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策划∕《商界》编辑部 执行/《商界》记者 鲁渝华 唐 亮 樊 力 蒋晓宇
站在开放的节点
三十年前，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有力地挥舞着他坚定的右手，而后，一项关乎国家命运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由此出台。在当时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险象环生下，这一而后被国际社会认为促使中国走上大国之路的决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尘埃落定。
30年后，中国在世人的惊叹中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经济奇迹。对内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对外大量外资的涌入以及境外市场的拉动，促进了这个一度在计划经济僵化体制中畏首畏尾的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三十年后，站在全球经济前沿的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风向标，整个世界格局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发生改变。
不可否认，当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是与改革开放伴生而至的各种问题。各种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而越加凸显，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着难以想象的障碍。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当许多人为“中国奇迹”赞叹的同时，各种怀疑、质疑、抵触也相应而生，以致决策者们放低了姿态，以一种理性务实的方式规划中国经济的下一步——“用改革解决改革的问题”。
改革又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口。一方面，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让全球经济受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遭遇挫折；另一方面，国民的居民储蓄居高不下，内需不足的“顽症”依旧根深蒂固；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小企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下，中国经济依旧在高增长低就业的轨道上滑行。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点，可以创造近两百万个就业机会，而到了现在，只有60万个。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军开始为生计问题而奔走。另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却是，2008年，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创新高，达到了7000亿元。电信、石油、金融、保险等高利润领域牢牢把控在国有资本手里。众多民营企业望而却步，经济活力下滑，反垄断以及要求放开市场准入的呼声言犹在耳。
而纵观中国经济近30年尤其是近15年的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过多地依赖了外部力量的拉动，过度地依赖了资源的投入。这种模式可用如下模型来描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要素红利（刻意压低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环境成本）+全球化红利=GDP高增长。这种被外界认为是用环境赤字、社会赤字和产业结构赤字为代价的“代工模式”，保持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增长。但在全球经济遇冷的不利局面下，决策者不得不用“科学发展观”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当下缺乏效率和活力的客观现实。
关于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第一是，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经济活动的减少，一旦经济活动增加，经济就会进入复苏的过程；第二，刺激生产应当着重刺激那些创造就业岗位能力较强的产业，因为经济衰退最大的威胁是严重失业。中国经济一直存在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现象：经济衰退时，国有企业表现乏力，民间资本逐渐活跃，并进入一些被国资垄断的行业，经济开始复苏；一旦经济进入繁荣期，国有资本又重振旗鼓，民间资本被挤出垄断行业，渐渐失去活力，经济则慢慢进入衰退期。
而在外贸遇阻、民企生存艰难、国有资本以垄断的姿态创造庞大的财富却不能创造同等就业机会的当下，对内开放成了因势利导并复苏中国经济的重要决策。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要打破垄断，把创造财富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把享受精神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权利和便利更多更好地赋予人民；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加快建设公共财政的速度，意味着一个更便宜更高效的政府，意味着把人民创造出来的财富更多更好地用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
