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图／《商界》记者 白 灵
我恳请你们，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是中国最无助的人群；
还因为，其实所有人的祖先都是农民，我们只是先进城了一步；
还因为，中国计划经济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至今仍未改变，我们城里人在某种程度上都亏欠着农村人。
——出绵阳一路向西，那场巨大的灾难留下的痕迹依然历历在目，垮塌而来不及清理的“地震遗迹”、随处可见的板房学校、房屋上的一道道裂痕，恍如一切刚刚发生在昨天。沿着蜿蜒的安昌河逆流而上，记者要在河的北岸寻找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方碑村。以上一段文字伴随记者一路同行，引人深思。
写下这段文字的人，叫何志毅。他和他的伙伴们，正在记者所要抵达的目的地进行着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试验：借助地震的契机，以一个非盈利组织为纽带，搭建起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互助桥梁。从而让一个偏僻闭塞的村庄快速重建，乃至实现农业现代化，将全村人的收入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一个如此绝妙的计划，如果这个试验能够在方碑村取得成功，它甚至可以在全中国进行复制。我们所谓的“农村扶贫”，将再也不是政府或者某些机构的专利，而可以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运动”。
最快的重建速度
这个重建计划为我们的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能够弥补村民重建住宅的资金缺口，使村民早日重建家园。——方碑村村民委员会：《感谢援助，奋力自救》
要进入方碑村，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沿着绵阳通往北川的公路前行，到安县黄土镇的时候，就得下公路进入尘土漫天的乡村小路。最后，汽车还必须驶过枯水季节干涸的安昌河河床，才能抵达方碑村的村口。司机师傅极不情愿走这一段泥泞的河道，但是没有办法“这是最近的路，还好这是枯水季节，如果夏天河里涨水，还必须再绕十几公里才有桥通到对岸。”
看到这样的场景，记者心中充满了忐忑：在交通便利的公路沿线，许多村庄都尚处于轰轰烈烈的重建过程之中，方碑村是否真如外界传言那样早已完成了自己的重生？不过，随着记者走进这个村子，眼前的一幕很快打消了记者的担忧。
尽管进村的时候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不过在村子中，却有一条宽敞的水泥路贯穿东西。在路的两旁，数十栋整齐划一的两层小楼鳞次栉比。小楼的外墙均为白色，每座小楼上都悬挂着两串红红的灯笼。在这些小楼内，自来水、沼气、太阳能热水器，应有尽有。在这些小楼的附近，依然能看见许多工程在建的痕迹，但整个村子显得整洁而清新。
如果不是经过“艰苦跋涉”才能进村，你很容易误以为这里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小镇，而不是一个交通极为不便、经济也并不发达的小村。这样的情形，很可能只是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村落才能看见，而不是一个刚刚遭遇了地震劫难，户均年收入只有2.6万元的西部乡村。你很难想象，大多数村民都以务农为生，而且他们所经营的，仅仅是传统的种植业，玉米、油菜、水稻和小麦是这里的主要作物。
记者很容易就在小楼旁边的一间板房内找到了村委会的所在地——一面五星红旗在板房前高高飘扬。村支书李付军告诉记者，由于处于地震波上，方碑村受损情况极为严重。在全村435户家庭中，有407户人家的房屋完全倒塌，倒塌率高达95%。即使没有坍塌的房子，也几乎全部成了危房。
“多亏了何教授与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我们才能比周围的村镇都先完成重建。”李付军介绍说，从去年8月8日动工到春节前夕，村里已经有218户村民住进了这种统一规划的小楼，其余还有大量的房屋在建。他还说，“在某种意义上，地震与何教授，推进了方碑村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教授与村庄
我恳请我的朋友、我的学生、我演讲的受众、我的书和文章的读者，恳请你们参加“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的方碑村试点，那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从5月20日开始在四川绵阳灾区调研的初步成果。——何志毅：《恳请信》
李付军口中的“何教授”，指的是何志毅。何志毅是原北京大学教授，现在是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中外企业社会责任同盟秘书长。尽管头衔众多，但村民们还是称呼他为“北大教授”，有时甚至干脆直呼“北大”。在这样的称呼中，我们能看到：有一种真情，叫做患难与共。
长年从事企业研究的何教授，在地震发生之后，眼前浮现的不再是战略、并购、营销、管理等字眼。在生命面前，任何商业都是苍白的，他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绵阳。2008年5月20日，何志毅第一次来到四川灾区，把北川、什邡等许多极重灾区跑了个遍。
