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苏小和
尽管全球金融系统风声鹤唳，我却在一门心思阅读《剑桥美国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这部红色而且磅礴的大部头著作，从美国的殖民地时代，一直讲到1981年至1992年里根的革命。这绵延几个世纪的经济史话，让我看到这个伟大的国家一直在朝着自由经济的深处行走，但却也一直追求某种理性的选择，而这样的理性，既有美国人的经济人理性，同样我们也看到无所不在的政府理性。我想起前一段时间美国总统出手救市的局面，当时真的以为自由经济可能正面临危机。过了几天，我看到布什说，美国政府不是接管金融企业，他们只是救援，忽然明白这可能是整个美国经济史最核心的方法论。 “20世纪的（美国经济）历史表明，美国人只会在面临国家紧急事件的时候才会选择重新开始扩张公共部门。而在紧急事件期间，他们需要的是符合共和理想的税收改革，恢复国家奠基人所追求的效率与公平相平衡的税收改革”。（第三卷765页） 这一段话很有意思，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如果说美国自由经济非常强大，那么他们的政府管治经济的能力可能也是一样强大，二者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冲突的关系。美国人不会因为政府管治，就缩小市场，强化垄断，也不会因为扩大市场，就完全放弃政府的管理。如同美国经历了很多次经济危机一样，他们的政府同样也经历了多次主动的对经济的管治。今天的布什出手救市，在美国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样聪明的国家经济学方法让我们视野顿开，也让我看到我们自己的经济格局的局促。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是无所不在的二元思维将很多人固定在某种简单的对立情绪中，比如自由竞争与政府管理的简单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简单对立，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简单对立。以为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以为我们永远找不到共谋与共赢。我知道现在有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人对美国金融危机幸灾乐祸。那么多银行倒闭，那么多美国人还不起按揭贷款，他们的房子一夜之间成了鸡肋，好多人失去了工作，他们的政府终于憋不住，开始站出来救市了。此情此情，的确能满足部分国人积攒多年的压抑情绪，帝国主义终于开始崩盘了，资本主义出现了巨大危机，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出现了实证性的谬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开始出现，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人们开始怀念早已被历史否定的重商主义，或者是沉默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相信更多的中国人现在更加认为，只有依靠政府的强力管制，我们的经济才有希望，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终于找到发展经济的密码了。 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暂时看上去的确不错，虽然外汇储备系统在某些细节操作上可能有所亏欠，虽然我们的金融管理可能依然漏洞百出，但人民对此完全不知情，因此这样的影响看上去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宏大的风景如奥运成功举办、宇航员太空行走等等成就就不说了，看看我们的银行，他们依然在按部就班，这种稳健的风景让我们的储蓄看上去很安全；我们的保险公司还是那么有活力，那么多保险代理人还在大街小巷展业，公司的保费规模还在继续增长；只有资本市场差一些，不过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走入熊市已经很久了，它本来就与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关联度不大。 这就是我们的局面，外面风起云涌，里面安之若素。中国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座半开放的岛屿，它有一座宽阔的桥梁让别人进来，也可以沿着大桥有选择性的走出去，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由此构成了一种理性选择。比如说我们的人民币一直不能自由兑换，但国家却可以长时间大规模的持有美元储备；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一直属于国有垄断，外资银行和本土民间银行必须受到限制；比如我们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最核心的资源，这导致我们的整个经济体系事实上完全受制于政府意志的操控，30年来，虽然我们的市场自由竞争水平进步不错，但政府看得见的手才是我们这些年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可以肯定地认为，可能正是这种依靠政府推动的半开半合经济，才让我们没有大面积跌进全球金融风暴的漩涡之中。所谓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的确有理由找到更多的自信。不过有些深层次的经济现象需要提醒：尽管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一片楚歌，但这些问题仍然只是一些金融技术层面的问题，可能是监管制度设计出了问题，可能是金融衍生品过于技术化，还可能是信用体系过于透支，导致人们对未来的金融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信心等等，但从整体看，今日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的制造业还是那么强劲，他们的创新能力依然如火如荼，他们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还在攀升之中。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够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回头看我们自己，问题似乎刚好是反向的。是的，我们的金融体系看上去是比较安全，但我们的制造业却已经处在一种巨大的危机之中。多年形成的出口依赖性企业模式遇到了大麻烦，随着出口订单的减少，或者随着外资和民间资金的萎缩，大批的中小企业出现了停产甚至是倒闭。拉动内需的理论再一次被提到重要的日程上来，可是扪心自问，一个伟大的内需市场怎么可能短期内形成？
