烧用于发电，可以有效节约化石能源，余热发电的同时也大大避免了燃煤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总经理石艾帆表示，“高安屯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垃圾转换能源技术，利用余热转换成蒸汽发电、供热，产生的烟气经过处理后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二英的排放浓度仅为国家标准的1/10，可以达到欧盟标准。” 但事实是，自该发电厂投产后，周围小区的居民就从未停止过对其排放有毒废气的控诉。“每天晚上11点，我们都能闻到一股臭味，有些人还有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家住附近小区的一位曹姓居民告诉记者，“从入住开始，很多人就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甚至去上访和当街示威。” “因为垃圾填埋法对大气、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我国正在想办法让其进入使用的尾声阶段。在它的继任者候选名单中，垃圾焚烧法因为占地面积小，受到了广泛关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告诉《商务周刊》，“但其不是治理污染，而是污染转移的一种行为。” 通过焚烧将固体垃圾的体积减少不足50%，只是一种视觉假象。数据显示，燃烧一吨垃圾将会产生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其中包括一级致癌物二英和多种温室气体。“把固体垃圾变成气体污染物，垃圾只是在形态上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没有变，甚至危害性更强了，会引起周围民众的不安。人们在多年实践中发现焚烧法并不科学，国内外都在努力萎缩这个行业。”赵章元说。 面对来自多方的质疑，国家发改委在今年4月29日表示，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央在分两批安排的新增投资2300亿元中，安排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230亿元，比重占到10%。这比最初从4万亿投资中仅仅分出2100亿元，也就是1/20来发展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稍有进步。 “为了保证GDP达到8%，环境、生态在整个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份额从1/20到1/10，也就是从末位上升到中游，对于修复历史遗留，以及正在进行的项目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仍显不足。”张伯驹苦笑着摇头，“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这个计划是为了提振经济、而不是为了环境保护制定的。” 曲线增长的温室气体 当中国的环保大业因为这场全球经济冬天而多云转阴之时，发达国家似乎因为危机而迎来了环保的春天。欧盟环境署提供的欧盟温室气体交易计划数据显示：2008年欧盟27国核实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从2007年的21.65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降到了20.50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工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量从5.992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降到5.74千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除了金融危机致使很多制造工厂破产停工，选择更加节能的汽车、减少消费在内的绿色生活方式也被认为是经济危机给环保带来的绿色副产品。“危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开始试着减少汽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使用量。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在这样做，这对温室气体的减少非常有帮助。”美国自由环保人士莉莉·怀特对《商务周刊》说。 在美国，个人消费所消耗的能源占全国总体耗能的7成左右，随着莉莉·怀特这样的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骤降，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速放缓明显。2008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22.1%，中国则以18.1%的比例排在第二位，但今年初美国将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位置让给了中国。 与此同时，美国更将“绿色经济”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新一届政府的态度与布什政府相比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奥巴马2月24日在国会发表上任后的首次演讲时强调，将通过一系列投资将美国转型为低碳能源经济。今年2月19日，美国公布了其经济复苏计划的能源与输送设备预算，其中清洁能源投资在经济复苏与再投资议案的预算中占到了500亿美元，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协会预计这将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 此前，美国作为老牌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却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在去年底的波兰气候大会上被点名要求在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上起带头作用。 现在美国已经不需要别人的监督了。4月17日，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行政官丽莎·杰克逊表示：“温室气体对未来有严重的危害，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其他5种温室气体可能对身体有害。国会批准环保署为排除这些危害气体直接得到拨款，而不用等预算草案获得通过。” 而早前布什政府对温室气体的态度则是：对二氧化碳放任自流，因为其不是有毒气体。在其当政阶段，环保署废止了加利福尼亚州设立车辆效率标准的权力。 “环保署下一步应该批准加利福尼亚州对于该项不合理政策的废止令，让尾气得到有效的治理，而至少还有15个州也会响应。”