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苏小和 我要提到的第一本书， 应该是《风雨读书声》（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这是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最近几年的读书随笔精华。我愿意在两个向度上力荐这本书。其一，我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通识教育”辅导书。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把读书当成谋生训练课的时候，《风雨读书声》沿着人的建设和价值寻找的路径，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参考。其二，目前国内读书媒体中，大多数媒体要么简单陈列读书新闻，要么在象牙塔里掉书袋，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是罕有的通过读书抵达公共关怀的大好媒体。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书， 是曹聚仁先生的《中国近百年史话》（三联书店，2008年11月出版）。这本书曾由香港三联书店于2003年出版过繁体字版，此次是大陆第一次刊行其简体字版。这当然是一本小册子，五六万字的篇幅，但包容量却很大，百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均在其中闪烁，历史的细节纷至沓来，让后来人不胜唏嘘。我读到了当年《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梁启超笔锋当然卓然，但《民报》阵营中的章太炎、汪精卫、孙中山，也当仁不让。《民报》的发刊词还是孙文所作，首先把民族、民权和民生三主义连贯起来说出，提倡种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不过梁启超先生不赞成社会革命，他驳斥了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意见，对《民报》的土地国有论，作出了三个方面的驳斥，认为在财政上、经济上、社会问题上，都不应该采取国有政策。 一百年过去了， 当所有的中国人都混迹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时，忽然发现梁启超先生早就为我们说出了常识，可是人们却对先生的话忽略了百年。国家迷茫、凋敝，个人生活一代比一代凄惶。身处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何坚守住常识，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最近， 我再一次听到有人提到了奥地利学派，而且是由争议一直不断的张维迎在公开场合说出。在亚布力满地的冰碴中，我看见张维迎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此前， 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络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把所有糟糕的、恶毒的言辞从自己的胃里吐出来，发泄完了，也疲倦了，转身走到床上，在一片呼噜中开始筹备第二天的生活。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 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直接扒下了政府短视和自私的面皮。 面对高西庆先生面对面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而这，刚好是奥地利学派反复阐述的课题，官僚体制与反市场心态，所以，张维迎不仅没有被高西庆先生的商榷说服，反而进一步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勇气和证据。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显然， 我没有在这里为张维迎声援的企图，只是建议读书人沉下心来，回到奥地利学派的书籍之中去。去年这个时候，我读过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心态》和罗斯巴德的《权力与市场》，认真读过这些书的人，会对今天中国经济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更加宽泛的认识。 我想说的是， 眼下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 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从米塞斯扯到了张维迎，看上去有些别扭，但张维迎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刚好，罗斯巴德曾经说过： “ 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张维迎可能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未来将怎样演绎，我相信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因此我也相信，未来可能就在张维迎的教育之中。 等着看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