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裴宜理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65岁的她，接替杜维明出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已经四个年头。作为最著名的中西学术交流机构之一，哈佛燕京学社自1928年创立以来已经历七任社长，每一任都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裴宜理也不例外，在出任燕京社长前，她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裴宜理1948年出生在上海，她的父母都是传教士，在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当时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氏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回到美国。 “今日中国与革命时代是两个世界” 上世纪60 年代，裴宜理考入美国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系，攻读政治学学士学位。此时的东亚并不平静，越南战争硝烟弥漫，中国则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许多美国学者将研究兴趣转移到东方。在裴宜理心中，也始终画着一个问号：我出生的这个国家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裴宜理遂决定到台湾学习中文，以更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意义。大学毕业后的1969年，她到了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学习汉语。 “‘裴宜理’这个中文名是我当时台湾的老师起的，现在他过世了，后来的1971年、1974-1976 年，我又到台湾进行了专门的中国研究。”裴宜理说。 1978年，裴宜理完成了博士论文《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这本研究淮北农民运动的著作日后为她带来了广泛声誉。 该著作讨论了淮北的自然与经济地理条件对暴力的形成有何影响，淮北不仅是数不清的传统叛乱的地方，也是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的根据地，顽强的生存策略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反抗传统，也使现代革命者能顺利适应新的目标，但两者的终极目标不一致。裴宜理强调，“暴动的初衷及其坚持更多的是由于环境，所以区域变化的研究十分重要。” 1979年中美建交后，裴宜理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太平天国运动和秘密社会的关系研究，师从茅家琪教授和蔡少卿教授。 裴宜理在南京住了一年，彼时的中国，仍是计划经济下的票证年代。她仍然记得，早晨起床，学校的喇叭里播放着经典的中国的革命歌曲，学生们以同样的革命热情冲到操场上做广播体操，“大家都穿着蓝制服，吃的是不怎么新鲜的卷心菜和很硬的米饭，当时的留学生团体都比较同情中国革命，我们的生活也很革命化，互相之间以同志相称，还在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争论中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 “今天的中国，看起来与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时代完全是两个世界了。”回忆起这 30 多年的变化，裴宜理这样说，“比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化，物质极大丰富。不仅如此，大家的思想也开放很多，现在我可以比较自由地和同行交换意见，这对于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体会。” “理解经济改革，需理解革命” 研究了一辈子革命的裴宜理兴致最浓的莫过于谈论中国了，她一直试图解释中国革命的渊源和意义，“革命的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然显而易见，研究中国革命，才能懂得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国历史的每一步发展，都受到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影响。对最近这一轮的经济改革，也必须在前面所发生的那些革命的基础上来理解”。 从 1979 年到 2013年，裴宜理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江西、安徽、上海、湖南、北京……所到之处，她走村串户，和中国普通百姓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她查阅了和研究方向有关的中国图书馆、档案馆、企业和工厂里的一手资料，她还在许多高校讲学，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同行们分享。 这期间完成的学术著作，如研究上海工人运动的学术著作《上海罢工》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这是西方世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高奖项。 “中国的工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没有哪一个城市的劳工影响会有上海那样大，政党、政权、个人的起落，紧密地和这个城市联系在一起。”关于这本书的著述动机，裴宜理解释，“对历史上工人阶层的考察，有助于对当代中国问题的认识。” 