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重塑村民公共意识，探寻乡村发展新路 一副大黑框眼镜，几缕凌乱的头发，满口浓郁的湖南腔，说到激动处声情高亢，甚至不时拍打旁边人的肩膀，还有挂在背包上的那顶美国西部牛仔帽。走到哪里，于建嵘总是这样一副形象。 有人说他是一个最不像学者的学者，不修边幅，以至于一些人曾误以为他是下岗工人，没钱只得住郊区。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最有气场的学者，在全国各地开讲座，给官员讲政治，讲到动情处，大手一挥：“你们今天要记住了，不要强拆，否则会有报应的。” 身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于建嵘，还拥有多个响亮的“名头”：微博大V，北京宋庄“庄主”，进京上访户的倾诉对象，“微博打拐”和“随手公益”发起人。 最近，他又添了一个新身份—“村官”—2013年9月15日，于建嵘赴贵州省兴义市则戎乡安章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任期两年。“一间不到10平米的红砖小房、一张床、一张书桌，这算是暂时安在安章村的家。” “我认为这里需要新的乡村发展思路，更多的是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只不过，我的做法和别人很不同，首先希望培育的是村民们的公共意识。”谈及自己将要“治理”的布依族村庄，这个“带着梦想来的”知识分子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他的美好蓝图：首先把布依大院建设起来，做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产业建设；接下来还要在纳具村开办培训班、组织村民生产工艺品、组建村民表演队…… 然而，就在于建嵘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遭遇兜头一盆凉水：10月7日下午，他对外透露，由于自己与则戎乡领导之间看法不一，他的纳具村（安章村下属自然村，后文详细介绍。记者注）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他困惑于地方政府在乡村建设规划上态度上摇摆不定、前后不一。而更让他尴尬的是，尽管他已经“走马上任”了，但自己的村主任助理任命至今仍未获当地政府通过。 “不是挂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上任不到一周，于建嵘就开始为新角色忙碌。 2013年9月21日，本报记者在上海见到了来沪为安章村进行村庄设计规划的于建嵘。他不断向人们展示村庄的未来规划图，嘴里念叨着“怎么样，咱们村要是这样就很漂亮吧？” 已经将“咱们村”挂在嘴边的于建嵘，却对“挂职”村主任助理有自己的说法：“那些只是人们的炒作。我是搞农村研究的，我到什么地方去，其实这本身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一些非本职工作的如果去做这些事情，可能是挂职，但我显然不是。” 专注农村研究，缘于于建嵘特殊的人生经历。 1967年，参加过游击队的父亲被打成“土匪”，于建嵘全家下放到湖南农村，成了没有户口的“黑人”。8岁时，父亲托人送他上小学，他的“黑人”身份甚至让班长带人拖他出教室。小学没书念，一家人七八年间换了无数个地方。 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于建嵘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和权益保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于建嵘在广东公开演讲，有听众说你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站在底层立场说话，应该代表自己的阶层说话。他指着台下一个快60岁的妇女说：“她是我的亲姐姐，在湖南下岗了，现在来广东当保姆。她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来演讲，求东家给了3个小时假来见我的。这就是我的阶级，我帮自己的亲人说几句话也错了？” 命运在1979年发生转折。那年高考，于建嵘成为学校仅有的4个考上大学的学生之一，考入湖南师范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做《衡阳日报》的记者，1987年离职当刑辩律师。 1990年代初，才三十出头的于建嵘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巨款，200万元。而当时中国城市人口的月薪不过百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砖头大的手提电话，到各地和教师、专家聊天，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他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 于建嵘选择了“乡村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此时的他，没有埋入图书馆的故纸堆，而是一头扎进乡村，做田野调查。他沿着毛主席当年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并选择了湖南第一个农民协会发源地的村庄作为调查点。一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 多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调侃于建嵘的独特本事：“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 2001年博士毕业后，于建嵘进入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一直工作至今。“从我的博士论文开始，我就一直在农村考察、做研究，走过的村庄无数。”不过他也坦言，此次选择安章村做研究，有机缘巧合的一面。 2013年8月，于建嵘应邀到安章村考察，当时就觉得这个传统的村落需要更多的发展方向，需要一些新的发展思路，需要寻求合作，便向黔西南州的一位领导提出来。后者当即对他说：“专家不能只动口不动手，怎么做，给些经验。” 后来黔西南州和兴义市的一些领导，以及安章村的村支书来到于建嵘北京的家中，双方很快就谈到一起。于建嵘提了一个要求：“我要进村，不去县里，也不去乡镇，就去做你们的村主任助理。” 