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从南通如东往北直到连云港连绵几百公里沿海都是滩涂8943;8943;在这一带建海上风电场不占土地，可建超过1000万千瓦的风电场，相当于三峡的装机容量，堪称海上三峡，却没有三峡百万移民的负担，也不消耗水资源，我们应迅速下决心，行动起来，精心组织，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3个千万千瓦级大风场，建设风电三峡”。 这是在2008年，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文中他首次提出风电三峡的概念，将风电大基地战略进行了直观的表述，为中国风电产业发展描绘了一个壮丽的图景。 风电大基地战略早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规划》中正式出现，在《规划》中，提出要通过大规模的风电开发和建设，到2020年，形成6个百万千万级大型风电基地。 然而，2007年以来，风电的高速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2008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近630万千瓦，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风电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2008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将2010年风电装机容量的目标由500万千瓦调高到1000万千瓦，然而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1200万千瓦，再次超前完成了规划目标。
2008年，国家能源局在甘肃、新疆、内蒙古、河北、吉林和江苏等风能资源丰富的省区展开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目前，编制的规划初稿已经完成，今年5月11日，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规划内的38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开工，成为第一个开始实施的基地。 “并网与分布式”模式之争 中国的风电发展一直都是在争议中前行。究竟是走欧洲分布式风电路线，还是走规模化并网路线，一直都有专家在争论。在欧洲，风电大多以分布式能源的形式出现，分散开发，就地销纳，不需要大规模远距离输送。 因此，不少专家认为中国也应当更多地发展这种小规模的风电项目。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就是其中一位，他对《中国投资》表示，“中国风电发展已经过热。单纯求大，求数量。其实10万、10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就很好。应该好好考虑是不是就要按目前这样的路线发展。”他认为，就是因为过去追求数量，导致了当下很多行业内的问题。而分布式开发模式好处很多，可以考虑在当地消化，如结合煤化工、冶金工业等，这些电解类的工业用电要求不高，可以使用直流电，相对而言并网的要求高，成本也高。 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这种利用风能资源发展高耗能工业的所谓非并网风电发展模式，目前并不适合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指出，中国不仅仅是在发展大风电，分布式的也在做，福建、山东、广东做的就是这种分布式风电，中国风电目前的发展就是沿着集中大规模和分散式发展相结合的方式前进的。 他指出，在风电基地发展高能耗的产业以就地消化，这是很理想的情境，事实上很多风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也缺水，自然环境恶劣，并不适于人类居住，更不适合发展重工业。从经济性上考虑，还不如输送出来更合适。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施鹏飞也对《中国投资》表示：“尽管欧洲的方式是最经济的，然而中国要开发风电，只能走这种大基地开发的路线”。 李俊峰认为，我国风电发展应当两条腿走路，不排除发展一些分布式的风电，但是“选择建设大基地、融入大电网战略是风电发展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与我国的自然条件有关”。 由于我国风能资源都分布在较为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电力负荷低，因此要想开发这些丰富的资源，必然要走规模化开发、并网输出的路线。 在他看来，发展大基地，一方面适应中国风资源和市场分布现状，另一方面也有诸多好处。“从国家战略上讲，启动风电大基地战略，可以让我们从与国外争石油、从冷战思维、从持剑经商的霸权思维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更和谐的方式发展”。 这种更加和谐的方式，还体现在改变以往对落后地区的资源掠夺性开发的老路，“这不存在像水电那样的移民问题，不存在煤电的污染，还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造福地方”，李俊峰指出。 施鹏飞表示，“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大基地，可能一些风电机组制造商不愿意到当地投资，但是在大基地的巨大需求下，到这些地方投资就成为了一个较优选择。”事实也确实如此，目前几家装备巨头已经开始在各大基地加大投资，如大连华锐已经在江苏盐城建立了生产线，新疆金风在内蒙古包头、甘肃酒泉建设了制造基地等。 李俊峰表示，我国目前的风电发展水平与欧盟1997年的情况相似，按照欧盟经验，如果政策落实，我国在2020年完成超过1亿千瓦也是很有希望的，中国是未来世界风电市场最重要的潜在市场。 六大基地初具规模 我国的风资源集中在两条线，一条就是三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河北、内蒙古、甘肃、宁夏和新疆等省区近200千米宽的地带；另一条就是东部沿海海岸线，包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等省市沿海近10千米宽的地带以及潮间带和近海海域。 据统计，全国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为10亿千瓦。从区域看，全国风电装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的省份超过10个，其中，内蒙古一枝独秀，累计风机安装容量超过了370万千瓦，然后是吉林、辽宁和河北，也都超过了100万千瓦。 内蒙古的风能资源非常优质，因此现在是最大的风电省份，形成了塞罕坝、辉腾梁和辉腾锡勒3个风电基地，李俊峰介绍，“这三大基地都有可能在2020年形成千万千瓦的特大型风电基地”。 河北省北部的张家口坝上地区和承德市的围场县以及丰宁县是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这里最大的优势是距离京津近，而且电网发达，因此风电都能够就近上网。 新疆是我国最早大规模开发风电的省区，1989年利用丹麦赠款建设的第一个风电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直到2001年，新疆风电装机容量都位居我国首位，后来因为电网容量的限制，发展较慢。不过，目前新疆也在打造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预计会与甘肃酒泉一起成为风电“西电东送”的源头。 