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戴志康 大学生们都很关心现在这个社会需要我们以后去干什么，我们应该在学校里学什么，做怎样的准备。我比现在的大学生们早出校门20年，我将自己的感受和对社会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一下。 前10年和后20年是不一样的 今年是2009年，每逢九字，都是中国很重要的年份。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这一代在这30年里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角色参与其中。这个社会主要的特征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商人是社会上的明星。报纸、杂志、电台里的专访都是以商人为主。倒推30年，1979年的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不是这样。我们中学、大学时的理想都是当科学家。但是真正在我1988年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突然选择下海，顺应了潮流。这30年里，前10年和后20年是不一样的。 如果再往前追溯30年，194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刚通过斗争夺取政权。那时最牛的是当兵的、将军、战斗英雄。可是1979年以后，社会的主角不是军人，而是那些工程师，后来那些工程师都成为了国家领导。 再往前推30年，1919年，五四运动时讲新文化运动，要建立民主、科学的社会，那时的社会主角都是黄埔军校的人。1919年是中国社会文气很重的年代，但是从后来的结果看，当兵的成了主角。可见每30年一个周期，带“九”字的年份都是重要的转折年份。 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就是，今后30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去干什么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角，我们怎么做才能成为社会的领袖？我相信，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青年中都是佼佼者，理应成为今后社会的栋梁，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你们不是一个简单的参与者，而是一定要成为领袖的。但是做领袖的人在思考问题时，不只要考虑个人问题，更应该考虑极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才能成为领袖，才会有跟随者。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理解今后30年社会究竟需要怎样的才能？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在中学时代，数理化对我很重要，但在大学，我学习西方经济学，希望在自由市场经济竞争的理论指导下，投身到真正的市场经济商业经济大潮中去，实践自己的理想。那时最重要的是创造财富，改变贫困。 我从农村走出来时——家里六个兄弟姐妹只有我一个人上大学——吃了百家的饭，穿了百家的衣，借了乡亲凑起来的钱买火车票到北京。在家族里，所有人都指望有朝一日我能成为他们的救星，能够帮助大家共同摆脱一种弱势地位。我也带着这样的理想走向社会。 当我真的挣了钱， 也想到了回馈家乡，也回去修路、办学校，也曾经想过能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部分农民的收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但我慢慢感觉到，作为商人，我能解决企业内部几百个人、几千个人的就业，解决他们的谋生问题，但是对于整个乡村，对于我生长、成长的大背景的中国乡村社会，我有点无能为力，因为用市场经济的方式基本不能解决他们发财、致富的问题。我曾经按市场经济的方式让他们到企业里面去谋生， 但实际上乡村的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到现代企业， 甚至一般性企业去工作的能力。乡村社会的很多人在市场经济这样的体系里，没办法找到活路和生路。虽然经济的发展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就业，但这个比例相对来说依然很低。经济越发展，资本越强大，资本所调用的技术、科技的能力也会更强大，所以资本规模扩张的比率与增加的比率不成比例，资本对劳动雇佣的比例呈现出递减的形势。从我自己的企业以及看到的情况来说，现在社会上基本上是两极分化，而且越来越严重。
十年前， 我曾经夸下海口说，如果你们的孩子以后上了大学，我保证给他找工作。结果发现这也不能做到，真的做不到。现在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而我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除非我的企业不讲利润，不以资本家的方式来做。 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小康社会 透过这些经历观察社会， 我发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除利用市场经济这个方法之外的其它方式。其它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在某次论坛上，我曾谈到，虽然我们嘴上说自己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实际执行中我们已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社会主义的理想。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首先要将市场打开，进而搞活经济，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大家共同富裕。当然我同时也在思考，中国人能不能真的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这里我思考的焦点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以后有15亿人口，如果将15亿人全部纳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让他们就业，挣到比较高的收入从而实现较为富裕的生活，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地球不具备这样多机遇，也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给我们。