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小企业如何过冬
亚布力观点：你对未来两年的保险市场怎么看？ 王梓木：中国的保险市场开放较早，保险费率持续下降，企业长期处于一种低费率的市场环境中，过度竞争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保险业的冬天早有征兆。伴随着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下滑，未来两年的保险市场可能会是中国保险业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国际经济的影响之外，中国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的问题，资源过度耗费的问题，对出口依赖的问题等等，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在这个时候就会暴露出来。同时，在中国保险业存在的“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问题也会并发。这些内在和外在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会使得这个“冬天”变得更加寒冷。 也许我的认识过于悲观了。 亚布力观点：我赞同你的看法。那么你认为冬天里保险业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梓木：我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保险业必然面临着一个大的转折或变局，会按照市场规则重新洗牌。管控好、绩效高的公司的日子会好过，问题企业面临严峻考验，一些单纯靠规模支撑的“虚胖”企业需要通过转型来实现“瘦身”，变得健康起来。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火爆，各家保险公司都在资本市场赚了钱，但是08年资本市场不好，很多家把07年赚的钱都还给市场了，再加上承保亏损，日子会很难过。我们公司2007年赚了17个亿，2008年没有丢失，捂住了自己的钱袋子。报上说华泰参与海通证券的定向增发后亏了多少亿，我们承认是有亏损，但是我们还有盈利呢。盈亏相抵，去年我们公司的投资净收益率在5%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1倍多。去年中国保险企业的净资产几乎缩水了40%，而我们公司的净资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不求大富大贵 但求从容面对 亚布力观点：我发现今天中国很多的企业家，他们考虑很多与自己的企业经营看上去关系不大的事情，似乎你更专注于企业自身的发展。 王梓木：我在政府工作时，考虑宏观的事情多，做企业自然考虑微观的事情多。但是当好一个董事长，应当关注宏观经济的发展，关注企业的生长环境，关注行业的变化，由此制定好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公司里，我只管三件事：“定战略，建班子，塑文化”。华泰成立10周年的时候，我不再兼任CEO了，公司执行的事由CEO去管。这样，我不仅专注企业的发展，而且专注履行好董事长的职责。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越专注，越可能把事情做好。 亚布力观点：听说你最近发表了一个观点，引起一些反响。 王梓木：我在中国保险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观点，我说，一个行业的正态分布，应该是有领军企业，有前三名，有中间企业，也有落后企业，甚至被淘汰的企业。如果企业不顾市场环境的恶劣，不顾自身能力的大小，盲目做大规模，就会给自身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时会给行业造成损害。华泰的态度是，在过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在公司品牌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坚持质量效益型发展战略。换句话说，我们“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这句话在公司内部和外部反响都很大。 我说，企业一旦超越了自身能力和市场环境，盲目追求企业的大富大贵，可能带来的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特别是面对危机到来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问题企业是雪上加霜，绩效型企业会相对从容，机会也多一些。 陈东升跟我说，华泰的“定位”挺有特点，因为企业家通常都是喜欢大富大贵。我认为，企业家不仅需要梦想和激情，也需要平和的务实心态，不可能所有企业都去追求大富大贵，否则这个行业的生态就出了问题。企业要看市场环境，在不同时期选择好自己的战略定位。在一个相对艰难的市场环境中，盲目追求大富大贵的结局就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我宁可不走这条路，这是一个战略选择，一个企业自己的战略选择。 亚布力观点：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的观点，结合你公司的情况再多说点。 王梓木：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说，在自身能力不强，没有特殊产品和品牌的时候，不能盲目去追求企业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做大了，也是没有盈利能力的。我们公司从2000年就开始提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科学发展观方向的。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发展能力、发展状态和发展文化。 亚布力观点：你的思路都在这里面吗？ 王梓木：差不多。一个企业除了确定好自己的发展方针和发展战略，还要关注和培养自己的发展能力。我们公司将“偿付能力、管控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公司发展的四个轮子，缺一不可。 亚布力观点：有了这些能力，公司就会很快发展起来吗？ 王梓木：有了这些能力，公司还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发展状态。发展状态是指公司发展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平衡状况。