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 | 毛振华 年轻一代对我们的创业史都特别感兴趣，我们的经验也确实或多或少会对他们的创业有所帮助，但其中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不容忽视。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特殊性一目了然。上大学的时候我只有十五岁，在同学中间年龄最小，因此也并不具备什么非常成熟的理念，基本上是哪个同学优秀就向哪个学习，陈东升当时就特别优秀，在同学中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对我来说，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折。79 年，中国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人和人思想的碰撞既有新鲜感又有恐惧感，因为你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很可能会被打成反革命，同班同学告发你是反革命的事情也很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威胁随时存在。那时，我们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成员是班上一批比较优秀的同学，我也很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员，自此我也开始了对经济学方面的探索。另外，那时提倡教育改革的刘道玉校长允许我跨系上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思想。当时，除了必要的经济学之外，我还攻读历史与哲学，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介绍西方思想、人文、历史演变的书籍让我突然发现，这一领域对很多人来说都非常陌生，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这让我产生了一种神圣感，就是希望将这些知识传递给其他人，让他们知道这些人类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东西。这种情怀一直持续到今天，而这也是我现在转行当老师的真正原因。 那时，我们都有着一种很强烈的国家参与意识，觉得精英就应该报效祖国。而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我们也确实是精英，因为在全国人都可以参加高考的情况下，武汉大学只招收了900多名学生，现在这一数字估计变成了5000。而且，那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更加不知道经商这回事。经济学中的股份制在那时看来也是天方夜谭，因为在每个中国人都没钱的情况下，谁都没有钱购买股份。那时，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服从国家分配，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我也就义无反顾地去了国家机关。但到机关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多么虚幻，也才发现公务员只是一架天梯中最低一阶的人，要往上爬就必须遵从公务员的条例。我是从副科长做起，每天都提前一刻钟到办公室，然后到锅炉房打开水、拖地板、倒烟灰缸、拿信，这样一个过程对我来说都非常无奈。面对这样的环境，我成了公务员体系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换了七个单位，并且总是在获得提拔后变换单位。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年龄，我的每次提拔在那个单位中都属于破格，相处同一级别的人在年龄上都大我很多，觉得没什么意思。而另外一个同学的境遇对我的触动也很大，他当时在中南海工作，已经是副局长，属于整个国务院体系提拔上来的最年轻副局长，37岁，但我觉得他的日子过的并不愉快。自己的感受与别人的经历，都促使我做出了下海的决定。但现在，这样一种在我看来没意思的工作，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公务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比所有企业都有吸引力，这就是中国社会现在的一个现象，无论是好是坏。在我看来，这一现象是因为国家强势所形成的。 在公务员体系中变换单位的时候，我就想，只要让我去当一个单位的第一号人物， 即使那个单位在西藏，我也去。但体系不允许，而邓小平南巡给了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决定去经商。但经什么商呢？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应该以国际为准。当时中国非常崇拜美国， 我相信， 美国有的， 中国未来一定会有； 美国没有， 而中国有的， 未来则一定会消亡。所以当时我们选择了一个中国没有的行业。什么行业中国没有呢？其实我们也不太懂，于是就看电视、报纸，从中寻找信息。当时认识的一些人被调到人民银行当领导，他们觉得可以做一些金融体系的事情，但我觉得金融所涉及到的事情很多，而且我没有任何金融工作经历，阅历也不深， 所以最后决定做一个中国的穆迪，也就是评级公司。可中国的穆迪该如何运作，我并不知道。在这么多不知道中，我们并没有失去信心与勇气，因为我们坚信，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在为中国的思想独立做贡献。 其实，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过要当老板， 要成为股东，下海经商，创办带“中国”字头的公司，在我的感觉中，就如同在公务员体系中转了一个岗位，在一个局级单位做一把手。而公司从股份制变成个人私有，中间也有很多机遇，当时公司还比较小，股东也都是国家的一些银行，但后来出台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只能做信贷，不能持有公司股权，这就促使我用很少的钱收购这些股份，从而将公司变成自己的。但在完成这个产权接纳之后， 我陷入了失落的情绪，因为刚下海的时候，我依然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做事。但现在当了私营老板，这个行业似乎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商业游戏，与国家利益不再有什么关系，奋斗突然之间失去了动力与目标。这样一种感情带有一种时代的特殊性，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而这也是我后来依然要从事研究工作的原因，虽然只是一个兼职的、业余的研究者。东升喜欢用“票友”这个词，也就说我们在看戏的同时，还要时不时的亮一嗓子。 这样的心态让我一直非常稳定地管理公司，而公司也在经济增长的大环境下获得了百倍的增长。当然，相对于东升千倍的增长而言，百倍似乎微不足道，但在我看来，这一增长已经很不错，约二十亿的净资产也还是可以的，东升的公司应该价值两百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与我所在的行业有关。因为这个市场的需求有限， 而这也就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在全世界，评级行业的企业规模都不大，最好的当属穆迪，但它在美国的市值也才两百亿美金。因此，对我们来说，做大的途径要么是收购其它的企业，要么就如投资公司一样，寻找机会进行大量投资，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评级公司。可以说，直到现在，我都没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商业模式来发展我们的评级公司。所以我一直认为，在看准市场方面，东升比我强。在做500家企业评价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清楚保险行业的状况，对市场有了一定的了解。嘉德锁定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商业模式，虽然小，但却获得了利润的肯定。 现在我转行当老师，基本上是对我大学时那种情怀的回归。当然，改革中国政治体系的宏大理想已不复存在，但我觉得，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和认识，以及自己的一些切实体会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一直认为，一个人事业的奋斗有三座大山可以爬，一是当官。最大的权利，最直接的力量就是当官，如美国总统可以控制全世界，中国领袖控制中国也是没什么问题，甚至还能控制周边的一些小国。但在中国，政治是一座难以攀爬的高山。二是经商。这也非常伟大，在我国，成为商业社会里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缺乏实践经验。以前在冷兵器时代，国与国的竞争就是将军的对比，载入世界历史史册的也多是将军、元帅，商人少之又少。但在现代社会，英雄都是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也都是民族英雄。而对我们来说，要爬上这座山的顶峰，就应该做大企业。三是做学问。而无论是当官、经商，还是做学问，爬上顶峰的都是成功者。 就我个人来看，三座山我都爬了一下，当官我是处长，经商则创办了中诚信，是个不大的商人，现在又开始做学问，但这三座山我都未能爬上顶峰。当官的时候，我觉得公务员体系没意思，下海之后，又发现自己没有理想、能力和精神去做一个超一流的企业家，当学者后也发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我的导师即使在出差的航班上也在写东西，而我们则在看报纸或者睡觉。在宏观经济形式分析上我有一些想法，但并不著名，也更算不上什么经济学家。但在攀爬这三座高山过程中见到的不同风景，让我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取得成就的一个共同要素：当中国社会还处于转型时期，还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的时候，我们承接了中华民族、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将自己的理想进行更高的定位，不是出于求生，不是出于自己的一点点福利，而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付出，那最后我们都能获得成功，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上行通道中，抓住了发展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