所以我们还需要思考，是不是中国人要追求所有人都发财的这条路，有没有这条路？ 这种活法有没有可能实现？ 我心里所想象的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共同的小康社会，而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中国人能够培养出如此大的国家，拥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就是因为学会了与自然和谐共存。所以，在今天，中国是不是还可以作为竞争者参与社会，在国际上与其他国家争夺？中国这么多的人口，不太可能通过市场经济竞争的方式去建立完全的优势地位，然后把别人作为我们的边缘和附庸。中国一出场就代表世界。就像做股票的时候，庄家不太可能等待别人， 跟在别人后面跑， 进而沾点便宜， 这样做的结果不会长久，到最后肯定会死掉。那么中国应该怎么活？中国人应该怎么活？怎么思想？我们要想着，我就代表世界，就是一个庄家，在这个地球上不可能独善其身，关起门制造自己单独的世界。中国人那么多，我们参与世界时要有一个全局、整体的观念。 对这，中国人很早就有所理解，中国人的格局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最大的。当新一代人加入社会的时候，新的思考方式就要波及到我们，我们所探索的就是世界，我们应该去引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探索的——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找的一个活法，它本身也代表着在整个世界社会里绝大多数人口所寻找的一种活法。 在西方国家，200年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解决了一小部分人在全人类里的生活方式。他们之所以活得这么好，前提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活这么好。在自由竞争的塔形结构里面，西方人由于先一步进行工业化，先一步进行全球资源的侵略，将世界整个纳入它的市场体系之中， 使其他国家、第三世界成为西方国家的外围，从而使他们成为核心，而美国成了中心。今天我们希望打破这个格局，但按帝国主义的那种路线重新站在顶端，将自己做到最大，让其他人成为外围， 成为我们的边缘， 为我们垫底，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现在国际上， 按经济份额来说我们还没有达到最大，中国要有一定竞争的态势来争取民族应有的份额。但我们不应去追求，也不可能去追求这个塔尖，这并不现实。所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探索我们自己的活法，这就是在全球化已成为现实的背景下，我们和平生活的一种态势。这态势是整个世界的，我们所要探索的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人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中国多民族、多人口的生存方法，会为第三世界的更多人在世界上活下去做出样板。中国人走的路，也就是世界走的和平之路，世界的和平也是中国人能够活下去的背景。 当下的做法会影响到将来 这种活法， 我相信是比较社会主义的活法。不是一个自由民主、自由竞争的丛林法则—— 这已不太可能。在殖民主义时代，你可以通过海外扩张掠夺，将好东西都运回去，而将差的东西都留在原地。现在无法这样做，中国的污染，内蒙古沙漠的沙子，照样可以吹到日本、美国，在中国产生的任何污染都会影响美国甚至地球的任何角落。现在恐怖主义分子也可以从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跑到你的核心地区，与你发起战斗。地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村庄，穷人、富人、处于核心区的人与处于边缘的人都已非常紧密地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在这种大的态势下，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制度来应对当前的格局。 去年开始的经济危机，让我受到一些启发。1979年我们开始走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当时所面临的背景和所学习的对象是以西方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今天的奥巴马时代，他们也不再完全相信里根、撒切尔那一套。政府在救经济的时候，也采取了曾经反对的社会主义方法——将银行国有化，将克莱斯勒汽车变成工人阶级持股，使工人阶级成为第一大股东，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最自由化的英美体系也开始运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法来解救经济危机。 北欧其他国家早就开始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我感觉，右派在往左的方向走。在左的方向中，比如苏联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往右走了很多，大家都在往中间靠拢。但往中间靠的时候，社会主义因素最强的还是中国，如果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最正宗。如果我们能在这个方向上探索出一条出路，中国就将成为世界的领袖。以经济制度为依托，建立我们自己独特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不只是过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所讲的东西。民主、自由平等，包括三权分立，多党执政等，这些都是自由经济上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价值原则。 过去我们认为，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会沿着这个线性关系往后发展，一天比一天好。美国就认为自己是当今社会，包括它30年所运转的体系是世界社会中最优秀的制度，希望全社会都向他学习。有些美国学者提出世界终极理论、社会终极理论，对他们来说现在就到了顶头，世界从此永远是这样。但按照我们中国人对世界天地的观察，这应该是个循环往复的社会， 我们今天做的好， 将来就会更好；我们今天做坏事，将来一定会有报应、报复，明天不一定比今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前提是什么？是今天好好做。所以，当下我们的做法会影响到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