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陈亚男 摄影|大伟 张树新印象 谈及张树新，首先映入脑海的词汇是“瀛海威”、“中国互联网教母”，大众对她的定位还是企业家。个中原因，我们与张树新漫谈了两次，每次都能感受到她思想的广博，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她的信息渠道是多元的，八面来风，不会管窥一斑，这便是她与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她不像是企业家，更像是一位读书人兼旅行家，或者是社会观察家。与她的谈话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字是自由，她戏言“对我来说，不自由毋宁死。”在我们看来，这是实话。她称自己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学者，而是自由人。 在张树新满是书香的房间里，她像个活地图一样快乐地描述她的旅程。我们疯狂地从脑中搜索着她说的那些繁杂的人名、地名、事件……她说企业家可能并不是她的归宿，那样的生活束缚了她，以致于没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旅行，或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她说有些人不读书就会觉得饿，她丝毫不避讳自己对世事和那些人的看法，在她眼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对未知的事物则采取敬畏的态度，既不左也不右，真正地跳出来，做个自由的旁观者。因为人首先让自己自由，才能更理性的看待问题。 张树新他们那代人生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而经商在当时看来成为他们唯一可能获得自由的途径。有些人通过商业的手段获得了自由，有些人则被自己创造的壳子束缚住了，没有获得自由。但那几乎是唯一的一条路。熊彼特说，企业家们的表现是一个经济社会整体表现的试金石。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一次访谈说到，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沿着这样的轨迹，假设瀛海威在2000年后出生，也许便不会夭折。张树新并不后悔创办了瀛海威，她曾说那是在错误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 在中国企业家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感到这个群体的生存艰难。张维迎说：“西方的企业家是跟市场的不确定性作斗争，中国的企业家是同时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体制的不确定性作斗争。在面对市场之前，先要赢得在社会上的生存权。” 中国有太多这样与市场和体制博弈的企业家，比如我们熟知的孙大午。他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而受到全社会的瞩目，人们称他是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中国农民的英雄……他却深知自己是“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 我们更多地感慨于中国的问题不单是所谓精英的问题，中国企业家的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的问题，这个国家和社会似乎赋予了企业家太多的不可承受之重。张树新说企业家没必要装自己是万能的神，要反思，要回归平常，不单是要独善其身，且要对社会有关怀和承担。有太多的所谓的精英在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轻易地妄言。而张树新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所以读书和旅行，而旅行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自己知道，旅行的前提则是让自己自由。人人都在追求自由，可是对自由的定义却很是混乱。张树新也问自己：“人是否真的能自由？”在脱离束缚自己的重壳时，她的方法是像列清单一样，告诉自己哪一样可以不做。康德也说过：“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就能够不做什么”。其实，自由这件事实现起来不容易。 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从悲观中看见希望。因为中国拿来“外洋”方法，先发展经济基础，才让一些精英有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在与张树新的交谈中，她相信未来会有太多的人从体系内游离出来，至少先是头脑游离，然后才会对中国问题有一种逐渐清醒的认识，也有了对人类各种精神文化遗产继承的可能。虽然目前社会有太多的系统化问题，那些应该在启蒙时代清晰的现代性概念也非常混乱，但现在的状况已经与过去不同，我们正处在碎片的形成中，当大量东西成为碎片时，重构的时代才会到来。今天有太多的人，已经开始有了自由的可能。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与企业未来》一书中提到：自由是人类智慧的根源。书中有段话是这样描述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财富不过是在自由价值观普及的社会里，无数个人活动的副产品。在个人自由得到最大保障的社会，民众的智慧空前活跃，创新的东西也会不断被提出，财富作为副产品也会像火山爆发般喷涌而出。”可见，自由对于人类和这个社会的重要性，反言之，“全能的政府”最终将导致其所承担的责任不可承担。 此文刊登时，张树新应尚在旅途中，我们不知道她这一次有着怎样的斩获，是否看到或寻找到了真的历史。也许正如张树新所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企业家、学者等精英，其实也是过渡的一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新的精英群体的形成。 也许还有更剧烈的变化会发生，我们拭目以待。 先来听听张树新的讲述吧。
