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
外汇储备不是财政收入 无论是在“银行概览”和“货币概览”中，还是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国际收支表”中，外汇储备都是作为资产（国外净资产或储备资产）计入的，于是，在实施强制结售汇的我国，当大部分外汇储备为官方储备时，很多人都认为，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一样，是政府资产或者国家资产，自然可以作为政府收入来使用。事实上，用外汇储备充实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就是按照这种观点进行的一种操作。然而，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企业和居民交纳的税款，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因而构成政府收入或者政府资产，而外汇是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经济活动的所得，在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必须把所得外汇卖给指定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再在外汇市场上将超过头寸限额的外汇卖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在取得外汇的同时，要增加相应数量的本币发行。可以说，央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从企业和个人手中取得（购买）的，因而外汇储备成为央行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官方外汇储备表面上是一种铸币税，似乎可以构成政府收入。然而，铸币税通常是指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货币发行，而过多的货币发行迟早会带来通货膨胀，因而，超经济发行的货币被称作通货膨胀税。这实际上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外汇储备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区别在于通货膨胀是直接的和公开的，外汇储备是间接的和隐蔽的。 可见，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不同，财政收入是真实的政府收入，外汇储备不仅不是政府收入，而且是央行对老百姓的负债，在银行的账户体系中，一方面记作资产，另一方面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负债项目存在。自从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讲了“谁要使用外汇储备都得拿钱来买”以后，这一点似乎有了一点认识，否则，财政部也不会发债购买，但在上述的部门争夺中仍然可以看出，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风险，或者说，其中的风险并不由各部门承担，因而，大家才来争食这块“唐僧肉”。 反思外储的投资 有人把中国与日本相比，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与日本不同，因为日本政府有大量国外债权，而中国却借了不少外债，据此断言，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多，其实，更为重要的区别和判断依据在于，日本外汇储备的巨大规模和不断增长是市场交易的产物，而中国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再加上，央行是外汇市场上的最大买家，其外汇储备的巨大规模和不断增长，则是央行管制的结果。如果再考虑到中日两国国情、国力、发展水平、体制结构的不同，以及外汇储备本身来源、结构和使用效率的差异，巨大的储备规模在日本也许不是个问题，而在中国则成为经济内外失衡的集中表现。
随着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引起了内外经济失衡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于是，有人又把多余的外汇储备当作不良资产，急急忙忙地要加以处理，目前的一些做法中不能说没有这种想法的印记和痕迹。其实大谬。所谓不良资产，在实体经济中表现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在货币经济中表现为金融机构的无法清偿的呆滞资金。外汇储备是一种尚未使用或者低效使用的重要资源，不仅具有很好的流动性，而且具有较大的盈利性，关键在于如何安排和如何使用。怎么能与不良资产划上等号呢？外汇储备过多，带来了很多问题，应当认真对待，但绝不是可以随意扔掉的包袱，怎么能当作不良资产来处理呢？ 把一部分外汇储备拿来投资是一个重要选择，但也必须慎重从事。提出“走出去”的方针是对的，但一开始不可能是大规模的，否则会造成巨大损失；对外投资的主体和方式也必须有所选择，否则，还会重蹈覆辙。君不见，中航油在新加坡的石油生意亏大发了，五矿公司的铜交易也是赔本买卖。为什么国有垄断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很多都不成功，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是何主何从，总该心里明白；一次失误尚有情可原，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另作他图。我们有这种考虑和准备吗？ 治本之策在减少外储供给 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当然要扩大其使用渠道，不过，应当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和总体的安排。需要指出的是，扩大外汇需求是一个方面，是解决“流”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源”的问题，减少供给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只有标本兼治、源流相济，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过，还得从长计议，目前的问题也非短期所致，而是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政策长期实施的必然结果，其解决也非一日之功。如果我们把可贸易品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和非贸易品部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发展作一比较，其问题就不难明白。 改革开放以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及重生产、轻消费的计划方针下，服务业长期受挤，严重落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其发展有所加快，但落后状态至今尚未、也无法根本改变。尽管中国经济普查修正了以前的统计数据，服务业的比重有了提高，但到200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是40.67%，2005年下降到40.26%。而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只占35%，同年，印度和低收入国家占52%，中等收入国家占56%。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其主要表现是，服务贸易集中于传统服务部门，运输出口服务的迅速增长就是证明，而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却是金融、保险、咨询、电信等技术和知识密集行业。从1982-2005年，中国的服务贸易年平均增长15.9%，明显低于同期货物贸易的增长率，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下，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服务贸易长期逆差，2006年上半年的逆差就达56.9亿美元。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政策和体制方面。其一，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改革，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其盈利能力和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增强；其二，对外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使制造业部门更快地获得了市场、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增强了对经济资源吸引力；其三，我国对外向型经济实施了一系列优惠和鼓励政策，包括汇率低估、税收优惠、贷款倾斜、低地价、低水平劳工保护等，这也使制造业部门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增强；其四，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现代很多服务业部门，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讯、交通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现象非常突出。不仅这些部门的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有效改善，降低了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在严重的行政垄断保护之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总而言之，制造业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与服务业部门改革开放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资源配置在两个部门之间的扭曲、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的落后以及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 总之，解决外汇储备持续积累及其造成的内外经济失衡问题，需要从供给和需求、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可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外部真实汇率和内部真实汇率等方面入手，全面调整经贸政策，而不是简单地争夺外汇储备的使用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