通过对灾区详细的了解，他很快发现，在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地区，救灾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那些不在公路沿线的地方，还有许多“无人问津”的盲点地区。“我们就去这些地方！”在当地干部的推荐下，他到了安县黄土镇方碑村。
方碑村房屋毁坏的情况，令何志毅大吃一惊。他为村里大面积毁灭性的废墟而惊震，为村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的财富全部归零深深地痛心。所幸的是，由于地震时村民正在田里劳动，人员伤亡相对较小。在一片残垣断壁的废墟中，已经有村民下田插秧了。
“他们在痛失家园后迅速地播种希望，这是多么坚韧的力量。”教授深深地为农民们不屈的精神所感动。方碑村震后的惨状，让坐在返程车里的何志毅热泪滚落。此后，他又数进方碑村，每次都带来村里急需的物资与志愿者帮手。
尽管村民们已经开始努力地生产自救，但未来的生活依然让他们看不到什么希望。毕竟重建房屋这样的巨大支出，是这样的西部小村无法承受之重。人们只能苦苦地等待着政府的救助，有的人甚至准备举家外出打工，离开这片令人伤心的土地。
一个念头逐渐在何教授心中明确起来，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农民们把自己的家园重建起来。用他的话来讲，“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现在，李付军还清楚地记得何教授第一次来村里的很多细节“去年5月23日，大热天。他们十来个人一起，一家一家看。”“何教授前后来了很多次。第一次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帮人下来，帮我们抢救废墟里的粮食、搭棚子，持续了一个多月。”李付军后来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摸底、调查，他们有更大的梦想或者说理论上的幻想。
调查
一起奔波此事的还有南开的白长虹教授，北大的王立彦教授、张红霞教授、王其文教授、张俊妮教授以及上海交大的颜世富教授。这些教授们的村庄很平凡，很渺小，改变也很缓慢，但它们真是这个国家的美好事物之一。——吴晓波：《教授们的村庄》
按照传统的救灾模式，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捐赠。但何志毅发现，这种模式在这里并不适用。为什么捐赠这里不捐赠那里，当地政府跟他反复交流，担心他们过度捐赠了一个村或者两个村，使别的村产生强烈的反差，反而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再者，城里人已经捐过两三轮了，先到红十字会捐，然后单位又捐，回到家里街道又来捐，再用这种方式募资担子也重。
“过度捐赠使村民产生依赖性。我们宁肯采取借的方法，使他们有尊严地站起来，而不是躺在社会的关爱上面被人家抬起来。”何志毅决定“借钱”给这些农民们。
为了探讨方碑村“借钱”的可能性，何志毅先在村里做了第一次调查：全村435户，1462人，外出打工的约300人；村财政年收入45万元；务农和外出打工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负债户占70%，平均每户负债3万元。
调查数据显示的结果似乎令人担忧：全部的重建计划即使按每平方米450元的造价计算，重建87000平方米的房屋共计约4000万元。村民们已有负债，全村共计约900万元，未来每户的还债能力较弱。村里没有集体经济，村财政的年收入只有45万元，也没有发展其他农副业经济的可能性。重建计划似乎很难实施。
“第一次问他们，一般都说没有偿还能力。潜意识里，村民们想把难处说大一些，很多人都说家里没钱。”农民们天性的保守让何志毅很为难，他们不愿意让外人了解他们的实际财务情况。但何志毅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跟农民们沟通，让他们明白是真心想帮助他们，他自己也没有钱，也只能张嘴到处去找别人借。
终于，农民们被何教授的诚意所打动，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又进行三次调查后他发现，每一次的调查结果都表明，村民们的实际还款能力是上升的。根据深入的调查数据，他预计户均每年还款能力平均为5700元，大部分家庭处于2000～8000元之间，有的家庭甚至毫无还款能力。
何志毅假设，如果以每户建造200平方米房屋、造价9万元来计算。如果政府补贴3万元，银行10年期贷款3万元，企业支持2万元，企业员工们支持1万元，受灾地区一户农民家庭重建就可以完成。这样的模式，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奔波
我不请求你们捐款，我请求你们向受灾农民兄弟们提供1～2万元的无息借款，希望你把他们当作你受灾的一户亲人、朋友。让我们在他最困难的时刻，帮助他们自尊自立，重建家园。——何志毅：《恳请信》
一开始，何志毅的计划是为方碑村找到1000万元的借款。他联合了其他7位教授，计划向一些大公司及其内部员工募集资金。可是，很快就遇上金融危机，没有企业再愿意提供如此巨额的资金，尝试失败了。
无奈之下，教授们只好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向周围的每一个人伸出了求援之手。他们甚至通过媒体平台，公开了所有村民的信息，由借款人自行决定对哪一户家庭进行援助。2008年7月23日，何志毅将方碑村几名村民代表带到北京，召开了一次“我想有个家”的新闻发布会。一些人当场质疑农民们的还款能力和信用，参会的一位黄土镇党委副书记回应道：“你对我们农民了解多少，你对中国农民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又了解多少，希望你到灾区看过之后再回来说。”