张树新口述史 互联网给每个人开了一扇窗 自互联网商业化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互联网的大众化应用是在1998年以后，1995年到1998年，中国经常使用互联网的用户大多是技术人员、精英，由于它很小众，当时技术手段和产品创新非常有限。2000年后，互联网本身的应用大范围推广开来，当千万量级的用户每天能够上网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时候，互联网已不止是信息的补充传递工具，而是作为信息源、传播渠道本身的力量已经显现。从1998年到2005年左右，大部分的技术和产品创新以及财富效应，包括网民规模的急速增加，使得互联网行业本身迅速成长。 当互联网已几乎变成人们获取信息的最重要方式的时候，互联网的社会性影响已经初步显现。互联网已经不单是和报纸、电视、广播等其他类比的媒体，它已经变成了民众声音及其组织的最重要载体，也是民情反映和民智表达特别重要的部分。然而这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也许再过五年、十年，互联网反过来会促进我们现有社会架构层级的改变和信息的传递模式，影响甚至改变公共治理。所以未来的十年，可能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改变的意义远远大于它过去十几年曾经呈现的技术和财富意义。 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意义很奇怪，与其它信息管制方式不同的国家相比，其对中国的社会影响特别巨大。中国的社会架构自秦至清就没有发生太多的大的结构变动，而五四以来中体西用的结果并没有完成现代性的构建。首先人的身体本身被禁锢了很多东西，对于解决人的自由的问题，宗教解决了一部分东西，互联网解决了技术性的东西。它延伸了人身体的感官，它能让人听到、看到更多的信息，并有方法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 人的自由很重要。去年我开始旅行，我发现川南藏北和北京的区别，某些方面甚至大于中国和美国的区别。互联网的崛起促成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崛起，互联网首先由于利益驱动而产生，后来变成了一个媒介载体，现在我认为它更像一个“广场”。 有人问：“你看了这么多书，喜欢这么多东西，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我说我喜欢罗素，因为我追求理性意义上的真实，当然不只因为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也包括他的人文关怀。其实互联网社会学所触及的学科也很广泛，包括政治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现代化历史等等。对于中国问题的求解，我是一直在寻找，就像中学时喜欢证明几何题一样，一直不断地找这种题来做，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就是喜欢啊。 我觉得我党为了现在的稳定，会牺牲长远，会导致政府走向“成本不可负担”。比如，互联网的国家防火墙问题，其实互联网从“孙志刚事件”开始，就开始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如果不去顺应和因势利导，用长城或三峡大坝的思路治理，只能使问题加速度积累。 有个画家画了一幅画，画面是在一间黑屋子里，有一扇窗，窗外是一片很美的绿色风景。我觉得互联网就像在每个人的面前开了一扇窗，每个人窗前的风景是不同的，所以互联网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一样。 互联网的启蒙作用 刚刚谈到了启蒙，首先，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完全是螺旋的上升，而更是像台阶一样的阶梯状上升。中国的文明基因形成于先秦，从秦一统到1911年清朝结束，两千多年的朝代史并就没有什么创新性和启蒙性的东西出现。 我曾经去美国旅行，旅行中我在思考那些最初来到美国，建设新大陆的人们，为什么美国当时的民族精神充满创造力。十七、八世纪来到美国的人很多都是来自西方当时已发达国家，他们所携带的成熟的文明与美国这片未知荒野的结合创造了美国两百年的辉煌。可是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早已被先人们开拓完成，所有的地理都是写好了的，我们不需要去发现。美国需要《国家地理》，而我们不需要。所以中国的朝代历史记载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都是同一类型，就是权术的高低比拼，徐霞客应是另类。 所以我说中国有技术没科学。我认为中国的学术缺少“真”，不知道有没有“美”，科学的使命是求真，其实科学就是从宗教里分离出来的。中国历史上有发现、发明、技术，但就是没有科学。也许在中国还是应该更多的谈启蒙。 关于互联网对启蒙的作用。我认为，首先，互联网使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很低。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其次，互联网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错位。比如师生的关系、医患关系等等。有些学生现在比老师还懂得多，那么老师凭什么是老师？当然，老师是起到一种传授基础知识的作用。再谈医患关系，其实医学是一种经验科学，我曾经看过很多关于医学的书，我一直想把自己身体每个部分的问题搞清楚，后来我再去问医生，发现他说的很多都是错的。互联网也促成了这种关系的错位，因为人人都能获得这些信息。再有，知识的独自占有、信息的垄断，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于是传统社会的因信息控制导致的权力关系会产生变化，当然这会对传统方式的政府管制产生干扰。 其实我后来的互联网知识是跟我女儿学的。她自己在电脑面前，很快就学会了很多工具，比如Photoshop，没有人教过她，她自己就会了。她有时候在网上聊天，说她今天“见到”了谁，我问是真的“见到”了吗？是physical见到吗？她问我为什么要physical见到？我们两个人头脑中对于“见到”所反映的信息就不一样。 我们曾经提过移民和原住民的概念。我们是互联网世界的移民，我女儿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观察他的语言。再看王石的博客，他们的语言姿态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地震时两人持有的观点是相同的，但是王石由于人们的谴责，最终选择道歉，而对于韩寒就没有那么多人声讨。所以，在互联网的世界，语言的姿态很重要。 看看现在的80后，有些人是非常有想法的。我们看到“新五四青年”，即“四月青年”，这让我们发现依靠互联网聚合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当年“五四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还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