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Liu Hongru recalled the formation of fi nancial reform ideas
文/本刊记者 林 海 摄影/杨 迪 在建国60周年前夕，本刊记者采访了金融界的老前辈，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刘鸿儒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多是一个元老级的中国金融教育家、中国金融改革先锋人物。然而，细细翻阅他的资料，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欧美留学的经历，而是从前苏联留学归国进入人民银行工作，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他的工作重点才转向金融体制改革。 “您留学苏联，长时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学习工作，但后来却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者，您是怎么变成改革者，变成改革的积极分子的呢？”在采访中，对于记者所提的金融改革思想是怎么形成的问题，刘鸿儒很坦率地表示，“在别人看来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矛盾，其实并非如此。”他表示，思想的发展历程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囊括的，他并不是先知先觉早就预见到了市场化的必然趋势，而是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生的历练，促使他不断学习和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他分管金融改革后，工作也把他推到了改革这条路上。 计划经济时代 1959年，29岁的刘鸿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前夕，从前苏联留学回国，随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 刚开始接触具体的金融业务时，刘鸿儒就像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一样，有着一股子热乎劲儿，“感到很新鲜”。而且，他并没有像一般人在工作几年以后渐渐地对工作产生厌倦情绪，而是“很愿意做实际工作”，这对他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他之前不管是在东北人民银行（吉林大学前身）教书，还是在人大研修学习，以及在前苏联留学期间一直都是从事理论研究或是教学工作，而“理论如果不接触实际，就是空洞的、枯燥的、没有生命力的”，只有在结合实际以后，才能显现出生机和活力，也才能进一步在实践中修正完善理论，使之不断丰富。 刘鸿儒在人民银行总行的计划局和办公厅工作期间经常要写文章或是负责起草文件，在改革开放之前，他写了很多文章，还出版了几本书。但那时国内流行跟前苏联学习，他的文章跟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推行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观点差别不大。 “在这段时间，我对于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发生任何疑问，按照这个路子，不断地学习、思考、写作。”刘鸿儒说。 但是，经过“大跃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以后，经济、文化、社会秩序等都受到严重的影响，银行也未能幸免。刘鸿儒说，党的金融政策和银行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等被当做修正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给银行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 表现之一即为当时还有人提出来主张取消货币，取消存款利息，认为利息是剥削性质的东西，不应该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银行工作来说，存款付息是基本原则，如果取消了存款利息，谁来存款呢？刘鸿儒回忆说，后来没有办法，银行只好开设了两个窗口，一个是办理有息存款业务的窗口，另一个是办理无息存款业务的窗口。但即便是银行保留了办理有息存款业务的窗口，可是老百姓谁也不敢去这个窗口存钱。周恩来总理在知道这件事之后做出批示，取消了设立两个窗口的做法。他认为不应该把存款付息跟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联系起来，实行两个窗口实际上是变相地给予政治压力，逼着大家都去无息的窗口办理业务。于是，“无息存款窗口”在上演了一幕短剧后从此息演。不过，银行的地位每况愈下。从1970年开始，财政系统和银行系统合并为一。银行的作用和性质也随之慢慢改变，刘鸿儒对此“感到很困惑，也很难受”。由此他也更感到对银行的位置和作用必须作一些重新的考虑。他说：“当时，如果按极‘左’的思想发展下去，银行可能连会计、出纳的地位也保不住。”恢复银行体系引起新思考
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国进行拨乱反正。 1977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银行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银行独立的组织系统，恢复银行工作的各项政策和基本制度，强调要发挥银行的作用。 “会议是国务院指示召开的，由行长主持，我参加负责起草财政、银行分设基本要求的文件并具体负责会务工作。”刘鸿儒说。他当时天天处于非常兴奋和紧张忙碌之中，在会议上听到许多代表的发言，深感大家经过十年动荡，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创伤，急切寻求发挥银行作用之路。 这之后，国务院发文明确要拨乱反正，恢复银行系统，银行工作者感到心里的气也顺畅多了。但恢复银行独立系统之后，紧接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就是：银行以后要发挥什么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的功能、作用、地位是什么？“文革”期间为什么能轻易地把银行体系破坏了，甚至把银行跟财政合并为一，这是否能说明银行的作用可大可小、可有可无？ “当时大家就思考讨论这些问题。”刘鸿儒说。 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1979年开始，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全国研究并逐步进行经济改革，对发挥银行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丁冬放等老同志嘱咐刘鸿儒写一本书，总结总结银行系统经历反复波折的教训以及历史经验，研究银行工作规律，以及怎么发挥银行的作用。 1979年末，在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丁冬放、尚明等老同志的帮助下，刘鸿儒写完了《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出版）一书。在书中他对社会主义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作了整理和分析，从革命根据地讲到打倒“四人帮”，诸如“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使国家转危为安，使国民经济纳入了正确发展的轨道”，以及引用马克思、列宁的银行思想等，行文风格基本上是原来的理论模式和计划经济模式的观念下形成的套路。 不过，在书中最后一个章节，他提出了如何发挥社会主义银行的作用的问题，论述了如何正确地对银行进行定位，发挥它的作用。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强烈的思考”。 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上就认为银行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是行政机关，银行失去了自己的特点，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对国营企业的一部分流动资金的周转需要发放贷款，其余都采取无偿拨款的办法；在信贷资金的运用上缺乏自主权和主动权，贷款名义上是按计划，实际上是供给制；利率实行统一管制；在计划管理上实行统收统支的制度，存款和收入统统上交总行，贷款和开支统一由总行下拨，办理业务不计成本，全国吃一个“大锅”里的“饭”。 