费正清当年研究中国，曾把中国革命看成是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部分，但上世纪90年代苏联垮台，中国共产党则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何在？为寻找答案，她在2011年编写了《毛氏影响：中国特色统治的政治基础》一书。 在该著作中，裴宜理提出的观点是：“当代中国的治理术之根，植根于毛时代的土壤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很多机制具备了过去游击战的超乎想象的灵活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 裴宜理关注当代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及时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她所撰写的学术论文颇多关于中国的社会思潮、社会组织、文化艺术、民众心理等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裴宜理将视角转向安源煤矿工人，以此为案例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展与运用，其完成的著作《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现已在美国出版，书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释早期共产党的传统以及它持久的生命力。 “在中国，大家现在都不大谈革命，但是如果随便问几个人革命的意义何在，你都会得到各种不同的回答。”裴宜理说。 “中国的多数社会抗争是日常政治” 9月24日晚，时代周报记者在浙江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专访了来华访学的裴宜理教授。 受费正清、史华慈影响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会对研究“中国革命”特别感兴趣？ 裴宜理：一个原因是我出生在中国。我是1948年秋天出生在上海，1949年上海快解放的时候，我们全家去了日本。我父母在圣约翰的同事们经常从中国过来，到东京来看我们，谈论中国的情况，谈对共产党、国民党的看法。晚餐桌上的谈话常常继续到夜深，正是大人们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及其命运的热烈讨论，激发了我对中国革命的兴趣。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上世纪60年代我在美国念书时，参加过反对越战的学生游行，觉得这些游行很好玩，觉得它们很有政治意义，希望通过它们改良美国对越南乃至亚洲的一些政策。在这些游行中，我是一名学生领袖。 我那时候对“文革”特别感兴趣，我对中国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但是很好奇红卫兵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搞“文革”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政治理想在内？我对这些都很好奇，但当时我没有办法到中国来。 我的博士论文本来是想研究“文革”的，我当时的老师跟我说，你现在写博士论文的话，将来恐怕会后悔，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美国，没法到中国做调查，拿到的都是第二手的资料，虽然有红卫兵的一些消息，但是那些消息并不十分可靠、客观，要等几年或者几十年过后来观察可能会更全面。 所以我后来的博士论文就转而研究淮北的革命，1978年我在华盛顿大学当助理教授，1979年到1980年我在南京大学当访问学者，研究的是太平天国和秘密会社的关系。 时代周报：你跟费正清有过接触吗？ 裴宜理：1982年和1983年我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那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的隔壁，那时候我跟他有过几次谈话，费正清教授这代学者非常关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我这一辈的中国研究者都深受他的影响。 当时跟我交流比较多的是本杰明·史华慈教授，我非常佩服他的学问，经常向他请教问题，比如中国革命的来由等。1997年我回哈佛，那时候史华慈还健在，而费正清已经去世了。 “文化置换”与“文化操纵” 时代周报：很多学者关注中国革命，似乎更多关注革命领袖或知识分子群体，比如北美的历史学者萧邦奇，他专门研究过大革命时期浙江萧山一个叫沈定一的革命者，你的视角似乎特别关注底层社会如农民和工人，有什么原因吗？ 裴宜理：首先，研究政治不可能避免国家和国家领袖的影响。另外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学者也不少，有不少研究农民起义的，比如周希瑞是研究义和团的、黄宗智研究农民运动，我们这一代的学者不少对底层社会的历史（social history）感兴趣，social history是为描写农民、工人、市民的日常生活、政治活动等。 我对革命特别感兴趣，参与革命的往往是底层民众，但同时我也研究过其他领域，比如研究过学生运动，现在我正在研究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高校在民国时期的学生运动，所以，我并不只是对底层社会有兴趣。 时代周报：你的新著《安源：挖掘中国的革命传统》去年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写了多少时间，主要是研究什么？ 裴宜理：这本书陆续写了六年，是写得最辛苦的一次。安源前后去了三四次，有几次是和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老师一起，我自己也跑过一次，中文繁体版可能在香港大学出版，内地的商务印书馆也接洽过，译者是我的学生阎小骏。 