“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伟大贡献，他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不发展生产力而言。改革开放都30年了，中国一直在促进发展，胡锦涛同志的重大贡献在于提出如何实现“科学的发展”。事实上，没有一家公司不强调发展，但是关键在于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我们追求的是健康发展，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保费规模持续、稳定和较快增长。持续稳定就是不大起大落，速度较快就是超越市场平均增长水平。我们的增长预期是，在市场环境较好的时候，高于市场5至10个百分点，市场环境较差的时候，控制在5个百分点之内。事实上华泰2002年至2007年就是这样的状态，2008年公司财险保费增长25%，高于行业平均增长水平8个百分点左右。 二是有效益的增长。我们从2003年起一直保持有承保利润，这是公司经营的底线，直到如今。 三是业务结构不断优化的增长。关注创新产品占多大比重，它影响到公司的成长潜力和后劲。 四是管理体系在不断的升级增长。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变化，管理需要不断升级，建立新的组织管理体系和运营流程，提高管理的集约化和精细化程度。 最后是公司的发展文化。10多年来，华泰经历了“制度文化”、“责任文化”、“绩效文化”三个发展阶段，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实践总结出来的。华泰的企业文化说起来太多，这里不说了。 亚布力观点：我比较了解保险行业，认识一些上海、深圳的保险经理人，他们都说华泰很特别，你们是去选择保单的，不是什么样的保单都收入囊中。 王梓木：是这样的，这和我们的质量效益型发展战略有关。 亚布力观点：我个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大部分都有特别宏大的理想，更加注重企业规模，很少像你这样长期坚持将企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外资股东的加入，对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或者是对你产生了一个约束和压力？ 王梓木：我认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或者说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趋利”的。 说起外资保险，那还是1995年，我在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做副司长，正在筹备华泰保险公司。我率团去英国考察，在伦敦城见了商联保险的一个老总，他问我在中国成立保险公司有什么优势？我说华泰公司由63家股东发起，都是国内超大型企业，有大量的保险业务，能将他们的保险做下来，保费就很可观。商联的老总告诉我，这不是你能力的表现，当有一天你能够对你的股东说“不”的时候，才真正显示你的能力。 亚布力观点：这句话很精彩，意思是不能靠股东业务吃饭。 王梓木：没错。做好股东的保险业务很重要，但不能依赖。如今华泰的股东业务占公司业务不到10%，而且同样纳入市场规则。我理解商联老总这番话的涵义，他的意思是说，当你的股东要投保时，你根据风险判断，敢说“对不起，这个业务我不接受。”当你有能力、有胆量对他们说“不”的时候，你的公司才真正长大了。的确，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要对所有股东负责，而不是对单一股东负责，这是一个公司成熟的表现。 另外，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美国ACE保险公司也是一家注重质量效益的公司。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到来时，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AIG的股票大跌，而ACE的股票反而有所上升。美国ACE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兼CEO小格林伯格，他是美国AIG创始人老格林伯格的儿子。 亚布力观点：我采访过老格林伯格的，他退了吧？ 王梓木：退出AIG，但他还在工作。小格林伯格前不久来中国，中国保险报给他做了专访。他说在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当中，不能说ACE是独树一帜，而是他们拥有良好的承保质量和对投资风险的控制能力，他们公司的股票非跌反涨，而且每天都有不少AIG员工的求职信送到他办公桌上。 亚布力观点：ACE的经营理念对你们公司的影响很大吗？ ，你的 政府搞好宏观调控，场合说在一些嫦娥话说王梓木：是的。2002年ACE顾问刚到华泰的时候，建议我们停止发展新机构，所有人员也停止进入，先把公司的管控弄明白。用中国话说，亡羊补牢，“牢”还没补呢。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但这时公司刚成立没几年，正在上规模的时候，怎么就停下来了呢？看上去不合常理。但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衡量，当时经营亏损严重，所以还是先停下来再说。随后公司进行治理整顿，走了近四分之一的员工。战略转型后公司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如今，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不仅是公司的发展战略，也成为华泰上下一致的公司文化，并且慢慢形成一种制度流程了。在这期间，我们公司也有一些主张规模主导型、不重视质量效益的人，与公司文化不协调，就转到其他公司去做了。华泰留存下来的高管和员工，都很认同公司效益领先的理念。回过头来看，这个过程需要若干年才完成。 亚布力观点：你们已经达到统一认知了。 王梓木：是的。在这个时期，我们把质量效益型理念作为管理层和员工共同维护的“心中圣火”。 管理层坚持质量效益型发展与股东利益获得一致。前面我说过，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利益驱动型的。如果这个公司治理没有让盈利得到有效的驱动，而只是规模驱动的话，就可能存在问题，变成内部人控制了。因为股东没有不追求利润的。管理层希望把规模做大，他的价值取向是自己掌控的资源多、管得人多、费用多，规模大了还可以增加薪酬。一般的管理层都是本能的追求企业的规模，这是管理层的价值导向。股东的价值导向是什么？是利润。利润和规模之间需要平衡，当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首取利润，这样就不会与股东闹矛盾。 亚布力观点：那你们公司是股东导向吧？ 19要成立的时候，朱熔王梓木：我想应该是。