对此，刘鸿儒认为应该重新正视、定位银行的作用，以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他在书中概括了银行主要具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聚集、调剂和分配资金的作用，一是把国家通过财政不能集中的各方面的资金吸收进来，二是把吸收来的资金用贷款的方式运用出去，周转使用，这样，国家就可以腾出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加快建设。第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纽带作用，银行通过现金收付、转账结算和资金往来，像一条纽带一样把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各社队、各单位的经济活动连接起来，使社会产品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能够顺畅进行。第三，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第四，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和“寒暑表”作用。 他表示，如果要充分发挥银行调节经济的作用，需要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经济改革相配合，但是从银行方面来说，可以从扩大银行贷款范围，处理好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之间的关系；用经济方法办理信贷，处理好银行同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提高银行管理水平，处理好银行内部各方面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关于银行作用这一章节篇幅不大，他仅只是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没有作具体论述。这本书他从1978年开始着手，直到1979年末才完成初稿，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书的过程，也是他观察实践结合理论思考的过程。 在1979年10月4日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同时，具体提出，银行要扩大贷款范围，支持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困惑的时候，想改革又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时候。”刘鸿儒说邓小平同志的话一针见血，点到了要害，给了他们银行工作者莫大的鼓舞。他最初听到李葆华行长口头传达的版本时就非常激动，为了进一步确认，他通过机要室找到了会议的简报，查看了这段话的原文，核实无误以后心头也亮堂开了。“从此，银行从上到下，明确了改革方向。我们就按这句话推进金融改革工作。” 刘鸿儒说，这就是他思考和研究金融改革方案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 被工作推到金融改革这条路上 1980年8月，刘鸿儒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当时人民银行最年轻的副行长。 刘鸿儒说当时领导让他担当重任主要考虑他比较年轻，从国外留学回来，也教过书，写过文章，理论知识扎实。“党组织让我全力以赴抓改革，任务确实很重，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事做好。”在刘鸿儒看来，“中央关于改革开放的大政策，既给了‘尚方宝剑’，又给了压力。”就这样，工作把他推到了改革这条路上。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刘鸿儒从1979年开始进行银行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依靠邓小平理论统一思想，排除阻力，推进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发展农业放在战略位置上之后，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恢复专门为农业服务的银行。人民银行党组委派刘鸿儒组织调研，代国务院起草恢复农业银行的报告。1979年3月，农行正式挂牌办公，刘鸿儒由人行正式调任农行担任常务副行长，他大胆推行改革，主张农行支持农村商品生产发展，为农行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秋，他调回到人行，而关于建立央行制度的讨论也从1980年开始展开。到1982年初，根据国务院指示，人民银行成立了“银行机构改革小组”，刘鸿儒担任召集人，集中各方意见，负责中央银行的方案设计。次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再成立一家工商银行承担人民银行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由此形成了中、农、工、建四大专业银行体系。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国务院为此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刘鸿儒担任组长，率队深入实地调研。1985年底，金融体制改革整体方案经过多次研究修改和汇报后，已基本成形，正式列入“七五”计划。 刘鸿儒说：“金融改革方向和主要政策措施明确以后，形成了强大的动力，推动金融改革进入新的阶段。”1986年，人民银行携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一部分中等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验，拆借市场，股票、债券的二级市场都随之出现。深圳和上海有了外汇调剂中心。为了打破专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引入竞争机制，人民银行先后批准建立了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上世纪80年代，金融改革因为有了小平同志指出的方向，进展较快。”刘鸿儒说，当时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带来金融业的巨大变化，也引起了不同的议论。他们这些在改革第一线工作的人，深感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这样大规模的革命性变革，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必须认真开展调查研究。
1986年12月19日，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讲了一番重要的话。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这些指示传达后，刘鸿儒说，他们都感到很高兴，感到心里踏实多了，有信心有决心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深化改革，闯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体制发展的新路。 从1979年筹建农行任副行长主持农村金融改革，1980年调任人行副行长主管金融体制改革工作，1988年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直到1989年正式调任体改委这十年，刘鸿儒称自己一直是在金融领域打先锋的人。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一度出现思想反复，整个金融改革的进程随之放慢。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刘鸿儒主动到江总书记办公室谈了一次话，汇报了自己困惑的问题。他向江总书记询问道：“这些年推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我们还要继续改下去吗？”江泽民同志听后表示，这些经济改革都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今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下去。 “那次谈话以后我就说：那好，改革要继续下去，我们这些搞改革的人也就坚定了信心，我们不怕有委屈，就怕改革不能坚持。”刘鸿儒说，那次谈话消除了他的思想重负，也使他坚定了继续走改革这条路。