甘肃虽然起步较晚，却大有后发制人之势，率先启动了全国第一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项目，通过历次特许权招标，甘肃形成了独特的风电电价制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一省一价。李俊峰介绍，“甘肃有望成为继内蒙古之后我国最大的风电开发区”。 而江苏是最早提出千万千瓦基地设想的省份，其近海滩涂的可开发量也超过了千万千瓦，而且它就位于电力市场区域。对此，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认为，江苏等沿海地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可能会超过其他地区。 特许权招标强效 1994年中国首次出台支持风电的产业政策《并网式风电场管理条例》，要求电网必须为风电场提供便利，之后，国家出台了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大大推动了风电产业的发展。 其中一个推动风电大基地建设的重要政策是特许权招标。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先后实施了5期风电特许权招标，具体要求项目规模达到10万千瓦。国家发展改革委对特许权项目进行前期工作的审核，具体招标时由中国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和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实施。 从这5次招标中，可以看出中国风电市场由小到大、由无序到有序的一个发展过程。 最初，由于规定承诺最低电价者中标，从2003年到2006年的4期特许权项目招标中，实际中标的上网电价远远低于合理范围。 “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如东项目连续两年招标，风能资源和其他条件几乎完全相同，华睿公司的投标价格分别是每度0.3979和0.56元，相差40%”，李俊峰介绍。 虽然到了第三、第四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允许非价格因素作为考虑条件。但由于上网电价仍然是主导因素，因此，电价仍然偏低。 投标企业为了降低投标电价，采用的手段有过高评估风能资源和上网电量，设定较高的第二段电价，低估设备价格，风电机组基础成本和削减运行维护费等。也有些企业组成或在境外注册合资企业，享受外商优惠政策，享受退税等。 “过低的价格表明了风电投资的极大热情。这种倾向虽然是政府一直希望看到的，但是，也反映出一些企业跑马圈地的冲动，因此，虽然前几轮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积极性很高，敢于冒险大打价格战，但是毕竟难以承受巨大的投资风险，之后的投标中，已经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李俊峰说。 分析原因，李俊峰指出，“这些集团有雄厚的煤电或者水电项目作保障，所以足以消化风电的亏损或者微利，只要掌握了资源，不愁在几年后盈利，而且发展风电对树立企业形象有好处。这也是预防未来国家的配额限制”。 第四期招标时，国家对评标办法又作了较大调整，加大了本地化方案的比重，同时将设备制造商捆绑招标。此次招标进一步降低了投标电价所占的比例，投标价格趋于理性。第五期招标在条件上做出了更大的调整，投标价格最接近平均值的中标机会大。 李俊峰仍然认为当前的风电电价过低。“过低的上网电价让风电投资商难以盈利，不能提供所得税，影响地方积极性，更大的问题是挫伤国内新兴的风电装备制造业”。 “另外我反对通过减税来扶持风电，税收是地方财政的一个来源；可以在价格上补贴风电，比如在全国分摊的电价中提高1厘钱，对消费者来说影响不大。可以肯定的是，总容量超过了8000兆瓦的五期招标，在推动风电大规模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加速风电规模化发展外，还加速了风电国产化进程，为探索风电定价机制积累了经验”，李俊峰说。 配套设施：长期的挑战 风电超速发展令电网的容纳压力陡然增大，因此在全国普遍出现了电网不能全额购买风电的情况，尽管在法律上，电网必须全额收购。据悉，除了张北地区上网较多外，其他地区均不乐观，而内蒙古尤其严重。 “内蒙古规划了5700万千瓦的风电基地，蒙西目前接入内蒙电网和西北电网，蒙东计划接入东北电网和华北电网，但是这个规划没有得到国家电网的认同”，施鹏飞说，“美国的风电增长非常快，与我国类似，他们也存在电网输送的问题，但是目前也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好在他们的风资源分布均匀，东西部都有风资源，不需要太长距离的输电。我们的平均输送距离要500-1000公里”。 有专家表示，电网公司至少在态度上已经变得非常积极地支持风电，不过在基层上，因为风电给电网带来了很多麻烦，令他们在承担安全稳定供电的同时又要承担不稳定的风电上网后带来的新责任，因而积极性不高。 因此，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的电网弱，没有欧洲电网强大，容纳风电的能力还很低。最初，一些专家提出风电在整个电网的比例不能超过5%，后来这个指标被提高到了10%，但是这个结论没有被国内的风电并网专家接受，因此，在制定风电并网标准时，对风电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首先要形成一个观念，其实我国电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电网之一，70%的装机容量都是2000年以后建成。而且也没有确实的依据说电网能容纳多大比例的风电”。李俊峰说。 根据欧洲风能协会的研究报告，在现有的电网技术水平和条件下，电网接纳更多的风电是经济性和政策问题，而不是技术水平和实际运行的问题。德国、美国和西班牙等国对风电并网和电网如何适应风电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风电容量在整个电网的比例可以超过20%。在丹麦电网已经能容纳40%的风电。 “在这问题上，电网要去适应，不应逃避责任，因为改变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电网就要去适应未来的发展，就像过去适应水电，适应核电发展一样。国家可以给政策，根据成本核算电价，这都可以做到”。李俊峰说。 在对待电网积极性这个问题上，一些风电基地已经开始通过变通的方式来促进电网对风电的支持。业内人士表示，“如一些风电投资商自己投资建设线路，或者出资让电网公司建设管理。”还有一种做法是，让电网公司的下属企业直接参与风电场投资，从而促进其加快电网的投资建设。这种方法也得到了施鹏飞的认可，他建议，“要让基层电网从被动变为主动，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让电网参股风电场开发”。 但这种做法又违背了我国厂网分开的电力体制改革的原则，恐怕也只能是在小范围内存在。“2007年国家公布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了电量目标，即电网覆盖范围内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的电量，2010年达到1%，2020年达到3%，我测算约2000亿千瓦时（需要风电装机1亿千瓦），目前没有将这个电量指标规定为电网企业的义务或强制性市场份额，也没有激励政策让电网受益，使之对待风电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这个问题迫切需要从法律和机制方面进行研究”，施鹏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