何志毅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无奈之举，却将他的设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将传统的扶贫模式从个人行为提升到了社会行为。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博客中写道：“立足于重造农民的生产自救能力，建立城市借贷者与乡村承借者的经济契约关系，并通过建立乡村信用的方式来维持其可行性。”
为了保障村民们的信用，何教授与村民商量，设计了一个借款协议，与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国搞乡村银行的制度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五户联保”约定直接来自于尤努斯的启发。
但何志毅的重建计划是一次性的贷款，与尤努斯小额循环信用贷款还存在差异。“如果不讲诚信，我就不还给你，你也没办法，下次我不会再借了，因为我房子盖起来了。”何教授说，为了防止恶意不还，教授们为村民的借款设了一些条件，并制定了格式化的《四川安县方碑村灾后重建借款协议》。
比如，村委会提供担保，农户把宅基地与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村委会，同时规定必须“五户联保”，以每5户农户组成一个小组，实行小组长负责制，这是尤努斯模式最为经典的一项制度，已被广泛地证明，它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保证了贷款的安全和持续性。如果其中一户还不起钱，其他四户替这户还钱。
村民为了表达诚意，又想出一“招”，如果这户人不还钱，则把他的土地使用权交给城里，土地总有收益，按照测算，方碑村一户人大概1.5亩土地，种粮食收益最低，种花生高一点，年收益大约2000元，村里雇人去做，做完把钱还给城里人。
“制度上如此设计，是为了防止恶意的欠款，也是为了给他们一个压力，拿不拿到这个地契虽然不影响你的居住，但是在你心里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并不会真的把他们赶出房屋，没收他们的土地。我们也没权没收，但村委会作为担保人，有义务督促还款。”何志毅说。
为了尊严
我甚至设想：方碑村的款我们自己能够筹齐，读者是否能用这种模式再帮助一个村？然后四川其他有能力的各种群体能否也帮一个村？再有，对口支援安县的辽宁有没有媒体也跟进一下，在辽宁找富裕人群来帮助安县其他的村子？以此类推，其他对口支援的城市是否也可以这样做？——何志毅
“来金融危机了，钱不好借，就降到了400万元。”说到这里，李付军表情非常诚恳：“我们理解，城里人也要吃饭。”他从紧锁的办公桌里拿出一叠小小的银行往来凭证，“目前，又陆续打款来了。程序是这样的，钱打到村委会后，我们就上报，他们同意后，再将钱具体给某户村民。手续很严格的。”
尽管金融危机让“借钱”工作变得超乎寻常的艰难，但“我一定在5月20日之前将一期360万元借款筹集到位。从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中，找出200多人来帮助一个村庄，在这一点上我很有信心。”对于资金的来源，这并不是何志毅担心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最后借来的钱能不能如期交还到那些无私地帮助过这些农民们的借款人手中。
“我们期望还款率超过95%，超过就是成功。低于95%，这个模式是不成功的。”他不仅想通过自己的计划切实帮助灾区农民，“还想让它证明，中国农民是诚信的。这是更大的社会意义。”
然而，在记者与农民的交流中，要同时还上银行贷款与何志毅的无息借款，难度仍然是相当大的。有农民表示，即使暂时不还银行贷款，也要先把这笔钱还上。当然这并不是何志毅想看到的。尽管农民们有了还钱的压力，随之产生了更强烈的挣钱欲望，但这远远不足以让他们摆脱贫困。何志毅所做的，还包括要帮农民挣钱。
在方碑村村委会，一块“方碑村股份合作社”的木牌子做好没几天，还飘着刺鼻的油漆味。“它现在还是个空壳，以后肯定会搞起来。”村主任王昌全笑着说，许多企业因为借款，参与到我们村的重建中，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样村里可望引进一些大企业，为村经济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有了企业，收入增加了，还那点钱还成问题么？”
这并非空想。由于房屋的集中重建，村里共节约了180亩土地，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集中起来进行开发。去年5月来过方碑村的北京某公司副总裁任庆春，已说好要在当地建一个山鸡养殖场。四川铁骑力士集团也表态，要在当地建一个生猪养殖基地。一切似乎都在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从黄羊川乡村实验、再到小额信贷的步步推进，甚至到国外的尤努斯模式，及至目前的方碑村试验，我们欣喜地看到，无数怀揣着责任与理想的企业与企业家、普通社会大众、知识分子，共同在探索着让农民有尊严、可持续地摆脱贫困的道路。
当离开这个普通的西部小村庄时，依然是漫天的尘土，村民们仍然需要通往彼岸的道路与桥梁。然而，在记者心中，已经对这里充满了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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