1989年以后，他不再一人身兼两职，而是离开人行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具体分管财政金融改革、住房改革和股份制公司研究试点，这之后，他主要将精力投入到关于股份制和股市的研究发展上，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拓荒者。 经历了改革的风风雨雨，刘鸿儒感言：“改革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取得共识，这样改革就能顺利推进。” 考察研究打开国际视野 上世纪70年代末银行系统恢复以后，大家都在思考进一步发挥银行的作用问题。 1979年1月，国务院组织考察团去日本学习，考察日本经济的发展经验和金融业工作的模式。参加的人员有银行、财政局、税务局以及国家计委的代表。刘鸿儒时任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他作为人行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出国学习。中方人员一边参观，一边听日方人员介绍，一边讨论思考。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刘鸿儒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研究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在听日方人员向他们介绍经验情况的时候，他听得非常仔细，并认真琢磨。 日方人员不仅仅只是介绍日本本国的情况，还把日本的情况与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刘鸿儒受到很大的启发，感觉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有很多好的经验，尤其是当时日本银行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更是对他的观念带来了全新的冲击。 日本从战后一个战败国，在一片废墟上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刘鸿儒认为，“这条路值得研究，而且，这个国家的地域、民族文化等特点和中国比较靠近，容易学也适用”。 回国以后，刘鸿儒便着手研究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组织人员查找资料，请国外专家介绍相关情况，还请了很多国内的学者以及学生参与调研提供方案。另外，世界银行国际经济组织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经费援助。 刘鸿儒说，研究别国的经验有利于自己打开眼界，开阔思路，但是在借鉴别国经验时有一条重要基础就是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 他说，1984年在研究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时，就曾经研究过不少国家的经验。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所以金融市场很发达，尤其是资本市场。而日本是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资本市场不是很发达。这是两个不同的模式。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经过研究讨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最后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学日本的道路，以银行业为主体，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刘鸿儒在人行工作期间，为了完成中国金融改革任务，一次次深入中国实际调研，又先后率团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等国就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专题考察研究。 “咱们没有搞过市场经济，具体怎么操作，要先把别人市场经济这条路怎么走过来的问题弄明白，然后再研究中国下一步怎么走。”刘鸿儒表示，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改革要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出发，要符合现有的制度和要求，不能照葫芦画瓢生搬硬套。 他分析说，中国的改革没有采取休克疗法，是逐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虽然过渡期往往是双重体制交替带来很多矛盾，时间长，摩擦大，但风险小。另外，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期，多年来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以及计划经济模式的教育使人们在改革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很多争论、阻力，出现反复。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在研究国际经验当中，不同国家的市场经济下面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采用哪一个模式更能和中国实际结合，就需要多分析比较，多深入实际调研。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研究借鉴日本的经验，但是随着发展市场经济初步形成以后，日本的金融模式就不适应了。日本金融业透明度不高，国内政府、大银行和大企业联动，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掩盖了许多矛盾和问题，以至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之后日本着手金融改革，开始发展直接融资。 刘鸿儒表示，“一个国家不同阶段，其发展模式不一样，这也值得注意。”他举例说，德国是混合经营，商业银行和投行是在一块儿，而日本是分业经营。以前分业监管有利于中国的国情，现在潮流变了，金融机构也开始搞全功能的百货公司，就要根据实践情况作新的研究和判断。 “很多改革理论上成立，但实际操作困难。”刘鸿儒还举例说，因为地方政府管企业、管经济是中国的特色。在中央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问题上，他曾经做过按大的经济区域设立中央银行分行的研究，也到美国和日本做过调查，觉得应该按大区设立分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央银行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但考虑与外国不同的是，我国地方政府管企业、管经济，如果银行推行按区设分行难以适应，后来，这件事就拖下来了。 他表示，因为中国是国有企业为主体，各级政府都是股东，不能不管企业，必然是按行政区域来管理经济活动。中央银行按照经济区域来进行监管和调控，就会造成金融和实体经济活动的脱节，甚至连统计报表都弄不清楚。而且，中央银行在执行自身职能的时候也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很多时候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1998年，中央银行设立了大区行，不过大区行没有如预期所设想的目标完成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刘鸿儒说，这还需要条件，需要时间，什么时候地方政府插手管经济这个制度改了，中国经济中心陆续形成了，也就发生作用了。 刘鸿儒说，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的方案，既不能完全用“土特产”代替国际运作规则，也不能原封不动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最难的是找到结合点。他表示，正是在研究、考察、学习别国的发展经验的同时，使他开阔了视野，通过不断地学习，更新了他头脑中那些在成长、学习、工作过程中树立的计划经济观念和知识体系，使他渐渐跳出了原有模式的局限和束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背景下研究金融改革。他也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兴趣所在，研究出的新思路也更坚定了改革必须往前推进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