这样的态势必然要影响到我们热爱的GDP。是的，随着GDP的下滑，我们的经济的确将要迎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它可能不是现在，但应该不会太远，所有有学者就站出来说了，中国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可能是在年底，或者明年，中国企业的冬天应该不远了。 有一个常识需要在这里重复：当政府力量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手之后，市场的容量必然持续萎缩，人们的创新能力必然滞后，企业的竞争水平必然下降。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企业都将渐渐演变成为政府的食客，市场中所有的元素都将只是围绕政府意志运行。这几乎是“大政府、小市场”模式的必然归宿，类似于大海里的鲸鱼，它孔武有力，在海洋里穿行，而更多的小鱼、浮游生物则紧紧黏附在它的身体上。显然，这样的生态链是不健康的，一旦鲸鱼出现危机，整个生物链就可能崩溃。 很有可能，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之内，美国经济史都将仍然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有价值的参照系，不仅是增量意义上的发展，还包括经济增长和道德建设的逻辑关系。我的手头就有这样一本书，本杰明·M·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经济增长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每个有思辨能力的人都会提问，我们那么明确地积极的关注经济增长，是否就是绝对正确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里德曼开始超越他的经济学工具，用民主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范式来进行思考，从而试图展示经济收入的提高应该怎样使得一个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具有道德感。 弗里德曼有一个很醒目的认定，单纯的富裕并不能保护一个社会免于倒退到刚性与不容忍的状态。他的立意非常让人激动，因为他的所有陈述，都来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思辨传统。这是一种经济增长和道德增长的关系与过程，它显然应该发生在经济增长的某个理性阶段，而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却让我们沮丧，似乎看到了太多的经济增长，但道德水准却反向而动，以至于我们对单向度的经济增长几乎就要失去兴趣和信心。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当然是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简单的判断，当然是人和组织对经济增长的迷恋，让人失去了道德尺度，人性的罪恶让我们无恶不作。不过后来我不太满足于这样的简单批判，我开始沿着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技术性角度来分析。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一个熟悉三聚氰胺的化学专家，发现是牛奶企业核心技术的不足促使他们寻找蛋白质的替代品，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中国企业发展30年之后， 一个最让人沮丧的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不关注核心技术，都不关注技术性的创新，而只是关注短期的规模与利润，这导致中国企业普遍缺乏竞争能力，因此出现了所谓的山寨现象，所谓的三聚氰胺毒奶粉现象。事实上，将三聚氰胺注入到牛奶中，就是一种山寨牛奶。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道德精神的缺失已经蔓延到中国当下所有的企业，所以，温家宝才说出企业家的血管里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但是，真正的道德精神不是依靠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训斥就能够建立起来的，弗里德曼的阐释让我们更加坚信这一点。 在道德意义被提出之后，我愿意提及一个更加抽象的主题，这就是我们对经济的信心。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现实经济，而可能有巨量的未来经济在当下展开，信心的价值由此凸显，由此，我们才说，在这样的时刻，信心比黄金还要宝贵。 是的，信心成为这个世界上经济继续前行的主要动力之一，类似于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当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大名鼎鼎的AIG也沦落到需要政府施加援手，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让太多的人们回不过神来。世界真的出了问题，我们本是相信这个世界的，相信在万物生长的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期许的金融体系让我们丰衣足食。如同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天地，创造了空气、阳光和雨水，相信神总是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即使灾难来临，上帝对我们始终不离不弃。 是的，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上帝自有他的美意。就像刚刚过去的9月，财大气粗的美林集团竟然作鸟兽散，成了美国银行的盘中之餐。肯定是上帝导演了这场收购游戏，在此之前，人们心目中的美林一直是多么高涨啊。可是《华尔街日报》却带来了美林种种不详的消息，他们说美林集团是在美联储的压力下被迫出售的，因为他们担心美林证券会步雷曼兄弟的后尘。在过去的15个月中，美林集团的资产负债表上拥有数百亿美元的高风险、流动性不良的资产，负债权益比率超过了20倍。2007年年中信贷危机袭来之时，这些资产价值一路下滑，难以轻易售出，严重影响其缓冲资本。 真的是无法想象美林集团能有今天。纯粹从金融技术的层面看，那可是一帮骄傲到极点的家伙，曾几何时，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全部属于他们，上帝本来是要他们当财富的管家，但慢慢地，他们开始越过上帝，直接操控财富了。上帝说了，我们对他的敬畏必须建立在相信的基础上，所谓因信称义，没有了信，上帝不高兴，没有了信，我们的财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美林的遭遇肯定不是最后一个，但也不是第一个。我想起瑞士联合银行和瑞银集团之间的并购大战。其中的细节精彩纷呈，瑞士的迪尔克·许次著作《上帝导演的并购》（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耐心的将他们记录在案。迪尔克的工作就是从信心出发的，他和这场并购中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无数次的谈话，感受到了一种迄今为止从未在大企业里感受到的痛苦滋味。今天那些在异地漂泊的前瑞士联合银行的职员们，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所以他们愿意说出真相，愿意把曾经不可一世的瑞士联合银行的种种内幕公布于众。迪克尔由此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瑞士联合银行内部的士气早就低落到了极点，他们集体性的不相信瑞士联合银行还能走多远。 一个纯粹技术性的银行并购事件却能让我们看到最本质的问题。对经济的信心，构成了这个世界庞大的金融体系的动力。一切都从信心出发，如同我们对上帝的信仰。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注定是过客，只有坚定仰望的人才能抵达永恒。伟大的金融世界何尝都不是这样呢？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心才构建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金融体系。成功源于此，失败当然也源于此。今天的美林集团、雷曼兄弟如此，早些年的瑞士联合银行也是如此。舍弃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一生的劳碌将化为乌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