对内开放，就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降低制度成本，企业的发展空间扩大、政策阻碍减少，经济活力的增加，就业人数的增长，内需的扩大；
对内开放，还意味着，改革更高层次的深入，政治文明的凸显，大国风范的成熟。
格局：开放之急
当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同时，特定经济模式下相应地催生了另一些问题，由此，实施对内开放这项大国策才显得重要而意义深远。
2008年7月，因为遭受到中石油的“断供”，民营的兴达加油站被迫歇业。而后，兴达加油站借力《反垄断法》，一纸诉状将中石油甘肃兰州销售分公司告上法庭。甘肃民营企业反垄断第一案一时沸沸扬扬，引起了强烈关注。不过，针对倒闭民营油企的诉请，被告中石油甘肃兰州公司从容不迫，对兴达加油站的诉请事项和理由，以“虚构事实、误读法律”作出抗辩。庭上，中石油的代理律师还指出该民营油企在歇业期间有违规的行为，已恶意侵犯了中石油的权利，下一步就此将提出反诉讼。
在中石油强大的反攻下，兴达加油站最终放弃了索赔要求并只求解除合同，一出小鱼告大鱼的纷争偃旗息鼓。
《反垄断法》在万众瞩目下出台，本以为民企可以找到发展的突破口，然而相反，一直在夹缝中生存的民企们通过不同渠道表达隐隐的担忧，他们认为虽然从法规上找到了立足的依据，但现实中，因为垄断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微妙的关系，民企想要轻易扳倒“潜规则”并获得发展空间谈何容易？！
——这的确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全文】
大国策：曲径通幽
对内开放这项重要的决策，一直在稳步地向前推进，当下诸多政策法规的出台，更是体现了决策者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
事实上，作为一项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经济活动乏力的重要决策，“对内开放”一直为高层决策者所重视，也曾在各个时期不断地向前推进。
2005年2月24日，国务院出台《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民营企业的平等准入、公平待遇问题第一次出台系统性的文件，史称“非公36条”。政策中明文规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规定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社会事业领域、金融服务业。
这一“对内开放”痕迹严重的政策一度极大地调动起了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被认为是民企迎来了新一轮投资的春天。
不过两年过后，经人总结，“非公36条”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理想。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调研后指出，“25个部委做了一些姿态，另外12个部委连姿态都没做。”难以落实的原因是有人认为政策很难以真正落地。比如，条文中明确规定，“深化电信、铁路、民航等服务行业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但现实中，谁来深化？谁来落实？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另外，政策还体现了决策者的犹豫，担忧由此引来对国有资本强烈的冲击。其后不久，针对民营资本的大举投资，国家果断地采取了宏观调控。颇具对比的是，2005年，江苏铁本的戴国芳在宏观调控下，违规进入钢铁行业，而最终获刑；反观这年的宝钢，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投资计划，却很快得以批准。
但传达出的可喜的讯息是，对内开放之门已经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开始悄然开启。
2007年3月19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中再度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入的服务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全文】
阜宁机场：先行之痛
他为私人资本进入国家垄断行业提供了范例，但其失败的经历却包括正负双重含义。
这是一个以一己之力挑战行政垄断的典型案例。
从千万富翁到债台高筑，从豪气冲天到浑身是病，东北人王学文，用13年的时间做了一场“机场梦”。在黑龙江省的绥芬河市，59岁的王学文是老百姓熟知的名人，而他的成名作是“个人投资建机场”。
1992年，东北汉子王学文辞掉工作从事对俄贸易，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的资产积累就达到了1000万元，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款”。
边境贸易越来越红火，人越来越多，很快交通配套的先天不足就显示出来。当时的绥芬河边境，只有一条公路和铁路，而过往车辆太多，倒爷们不得不为运输大伤脑筋。很多中国倒爷到了俄罗斯后往往“有去无回”，耗上几天后甚至不惜踩着人头挤上火车“挣扎”回国。王学文决定建一条空中航线。
1993年8月，王学文几经辗转拿到俄罗斯民航总局局长的亲笔信，找到中国航空总局申请航线，结果却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没有固定的机场，并且涉及国防安全，不可能给他单独开出一条航线。
几经努力之后，1994年6月，开通俄罗斯至绥芬河航线的申请终于得到民航总局默认。1996年6月11日，管理部门多次考察和论证，对他的航线特事特办，准许开通航线。
