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1943年4月3日开始，叶灵凤在沦陷区香港一部分的经常收入是用“白门秋生”笔名在《大众周刊》写的专栏，辑名叫《书淫艳异录》。第一篇的“小引”为这专栏的文字定位：《书痴、书淫、女身有虫》。跟着下一篇就见“醒目”的标题：《媚药和求爱的巫术》。乱世文章不易为，漫谈风月，应该不会带来牢网之灾。这个专栏一直维持到1945年6月22日。 叶灵凤坐牢。戴望舒坐牢，后因叶灵凤保释出来。两人出狱后合编报纸副刊。叶灵凤在《大众周刊》写专栏，戴望舒也写专栏，而且还在同一年、同一月、同一天见报。戴望舒称得上学通古今，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旁及西洋经典。他曾签约翻译西班牙文学代表作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可惜一直未能完成。除自己的诗和翻译西洋文学作品外，他还热衷推动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和资料搜集。1941年1月4日他在《星岛日报》辟了一题名“俗文学”的专栏，认定“以中国前代戏曲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承静安先生的遗志，继鲁迅先生余业，意在整理文学遗产，阐明民族形式”。 戴望舒留港十年，在那年代的外省人，只要乡音不改，在本地人的眼中，永远是个“上海佬”。诗人在《大众周刊》开的专栏，居然是与陈第合作的《广东俗语图解》。戴望舒化名“达士”去解释、陈第缯图。乍看，口齿不清的“上海佬”给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广”读者讲解广府话的俗语有点不伦不类，但只要明白戴先生一直对俗文学研究有兴趣，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小思这么说：“据说戴望舒的上海口音还脱不掉，一个外省人去解释广东俗语，好像很‘外行’，其实看过这些文字，就明白他把广东俗语当成俗文学来研究。文中广引古书笔记，加上广东民间传说及风俗数据，给广东俗语来源合理的解释，并不是信口雌黄的游戏之作。” 70后、80后的香港人，大概不明“竹织鸭”、“蛋家鸡”和“盲佬贴符”所指何事何物，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跟得上时代的“in”俗语。“out”的expression，大概只有在“out”的粤语残片中听到。 读《竹织鸭》一条，诗人引经据典一番后，就用“我们广东人”的语气说，“这个小玩具便是细蚊仔们的恩物”，认定“竹织鸭”三字是“冇心肝”的代名词。鸭之为物，中华大地各地区对其观感各有不同。戴望舒引宋庄绰《鸡肋编》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戴诗人又说在《水浒传》中郓哥激武大郎去捉潘金莲的奸，就嘲他是鸭子，“犹之我们现在骂人乌龟”。 戴望舒把广东俗语看做一门学问来研究，碰到文字欠“端庄”的部分，没有考虑到“儿童不宜”这种风化问题，一本依书直说的精神慷慨道来。譬如说《亚君买水》这回事。他先用两百余字介绍广东人办丧事“买水”这习俗，然后步入正题：“亚君去买水，不是替家里那两条‘老坑’去买，而是买给他的‘老婆大人’的。”老婆大人在亚君眼中貌若天仙，话说两人婚后恩恩爱爱生活在一起如胶如漆，只可惜好景不常，娇妻不知何故竟生起病了。亚君请了好几个“黄绿医生”给她诊治，谁料回天乏术，娇妻最后一命呜呼。
亚君日夕捶胸顿足，以眼泪洗脸，不在话下。“因为他垂的头太低，差不多把头颅倒转，泪水就向额头滚下，所以有‘亚君买水眼泪流上额头’这佳话。然而，亚君买水之‘佳话’并不在此而在后，因为他在他的眼泪流上额头之际，嘴里也不觉发出一串至情的呼唤：‘×得你少！×得你少！×得你少！’” 惯看“学院派”文章的读者难免有此一问：戴诗人留港期间，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广东话足够应用，但俗语这个题目，他写了八十多篇，这个“上海佬”怎应付得来？按道理，诗人应该有个“老香港”做他的“解人”吧？看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是零碎不全，我们就不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就像我们今天未能肯定当年他没有被东江纵队“抢救”是什么原因一样（假定他的名字是在“抢救”的名单之内）。我们可以猜想，香港一悬挂太阳旗后，日本人是不会让像戴望舒这么一个有名望的人卖豆浆油条过日子的。但在日人控制下的机构讨饭吃，怎逃得过“附逆”、“通敌”的罪名？戴诗人在香港沦陷时“没有牺牲了生命来做一个例范”，但如果马凡陀在《香港的战时民谣》里所说的话属实，那么戴诗人曾以另外一种生命在“敌后”做了不少激奋民心的工作。原来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为了纪念他们的“胜利”和伤亡战士，不惜工本建了一座非常神气的“忠灵塔”。被迫去当苦工的香港同胞当然心有不甘，于是当时口传的民谣中有这么一个调调：“忠灵塔，忠灵塔，今年造，明年拆。”此外还有咒骂什么“神风飞机”的：“神风，神风，只只升空，落水送终。”据说这类出自戴望舒的歌谣，一共有十余首。看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书生报国，亦仅能如此而已。 本文仅以卢玮銮教授大文《灾难的里程碑》的结语作结语：“戴望舒离开了占去他生命十分之一时间的香港，……也许他没有留给香港人一些什么，香港也没给他什么，他说：‘那不是我的园地，我要找自己的园地。’” 注：“无端来做岭南人”，诗出陈寅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