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老雅 长青发展 何启强最初是一名在车间工作的普通技术工人，和其他工人一样每天干完活后干灰头土脸的回家。可当别人为了手头的活疲于奔命时，何启强却想到把压铸车间的炉子改成电炉，炉子竟然成功改造了。 这件事之后，何启强自己租了一间屋，负责帮其他工厂做压轴件。长青的第一桶金便来源于这期间。当时这个小作坊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帮一家工厂造一批燃气灶的气阀盖，这个任务开始后一年赚到了一百万。几年后，长青的阀门生产年收入破亿，占据了当时全国灶具阀门市场份额的40%。 说起创业的最艰难的时期，何启强笑谈： “年年难过年年过，但这些年最大的改变有两次。”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1991年，那时何启强刚刚享受到“阀门大王”的美誉，没过多久，市场上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杂牌厂家，它们以低廉的价格冲进市场，有一些老顾客开始上门问价，何启强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闭门思考几天后，决定放弃原来的配件市场，转向做热水器。热水器的制造对于长青属于轻松活，因为原来雄厚的备件优势，加一个火排，一个水箱和外壳，首批热水器便产生了。长青的第一次危机便化解了。 第二次转折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那时万家乐、神州这样的品牌开始家喻户晓，一直专于研究，专于品质的长青渐渐从国内市场隐退。这一次的考验让何又重新选择了一次，他放弃了多年来的国内市场，转向了外销。海外市场对于长青成为了梦幻的地方，长青的地位加上拥有阀门制造这个关键的市场经验，也让海外市场对长青格外垂青。转变市场后，长青变成了中国最大的燃气具出口企业。 目前的长青属于国内最大的燃气具阀门制造商、最大的燃气具制造和出口商。集团拥有的商标“创尔特”、“长青”、“鼎牌”三大商标，出口三十多个国家，每年的增长速度保持在30%以上。 经营变化 近些年来，很多公司管理上更多的是重品牌、重营销，反而轻生产，中国企业大部分投入在品牌营销，这些时候，何启强仍然坚持在制造领域，似乎一点也不着急出来打品牌，建立了面积约20几万平方米的生产基地，多年来阀门制造所赚的钱用在了扩大生产规模上。 谈到公司管理，何启强一向以来坚持的方向似乎有了些变化。 “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们是比较典型的对品牌的投入不太多，反而在制造能力这块投入比较大。”描述起前些年，何启强认为的确“占了点便宜”。他认为生产型的企业成本的不确定因素要小很多，“世界很多产品的制造都往中国来转移”。但是近两三年，汇率的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以前的汇率比较稳定，国内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品牌不赚钱，我们觉得没必要去凑热闹，我们把力量都投在制造这一块去了。”近来国家的一些政策是何启强改变企业方向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品牌还得抓一抓”。 目前长青外销占到70%，“往后可能慢慢逐步的内销要上来，去年开始我们回过头来扩大内销，坐坐品牌，现在已经看到内销的好处了，起码没有汇率波动这个风险，没有贸易上这个问题。”
广东“土佬” 对于广东企业发展状态，何启强认为是“高度不够，拓展不够，而且过多依赖于出口，过多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 何启强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他笑称自己是真正的“土佬”。谈起广东企业目前的状态，他总结为“从前很有利的条件现在变成不利条件了”。 何启强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因为备战，国家对广东一带投入不多，大部分投在了内地，大三峡，东北，上海等地方，造成广东这一块国有企业比重反而不大，都是民营企业。另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针对广东一省来讲政策环境相对更松一些。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获得外国资本进来，香港是一个“桥头堡”，广东就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先走了一步，这个便是有利的地方。