投资行为难以改变乡村贫困根本 距兴义市约20分钟车程，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万峰林脚下的纳具村，是安章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于建嵘此次担任村主任助理期间的主要服务对象。 房屋破旧，杂草丛生。衰败，是纳具村给于建嵘留下的第一印象，“村庄已经凋零，村里大致有50多户，有20多户已经离开。还剩下的20多户，其中有10多户房子倒了。” 和大学生村官不同，进村第一天，于建嵘不仅带来了他的研究团队，还有20多位从北京、上海、香港、重庆等地赶来的老板朋友和建筑规划师。 “很多老板害怕当地取现不方便，都是直接带着现金去的。他们想为这个村庄做点事情，给这个寨子一些钱，总数大概在七八十万。” 不过，于建嵘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他还拒绝了来自官方的支持。此前的9月15日，黔西南州一位主要领导看到纳具村的沟渠凋敝得厉害，当即拍板要从财政上支援20万元，“整理一下沟渠”，于建嵘也没答应。 “这些只是一些投资行为。”在于建嵘看来，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提高村民们的发展能力。他坦言，做表面文章改变一个村庄其实很容易，“依靠我的那些朋友就可以把面子工程做得很好，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同样的，让国家财政支出，对于全国无数个村庄来说也不太现实。”他更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可以推广至全国的新道路，“我是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走‘依靠当地的资源，投资一两个项目’这样的方式，和那些刚刚大学毕业的村官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当然，他也承认，安章村的一些干部的确希望他能引进一些项目；并且，他本人也有此考虑。不过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首位的，“我最想做的事情，首先是引进一种观念，一种公共生活的意识。” 让村民成为行动者和决策人 研究农村问题多年，于建嵘发现，今日有些中国乡村之衰败，尤其表现在公共生活层面上；相反，凡是村里公共事务处理得比较好的，生活就比较幸福。“村庄的属性，决定它不是一个人，一个村民，而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一个集体，对于村民而言，首先是一种公共生活，这就需要给他们灌输这些理念。”他说。 于建嵘提出建立乡村公共生活规则,重塑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在他看来，如果村民学会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和公共事务，哪怕物质条件不行，只要利用好当地的条件还是能搞好他们的生活。 如何改变村民们的观念？于建嵘讲了一件刚刚发生在纳具村的事情：一天，很多老头老太太欢迎他一起坐在村寨下面的大树下。看到村庄杂草丛生，环境很差，他就开玩笑说能不能把村子打扫一下。当时这些人看着他，没有任何表示。 他便对一个比较活跃的老太太说，你们把村庄打扫一下，我给你们每人30元一天可以不。老太太说30太少了，必须每人50，说外面打扫卫生的都是50。他就问大概需要几个人，老太太说3个人，一个月一共4500元。他说行，但是他想问一下，打扫卫生是为了谁呀，是不是为了我呢。老太太说不是呀，是为了我们自己呀，村子弄干净当然好了。他就反问这些人，那为什么需要我来掏钱呢。 这个时候，老人们七嘴八舌地开始讨论，很多人拍着大腿说是呀，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要于教授的钱呢。后来，他们就说不要钱不要钱，明天开始。双方约定第二天早上9点开始，结果7点不到，全村40多个老太太—包括90多岁的，还有带小孩的妇女—全都出来打扫卫生了。 说起这件事，于建嵘十分开心，甚至不时拍打大腿。“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里是他们的家园，有很多事情需要他们互助，一起去做，尤其是在留守儿童、老年人居多的乡村，现在这一点更是缺乏。也只有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村庄未来才能够发展得更好。”他坦言。 在于建嵘看来，只有村民自身发展了，中国农村才有真正的出路。而村民发展，首要的一点即是如何相互协作，具体地处理村庄面临的诸如卫生、教育、养老等各种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村民当家作主，还是别人给他们当家作主的问题。“今天很多地方帮扶农村，采取的是后者。而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前者。”他说。 于建嵘说，他希望处处以培育村民的自主能力为第一要务。而要让村民真正学会独立自主，他并不主张长期蹲守在村庄。并且，他在村寨的团队也多数由村民组成。他表示，天天坐在村里并不是好事情，他不能让村民产生依赖感，他要培养的是他们的自身能力和集体行动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不会一直在那个地方，必须是有限性的介入，以观察者的角色，通过和他们交谈，潜移默化地给他们提供一些规则和观念，看他们怎么变化。有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更能发挥作用。” 于建嵘将自己的做法总结为“介入不能太深，永远若即若离”，并表示自己会坚持这一原则。 “城镇化不能是强迫人们进城的手段” “一个总能弄出点动静耸动天下的人。”一位友人曾如此评价于建嵘。 譬如，他提出“刚性维稳”的危险，并在全国各地开讲座。还讲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拆迁的隐患。他说“信访制度是万恶的”，知道官员们常用的那几招—“销号”、截访和抓人。 于建嵘在宋庄的“东书房”，更令人称奇。这里常有名人、学者来访,而来得最多的，则是经常跑北京的老上访户。那些连城郊最便宜的10元一晚的通铺都住不起的人，每次只要这儿还有闲房空床，就免费来住，每人每天还有5元的伙食补助。 此次担任村主任助理，于建嵘说他也想弄点动静出来—为中国的乡村建设找到另外一条道路。“在城镇化、工业化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知识分子有责任告诉这个国家的当政者和社会，农村还可以有另外一条道路的发展模式。”他说。 提及城镇化和工业化，于建嵘说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方向。