莉莉·怀特说，“奥巴马的这些环保举措实际上都是为了他提出的低碳经济服务的。” 中国与西方的这种鲜明反差，显然是与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在国际产业链条中所处地位不同所致。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同，中国是为世界生产的制造工厂，承接了从西方国家转移过来的工业生产体系，投资和出口对GDP贡献最大。也因此，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机制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在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必然还要产生更多的温室气体。“目前我国用于出口商品、投资消费和本国消费的能源消耗比例大致为2∶4∶4。”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钢告诉《商务周刊》，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基础建设工程，而我国目前占全国能源消耗4成的投资消费实际上就是对基础设施的建设。 “随着中央倡导的‘调结构’逐步产生作用，原来在出口产品上的能源消耗还要逐渐地向国内消费和基础建设投资这后两项转移。”李钢说。 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人均耗能只占美国人均数字的1/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一国居民能否享受到世界平均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人均资源占有量被看作一个关键指标。目前日本和韩国的人均钢蓄积量是10吨左右，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仅为2—3吨。“这说明中国人想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尚需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所以我国在人均资源占有量、温室气体排放量上还将有一个很大的增长幅度。”李钢说。 复兴的代价 对中国在经济发展中伴生的环境破坏的指责从未停止过。自然之友因为担心政府为了保增长、促就业而可能会支持环保管理松懈的水泥、钢铁和焦化等行业，并放弃新项目的环评“一票否决”，今年3月曾向全国人代会致信，呼吁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应该更多的开创中国的绿色和低碳经济，不应为了保护那些“两高一资”产业而放弃长期的能源保护和减排目标。绿色和平组织则更为直接的指出：“（中国经济刺激计划）投资中的绿色成分正在降低，其对在能源和减排项目上的投入进行了重新制定。” 可以想见，随着这个经济冬天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环境影响差异性逐渐凸显出来，戴上“世界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帽子的中国，将承受来自西方更多的批评。但是，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机构防治项目主管比尔·海尔对《商务周刊》表示，这样的对比并不公平。“任何一个政府提振经济的过程，实际上都是大量投资、大量耗能的过程，即使使用清洁能源，由其带动的一系列后续经济活动还是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以目前最为热门的新能源汽车为例，很多人选择购买油耗少的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而放弃了现在的燃油汽车，“但制造这些新车的过程也将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他指出，“西方国家此时的排放量减少只是由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造成的，因此欧洲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下降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复苏，也就是未来4—5年的时间里，排放量将会回到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 “事情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他说“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世界。” 一个可做佐证的信息是，欧盟环境署（EEA）发布的《2008年欧盟交通运输与环境》一文中强调，和工业、家庭以及产能等部门相比，欧洲运输部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量在经济危机中有增无减。 尽管航空运输也受到经济不景气和油价上升的影响，但是总体还是保持着令业界感到安慰的增长趋势。但另一方面，航空运输与海运过去10年里也一直是欧洲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最快的部门。“运输的最大客户——制造和消费部门受油价上升影响较大，但他们也只是通过技术革新和转换成更加高效的交通工具来度过危机，交通运输不可能被完全停止。”比尔·海尔说。 不论是遭遇经济衰退的发达国家，还是艰难攀爬的发展中国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通过发展低碳经济，也就是可持续经济来复兴或提振经济。中国、美国以及欧洲都加大了风能等新能源的投资力度。但使用新能源并不代表对环境的零破坏，比如我国正在大力发展并主要向国外出口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其生产过程中用到的硅晶片实际上属于“两高一资”产业，对国内生产地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 “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享受到的物质文明都是建立在过去对环境破坏的基础上的，中国只是在经历发达国家过去的发展历程。”比尔·海尔指出。 见多了环境在经济发展的权衡中被舍弃案例的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慨叹到：“其实我国环保事业社会地位的提升基本都是出现在经济的上升期。”去年3月 15日，国家环保总局在这一轮经济周期最后的高歌猛进时刻“升部”成功，环保也走上了它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地位。但随即，这份很有前途的事业便随着经济下滑而同步高台跳水。现在，环保人士们最大的愿望或许是这个经济寒冬尽快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