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融危机让我们开始反思一些东西:
首先,做好每一个环节。电视剧《大宅门》中有一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七爷想继续支撑起家里的生意,但缺少资金,于是他将家里的地契拿去抵押回2000块钱。一年后,贷款如期偿还,可当铺却发现将他的抵押品弄丢了,这样当铺必须进行等额赔偿。可事实是,七爷的抵押品并非真正的地契,而只是一包垃圾,在抵押的时候,当铺老板并未进行确认。如果在抵押之时进行确认,那之后所谓的赔偿也根本不会发生。这可以给当下的企业家一点警醒,在进行各类交易之前都必须得到确认,在每一个环节减少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其次,这次,我们除了可以用增加需求的办法来应对危机外,是否能通过促进供需来解决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影响或启示有二:一是通过增发国债促进需求,这里也包括公共设施建设,如每年一千万的公路建设投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至关重要。二是制度变革。在此之前中国所有银行都要听政府命令发放安定团结贷款,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企业一出现问题就向银行求救,在它们看来,银行总会有办法帮它们走出困境。但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领导人取消了这一规定,随后又推出了企业改革方案,包括减员、增设等等,伴随而来的则是我国经济的多年增长。因此,我希望这一次金融危机除了能在需求方面为我们提供改进的动力外,也促使我们通过解决供给方面的机制问题,来实现其它问题的解决。再次,保持信心。最近我在做改革开放30年的总结,看过的许多资料让我兴奋不已。这些年,改革中总会有黑暗的部分,但整体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我这里的“基本”有别于“完全”,这就有点类似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走上这一轨道,剩下的就是继续前行的问题了。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基本上完成价格体制改革,93年之后只剩一些关系国家安全的产品没有完成。后15年,改革力量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前5年,也就是93年到97年完成县级以下小企业的改革与整顿,98年至2002年,则是县级以上的中小企业,这5年就转向了大型国有企业。有人说,在政策上朱总理比较保守,我并这样认为,私有企业在他的治理下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全中国国有企业职工数为六千万,92年则达到八千万,之后一路下滑,2006年就变成了2600万,仅98年一年就解决国有职工1900多万,让他们成功转制。这30年,我们成功解决了价格与体制两大难题,因此我大胆预测,未来30年改革的重点将会转向法律与政治体系。如果将之分为两个阶段,那前15年主要是实现司法独立,政法分开,从而进入法制社会,后15年则主要进行民主建设,当然具体的实施方案现在还不清楚。至此,中国改革60年已基本完成。 现在,面对国际形势严峻,而中国经济仍能继续前行的局面,很多人认为,中国可以借此实现大国崛起,担当起领导者的责任。对此,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企业准备好了吗?过去我们总是在别人搭好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优美舞姿,认为自己已经做的很好,现在人们希望自己既搭台子又表演,但我认为,我们的能力有限,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努力。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