不过问题又来了。为了与航线配套，他还必须建一个机场。最初的王学文根本不懂机场，他以为直升机的起落，只需要找一块平地，用压路机压平就可以飞行了。“一步步审批走下来，才知道事情有多复杂。”王学文回忆说，为了拿到国际航线和机场立项的批文，他平均两天就要到省里跑一趟，至今盖了多少个章都数不过来。【全文】
衢常铁路：破冰之艰
衢常铁路一度被铁道部树立为“国内民营资本参与铁路建设”的样本，但即便进入了垄断领域，大门内的变数和回报难题也让民资黯然撤退。
很长一段时间，衢常铁路是作为民资闯入垄断领域的成功样本而闻名的。
常山是浙江省最西面的一个县，县内石灰石、石煤等矿产资源储量居全省首位，是浙江省内三大建材基地之一。基于该县的资源优势，绍兴民营建材企业光宇集团决定投资22亿元，在常山兴建日产3万吨水泥项目。但前提是必须有铁路运输，为此，常山县成立了衢常铁路筹建办公室，着手筹建衢州至常山铁路项目，光宇集团也从中参股。
——这开创了民资进入铁道领域的先例，无论从宣传还是示范，都有着比较积极的意义。衢常铁路筹建过程中，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曾专门赴衢州考察工作，并表示，铁道部希望该铁路为国内民营资本参与铁路建设“创造好的经验”。
2007年9月28日，连接浙江衢州和常山的衢常铁路正式开通。作为铁道部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点，衢（州）常（山）铁路的民资光环备受关注。很多媒体用“破冰”来形容衢常铁路修建的意义。
可是，令铁道部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衢常铁路接近完工之际，光宇集团却于2007年6月将旗下的常山水泥连同衢常铁路的股份一同转给了中国建材集团。随着光宇在衢常铁路的股份转让后，中国历史上首条由民资参建的铁路又重新回到了国资的怀抱。
“严格地说，现在衢常铁路已经没有民资成分了。”2009年3月，浙江省常山县政府对外宣传办主任郭永平表示。
其间的过程耐人寻味。【全文】
民生：国家出路
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强盛，实则民生经济崛起。而民生经济的崛起，则有赖于对内开放政策的推进。
这不得不提到一个民生经济的问题。1993年，比尔·克林顿先后调整税收、就业等国家政策，一场影响美国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刺激内需运动拉开帷幕；1998年，小渊惠三连续签署数十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项目，试图为内需扫路，阻止日本经济的衰退……
2009年，中国走到了改革开放30年的节点，刺激内需、经济转型已成为国家出路。
消费、投资、进出口，被称为国民经济三驾马车。对一个大国而言，消费是国民经济重中之重，体现一个国家真实的经济水平。
在美国，消费支出占GDP总额的70%，在法国和日本，这一比例分别为60%和55%。从全球范围分析，消费支出占全球GDP总额的比重也超过了60%。
然而，内需不振长期困扰中国，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足40%。相比而言，投资是中国经济最强原动力，占GDP比例高达55%。
这样的结构造成一种怪圈，民众缺乏经济活力，国家发展难以惠及国民。在有“中国窗口”之称的广东省，就有很多这样鲜活的例子：一些购物中心动辄占地几百亩，店铺数量数以千计。但是，这类足可容纳10万人购物的商场如同一座座空城，单日客流量超过1万人已纯属不易。毕竟，大多数广东人月收入仅仅在1500～3000元，撬动他们的腰包远比打开一个平均月收入超过3000美元的日本人艰难。
这是一个尴尬的对比。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GDP达到日本的50%，人均收入却不到对方的10%。国富民弱犹如一把锋利的刺刀，深深扎进了中国经济马车的内胎。
但中国比它们更为幸运。中国背靠的，是13亿人构成的全球独一无二的庞大市场，超过20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等待发掘。
中国人需要做的，只是借鉴历史，盛装出镜。【全文】
转型中国局
对内开放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谋求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
可喜的是，这种“对内开放”的积极姿态自2008年来，正在全面而深刻地发生着变化。
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了一个宏大的4万亿投资计划。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涵盖民生、铁路、公路、电力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旨在“解决就业，促进收入增长，保持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措施中更多地加入了民生色彩：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的投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
世华财讯首席分析师骆小明也强调了“民生经济”的概念。他表示，中国要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必须要发展民生经济。民生经济在经济学上没有具体的概念，可以理解为能够促进就业、促进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民众收入，比如说非公经济、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大力发展，这样中国的内需才会真正启动起来，经济活力会大大提高。
回过头来看行至2009年的国家政策，那些被我们认为垄断或拉动内需作用明显的领域的“对内开放”，也有了细化的明确的时间表和指导意见：【全文】
家电下乡：杠杆之力
“家电下乡”的惠农政策，对农民意味着更多的实惠；而对家电行业来说，则意味着一根撬动3亿人市场的有力杠杆，一个获取发展动力的新契机。