我们的管理层受聘于并服从于股东，因为股东是公司真正的出资人，你必需满足他的利益。否则，公司的管理层与股东利益会发生矛盾，企业长期不盈利的时候，股东就把你换掉了。企业保持利润不仅是对股东负责，也是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公司要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长期亏损，就是浪费社会资源，就是对社会的“犯罪”。公司要不断扩大自身价值，实现有信仰的成长。 亚布力观点：这几年，企业界都提倡“做大做强”，这和你们所说的“不求大富大贵”是否相矛盾呢？ 王梓木：“做大做强”是企业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景，是需要一定条件才能实现的，不是所有企业都能够做到的。企业脱离“市场环境”和“自身能力”这两个关键因素，盲目的“做大做强”，就可能进入“危险时速”，掉进“失败”的陷阱。我更愿意强调“做好做久”。1999年我们公司为了矢志长远，将华泰建成百年老店，设了一个钢制的封存箱。我在里面投放了一封写给50年以后的华泰董事长的信，信中的第一句话是，“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华泰保险公司毕竟存活了50年。” “做大做强”是件好事，但毕竟只属于少数企业。多数企业应寻求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世界上物种保留下来的，不是最大者，也不是最强者，而是最适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有人说我们不求大富大贵，是小富即安，胸无大志，属另类企业。也有人说我们强调企业质量效益，承担社会责任，是主流情怀。不管说什么，我们都“从容面对”了。 做人也要从容 亚布力观点：你刚才反复强调了一句话，华泰不追求大富大贵，但求从容面对。我觉得，这个思路不只是你们公司的路径，或许也是你个人的态度。过去许多企业都有管理层收购，或者建立创始人期权制度。对于一家志存高远的企业而言，这些制度建设显然是有意义的，我发现你个人对这两个方面似乎没有太多的动作。 王梓木：我们从前年开始建立了企业长期激励计划，但赶的时候不是很好。最近按照有关部门要求，一律暂停。 亚布力观点：但我觉得你对个人权益的态度符合你刚才说的话，不求大富大贵，你跟其他公司的创始人走的似乎不是一个路径。 王梓木：这可能是个人偏好不同吧。我虽然是公司董事长，但不是哪一个股东派来的，也没有一分钱的资本金，实际上是属于职业经理人。 亚布力观点：这个情况我知道。 王梓木：所以我对所有的股东都是一视同仁，对所有股东负责，代表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我之所以能在这个职位上干下去，就是用效益说话，我想这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亚布力观点：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必要一天到晚动脑筋，想方设法的去把公司股权搞到自己身上？ 王梓木：也搞不到。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搞到了，也是很危险的。两年前公司董事会正式通过了建立长期激励计划，拿出5000万股权，采取未来每年奖励的方式定期给管理层，管理层按上年的净资产标准购入，并分享未来自己创造的收益。我认为这个机制不错，很规范，请国际咨询公司做的方案。大家也都能接受。 亚布力观点：但是你必须承认，华泰是你一手做起来的，你是功不可没的。 王梓木：我坚持将华泰做好，是为了完成一份共同的事业。公司涉及到很多相关人的利益，包括客户利益，股东利益，还有员工的利益，只有将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好，才能将公司“做好做久”，也许有一天会“做大做强”。这个过程中，我的利益也会随之提升。 亚布力观点：没有人说，你应该享有一定比例的股权吗？ 王梓木：我没有很在意这件事。虽然我们长期激励计划动作有点儿晚，好在股东们还是同意了，就是说你做出来一定的业绩以后，经董事会批准，可以进行股权奖励。我们这个动作甚至比国企的机制改革还晚，但是对未来很有意义。 亚布力观点：我为什么反复揪住这个问题？你刚才跟我说，华泰公司不求大富大贵，我认为其实是因为有一个董事长，他也不求大富大贵，这两者是协调的。 王梓木：我讲企业不求“大富大贵”是指不冒着过度的风险去经营。从企业逐利的角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应该追求大富大贵的。 亚布力观点：我知道，那是一种方法。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个人和公司的价值取向刚好呼应起来了。 王梓木：做人也好，做企业也好，我最欣赏的就是从容。从容面对一切，内心需要踏实与平和，不能老让自己悬在空中，那样太累了。 在行业的正态分布中，大家都有一个适当的心态定位，这个行业就健康了。如果都很浮躁，都想当第一名，都想当领跑者，那这个行业就不是很健康的，也不是很成熟的行业。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我不欣赏这句话。战场是拼个你死我活，商场虽有竞争，但是可以合作，实现共赢。 亚布力观点：从你身上我有很多感触，依照你的人生轨迹，你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经贸委等部门任过处长、司长等，有看上去很辉煌的历史,可是你今天的事业定位却很谨慎。 王梓木：商场与官场不同。做官，只要有机会总要谋求更高的职位。商场里，我能把一个公司从小做到大，职务没变，公司在变，这样就很不错了。记得1996年华泰保险公司刚要成立的时候，朱镕基找我谈话，很严肃，我当时在经贸委是主持工作的副司长，他当时是常务副总理。他说：“你在经贸委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筹建保险公司？你的股本金从哪来的？”我就给他列出股东名单，都是国有大企业。他说：“国有企业赚点钱可不容易，你别以为国有企业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你不怕搞丢吗？”我就讲了一大堆办好公司的理由，他没反对。最后我问总理：“您还对我有什么要求和希望？”他回答说：“我就一个希望，别等出了事想起找我。” 亚布力观点：这段谈话很有意思。
王梓木：去年我曾经给国资委李荣融主任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公司成立12年，成为中国唯一自成立起连续盈利和分红的保险公司。除分红外，公司的净资产是当年股本金的3倍，还没计算无形价值。我说，我对得起朱镕基总理，我没有把国有企业的钱搞丢，还真正实现了保值增值，也没有去给朱镕基总理找“事”添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