但他也强调，中国是一个农耕文化历史很厚重的国家，农村永远都会存在。看看日本，即便是东京周边都有大量的农村。中国将来更是如此。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分工的需要。 数字也佐证了于建嵘的观点—即便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达到了70%，这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以13亿人口计算，中国仍将有3、4亿人生活在农村。 “中国的乡村建设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而且农村的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他警告说，“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城镇化不能是一个手段，一个强迫人们进城的手段。这个过程必须是自然而然的。城镇化的事情不能着急，最好是无为而治。” “中国现在是大中城市占据了大量的资源，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醒决策者，一定不要忘记农民、不能每个地方都搞城镇化。” 他进一步解释，“搞城镇化的目的无非是那几点—土地的集中经营、规模经营、为城市提供劳动力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必须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不能运用政府的手强制推行，尤其是当农民还处于弱势、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成果的情况下，如果政府还坚持一刀切的原则，怎么能让这些人分享改革的红利？” 于建嵘坦陈，这次纳具村的建设，他就要坚持村民自愿的原则。在慢慢培养村民公共生活规则的同时，他准备首先把布依大院建设起来，做一些文化旅游方面的产业建设，这样既保护了环境，又能增加村民们的收入。此外，他还计划在纳具村开办培训班、组织村民生产工艺品、组建村民表演队。“环境美好，邻里和谐，村民能够生存发展。”他向时代周报记者描绘自己心中的中国乡村美好蓝图。 考虑到纳具村建设资金有限，在规划的村庄建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将村民的宅基地出租给外来商人建设，因此于建嵘强调了几点“必须”：首先，必须是村民和商人自己谈判；在建设过程中，他和团队必须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损害，必须保证外来投资者的建筑符合规划设计风格。“一旦农民不愿意做，我们就必须终止。因为他们才是最终的决定者，这里是他们的家园。”他补充说。 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他和地方政府产生了严重分歧。则戎乡有关官员要求农民把闲置废弃的房子先租给政府，再由政府转租给艺术家和作家；而于建嵘的意见则是，让农民自己与艺术家、作家谈，政府和村委会只是监督艺术家在帮农民修建房子时要保护环境和民族建筑风格。 据媒体报道，9月17日下午，当于建嵘在纳具村大榕树底下和村民们座谈时，几位则戎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挂出一条写着“依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落款为“则戎国土资源所”的横幅。后来，则戎乡政府的干部还曾到村里对村民做工作，要他们不要把房子租给于建嵘带来的人。如果对方一定要租，就让他们直接和乡里打交道。 于建嵘多次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关于他“挂职”安章村村主任助理一事，黔西南自治州州政府比较支持，其中，9月15日他进村时一直有一位副州长陪同。但是则戎乡的有关领导却颇有微词。 或许正是如此，导致于建嵘声明抢救布依族村落的发展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不过，针对则戎乡政府有关官员对外宣称“不是乡政府不支持于建嵘的构想，而是老百姓不愿意租房子给他们，理由是大家觉得租房期限时间太长，且租金过低”的说法，于建嵘则直接否认了：“我坚持的原则是，同意就签合同，不同意绝不签合同，一切决策的主导者是村民自己。这些宅基地不是租赁给我于某人，价格上同样是村民和前来投资的人谈。” “我不怕没有成就感” 按照原计划，于建嵘的村主任助理的任期是两年。“两年仅仅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中国农村的观察基本上两年就可以了，因为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三年一次，而纳具村刚好经历过一次选举了。两年之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新的选举。”他解释说，“另外，两年也能基本上看到工作的效果。譬如，我们对于村庄卫生的关心、建设布依大院等。” 但随着于建嵘关于纳具村发展计划的暂停，尤其是其村主任助理职务的迟迟未获任命，他设想的纳具村可能的变化亦变得充满悬念。
事实上，对于于建嵘的此次“挂职”，并非没有质疑之声。在知名时事评论人彭晓芸的思想实验室“芸思想开谈了”论坛里，有人认为，从于建嵘高调的“挂职”行为来看，其更像是一个“微博公益活动”，而非过去公众所常见的官员“挂职”。 质疑者还称，于教授甚至在微博上声明，“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这分明就是一个乡村建设的志愿者。 对此，于建嵘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自己选择了一条在外人看来没有成就感的道路。不过他又表示，“我不怕没有成就感，因为如果做不到重塑村民们的公共生活，让他们互助起来；做不到真正提高村民们自身的发展能力，才真正说明我的实验是失败的。” 因为，在他看来，真正了解中国农村和农业现状的人知道，投资下乡、技术扶贫，可收一时之效，难筑长远之基。一旦断奶，到那时，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庄稼变成了果木。 现在，于建嵘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在知识分子的乡村发展理念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诉求之间寻找到一种平衡。这，也是此前外界一度担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