长虹无疑是这次“民生政策”的受惠者之一，“家电下乡”也为人们提供了如何拉动内需、实施“对内开放”的良好模式。
在四川许多城镇乡村公路旁，建筑物外墙上都涂满了醒目的墙体广告。“长虹美菱家电下乡”的标识硕大显眼，红底白字的宣传横幅随处可见，对这些地区的老百姓来说，“家电下乡”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彩电、冰箱、手机、洗衣机……最普通的村民家中，也随处可见家电下乡的产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近年来，家电行业正面临产能过剩、出口受阻、贸易摩擦频发的严峻形势。而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对家电还有着巨大的需求。在此之下，由政府主导，启动国内市场并兼顾惠及民生的一项“家电下乡”工程展开。
这项工程由政府主导，并对购买家电的农民采取贴现的政策，即购买一台家电，政府补贴价格的13%。同时，对上游的厂家，政府实行大宗采购，免去了企业下乡过程的各种营销和运营费用。低廉的价格撬动了农民的购买欲望，保障利润又无需太多投入的条件又吸引了家电企业的参与，政府的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展现。
据测算，连续4年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平均每年可拉动农村家电销售超过1500亿元，带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2.5个百分点，可实现“家电下乡”产品销售近4.8亿台，累积拉动消费9200亿元。农村消费市场开始成为了一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全文】
30年后：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没有发生经济危机。”
这是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的观点。话音未落，几天后，兰世立执掌的东星航空轰然倒塌，进入破产程序。兰世立义正言辞地拒绝中航收购的告白，同样余音绕梁。
宽泛而论，赵启正与兰世立，说的都没错。
改革需要不断地尝试，改革也需要不断地交出学费。虽然看似有人不断地悲壮倒下，但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只有中国在萧杀的废墟中依旧坚挺。那一刻我们热泪盈眶，改革的方向并没有错，对于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新经济体国家而言，探索者和吃螃蟹者都应被历史铭记，我们以宽容的姿态走下去，“用改革来解决改革的问题”。
然而，在这张盛世画卷之中，我们却难以勾勒出一张清晰的面孔。进入世界500强的那些光鲜的中国企业，分布在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电力等各个领域，都披着国字号的外衣，占据央企总利润的80%。与垄断国企高奏凯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100强民营企业自2005年便陷入整体盈利不振的困境。到2008年，“破产潮”、“失业潮”接连而至。你可以看作是一个急于赶路的经济大国不得已而为之，但你也可以认为，改革带来的问题已到了更需要改革的时候。
在这样的背景下，兰世立无疑成了一个悲情的注脚，对应的，是三大国有航空公司喜迎国资委注资的笑脸。
中国没有金融危机，也没有经济危机，但中国经济确实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瓶颈之中，这就好像一瓶即将用来庆祝胜利的香槟，开盖后却掺杂了苦酒的味道。
直觉告诉我们，30年来，国家标尺“开放包括对外对内的全面开放”发生了执行偏差。
回过头来，我们很难指责兰世立、王学文、光宇集团等等的瑕疵，他们进入垄断行业的尝试之所以失败，存在本身的原因，更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集团利益纠葛，企业身份的定义，依然在主导着中国商业社会基本的生死法则。
在决策者最初的模式构想中，一系列政策、资金的倾斜将鼓励我们的国企走出国门，驰骋海外。未料大多数国企安于国内，坐享特权，自身做大的同时，也挤压了人民造富的空间。这场扭曲轮回的最高潮，便是活力缺乏，内需不振，萧条弥漫。
轮回之中，悲情叠生。人们渴望新的起点，新的改革。这些人掀起的，不仅仅是一场打破垄断的试验热潮，更是一场对全商业、全社会、全民族公平、公正的启蒙运动。这里没有被打倒的对象，只有对民营企业家的抚摸，对民生的体恤。这场运动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对内开放。最先提出者，正是30年前，在中国的南海边上划了一个圈的伟大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30年过去了，我们又将迎来下一个30年，那首由诗人顾城创作，激励人们下海闯天下的诗歌，依旧在耳边回荡：
风，太大了，风
在我身后
一片灰砂
染黄了雪白的云层
我播下了心
它会萌芽吗？
会，完全可能。
如果说，1979年，我们的心向往着开放，那么2009年，我们播下的必将是中国崛起的种子。这一次，我们是从国家更长远的战略意义，来规划我们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就如同前序所言，我们要把创造财富的权利与便利，更多、更好地交付给人民，使民营经济从各个方面拥有与国有经济同样举足轻重的“劳动者地位”，让全体人民深刻感受到国富带给他们的荣光。
让人欣慰的是，王学文的阜宁机场并没有荒废，而是改造成为一所学校，校园里的荒草似乎告诉着同学们，这里曾经有过一个民营企业家，他的心中有一个冲天的梦想。
我们有理由相信，30年后，王学文的梦将成真，世界500强将涌现越来越多的中国追梦者。
一个开放并统一的市场，推动着这个崛起的大国继续前进，异彩纷呈；
一个民生改善、制度成本低廉的政府，引导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