这本书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死心塌地跟中国共产党闹革命。1950年代中共可以由国家的力量来控制群众，但1920年代中共没有军事力量，为什么群众愿意跟着中共走？ 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来如何看待革命历史。比如在“文革”期间，安源起了什么作用，那幅画《毛主席去安源》为什么会流行。“文革”之后，安源工人怎么看安源的历史，一些文学家怎么看安源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安源的历史，为什么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个小地方的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 安源在江西，离湖南省很近，1920年代初是个不错的煤矿，工人多是湖南人。最初去那里发动工人革命的是李立三。李立三采取的是秘密会社的仪式，把革命思想夹杂在里面灌输给工人，比如找几个武师来舞狮，舞完了宣传：“我师傅是从很远地方来的，姓马，是个大胡子老公公。”迎神赛会的时候，则供上马克思头像当神主。1922年闹罢工，提出的口号是“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诉诸最普通的个人尊严，为帮助穷兄弟，而不是阶级斗争，罢工开始前的宣誓仪式，模仿的是三合会的秘密会社。
刘少奇后来也到安源，他当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培养了一大批工人党员骨干，当时安源共产党人的集中程度，甚至让此地有了“小莫斯科”的称号。 到了1950年代，刘少奇正式成接班人，他代替李立三成为1922年安源工人罢工的领导人。1962年，电影《燎原》就专门讲刘少奇怎么在安源发动罢工和革命。1966年，刘少奇被打倒，《燎原》被批成了大毒草，但安源罢工总得有人领导，于是1967年，画家刘春华就画了那幅家喻户晓的《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深得江青赞赏，在几年内复制了无数份。 时代周报：回到你前面说的，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能感召这么多群众跟随他们闹革命呢？ 裴宜理：共产党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能力，而不是其运用苏俄模式的能力。李立三早期在安源发动罢工，用的是“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的策略，也就是把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重新整合，掺入新的思想，来为共产党的革命服务。他们在借鉴、甚至可以说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同时，可以让人民感觉，正在发生的一切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后来用的则是“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的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并使之深入日常生活。所以，目前共产党的持久活力在于能从更深的文化储备中汲取资源，而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 “革命和社会反抗不一样” 时代周报：中国近年社会矛盾频发，一些地区出现了偶发性的群体性事件，如广东乌坎、贵州瓮安等，也包括一些地区因城镇化带来的诸如强拆等引发的恶性事件。你多年研究群众运动，怎么看待近年来中国底层社会的抗争？ 裴宜理：我不会说这是“群众运动”，“运动”会有一个广泛的组织和一致的目标、思想还有意识形态。所以这些还不能成为运动，像瓮安事件，主要是瓮安的本地人参与，我觉得这是偶发的抗争。 中国社会抗争的传统很悠久，帝制时代、民国时期，都有大量的反抗事件，但社会抗争未必对政府有太大的威胁，清朝存在了200多年才垮台，这个垮台和一般的社会反抗没多大关系的，而是因为一些很特殊的政治性运动。 国外许多学者分析中国当代社会抗争现象时，觉得群体性事件会涉及到中国的稳定问题，我不是那样看的，当然，也许偶然会发生一个政治上的危机，但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大部分的社会抗争应该是日常政治。 时代周报：社会抗争和革命有何区别？ 裴宜理：现代中国人的利益诉求常常不是经过选举来告诉国家领导人的，原有的信访系统也僵化了，现在的中国人有时候是采取微博等新渠道来表达心声，但目前还没有创造出一个制度化的方法。所以，社会抗争是一个途径，民众选择通过抗议、上访等手段来争取利益，这并非对权利的觉醒，而是对政治规则的理解，他们并没有挑战政治规则，而是试图在其限制之下获得好的结果。当然，这一切是或许可以改变的，但迄今为止，我并未看到改变的证据。 政治性的运动是有一个领导的，以辛亥革命为例，如果没有孙中山的思想，没有新军和帮会的联合，没有外部世界的威胁，就不太可能发生这个有政治影响的革命。这种革命和一般的社会反抗很不一样，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也不是一般的社会反抗。绝对不是有反抗就自然产生革命，要发生革命的话，必须要有领导，而且这个领导要有特殊的政治思想，也必须有人接受新的意识形态。 我倾向于用“规则意识”来描述这些抗议，即为了在与国家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身处其中的明智抗议者用官方认可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也就是说，政府设立规矩、民众理解规矩，在规矩的限制之内争取最大利益，这更像是常规政治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