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我发现广东企业走出去的动力没有内地企业足”。 何启强谈起他在国外看见的一个现象，他发现国外大部分餐馆是温州人所开，广东人很少在国外开餐馆。他总结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地域优势导致的优越感和惰性。“人人能吃饱，谁还满街跑。” “因为以前相对内地的经济水平要高一点，所以往外跑的能力要弱一点。”广东省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远比内地好的发展机会，造成了去哪里发展都不如在本地发展好的状况。相比之下，居住在内陆的人们就需要更多的想办法去外面的世界谋求生计。 导致这样惰性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在广东很多华侨祖籍是广东江门一带，江门华侨多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在旧社会很穷。“没办法就飘洋过海”，华侨们离开穷的地方，跑到别的地方赚了钱寄回家，钱寄回了家，家里的人就不做事了。“这些事情有好处也有坏处。” 所以汇率问题一出现，成本就守不住了。“汇率一升，价格上面的优势就没有了，就没有利润空间了，这个问题是对广东未来的发展非常不利。”换言之，广东企业要想改变现在的处境，还是要多做内销。 未来还是只做“制造” 近几年地产炒得火热，但何启强丝毫没有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何称他的公司对政府公关等方面不重视，但“暴利行业多多少少跟政府沾点边”，他觉得这些暴利行业一旦和政府机构扯上关系，就会容易出现问题。“不能什么都做，不能看什么好赚做什么。”从房地产来说，何认为好过三年的企业几乎没有，“现在房价这么高地这么贵，好不容易倾家荡产拿块地，好家伙国家又抽紧银根了；关键是你这个地，房子还要两三年才能建起来，到时候房价还跌了，多危险啊。”他觉得地产公司这样几年一个周期的生存方式非常不可取。 他笑谈：“人就是这样，左脑发达，右脑就会差一点，同样的道理，注意企业这方面多一点，投入政府公关就会少一点。我们特别适合做制造业，搞好企业就可以了。” 何启强做事谨慎，看得出很多事都会量力而行，比如从最开始做备件到转行做备件组成的热水器。表面上看来放弃了一些，其实都没有放弃。他在某个场合自己调侃过：“别人觉得我放弃了，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阀门……” 何启强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制造？除了他的性格外，还有另一些有利的因素。 “企业设备很便宜，公司有厂房土地，厂房土地还会涨价。土地并不是一个负担，是一个增值的东西，设备用到一定时候，如果你产量足够大，实际上他的回收很快。” 何启强告诉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在流动资金上实际不会过多依靠银行贷款。“我们搞制造业。自我滚动发展够了” 说起品牌的投入，何启强认为，纯粹做制造业考虑的问题只是周转是否顺利，出口好不好，品牌的比较伤脑筋，一是需要很大一笔钱投广告，还需要很多资金做他的中段，还有一大笔钱会被别人压货。“转不动的时候反而没我们这个好转”。何启强称他和他的团队认真研究过，该不该投，改投给什么，“我们要考虑一定要做最有效率的这一块。” 从市场分工来讲，做生产是肯定会有人在做的事情，长青承担这个责任。紧跟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长青有没有核心技术。何认为在中国好多产品的最终端与最尖端的核心技术都不是企业本身的，而是国外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优势不是技术的优势，而是成本的优势。“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人口那么多，你说搞完全高技术的高附加值的用人少的我觉得不现实。” 对于近期一些政策上的变动，何启强颇有微词。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他应该搞一些用人多的企业模式，多提供就业机会。” 他认为工资价格实际上反应的是一种供求关系。“人多没办法，就业机会少人又多工资肯定涨不起来。劳动法非得把工资涨得很高，结果是让有的企业没法做，没法做就业机会会下降。中国人口多，要解决中国农业人口过多，工业化城市化这个问题。城市化是什么，就是进城的人必须有工作干，有工资。” 对于何启强的言论，我们不置可否。纵览长青这些年的经历，从最早先的做配件到后来外销，然后现在又开始做起了品牌。何启强自己总结为“做企业必须得跟做飞机一样，要有两个翼，不能单单只有一个，一个便会有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