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High Tuition Costs What does Newbridge bring in ? 文/本刊记者 岳冰清 2007年中，TPG合伙人单伟建去看望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该人士对单笑言，你现在赚了10倍。单得意地回答：“我赚了岂止10倍啊。”其时，深发展的股价最高曾一度接近50元。 人算不如天算。 如果没有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宏观经济没有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如果这家基金的运气再好一点点，如果2003年这个交易即能获批，新桥真的能在处于改革开放状态的中国金融市场再现“黑天鹅事件”。 给发现价值的能力定价 根据公告计算，平安受让新桥的股份约合22元/每股。公告后，在和机构投资者交流时，深发展的基金股东调侃地提出，我们愿意联手把股份卖给平安，平安也可以达到相对控股的目的。那么，被基金所微词的“22元”高价里包含了什么呢？ 参与交易的各方台前代表都着重强调了深发展管理团队的优秀，业绩的出众，前景的光明，而刻意回避了新桥所持有的“相对控股权”。 2001年初始，中国证券市场坐上了“过山车”，资产大幅贬值，一系列涉及国资的交易在随后几年里完成。随着中国概念的热销和中国资产的升值，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水涨船高，因垄断而稀缺的“相对控股权”亦会坐地起价。 资深市场人士说：“深发展今天所获得的市盈率是市场给的。”他认为，以17%的比例，新桥事实上没有控股权，因深发展股权分散，新桥具有了实际管理权。但在该交易中，他们能卖出了控股权溢价，除了谈判能力，也受益于深发展属于“稀有标的物”。假如是外资有意接手，新桥定会用深发展和花旗改造广发行做对比，放大他们在深发展的话语权。 5年来，媒体一直质疑新桥因基金性质的局限性而追求短期行为和即期利益，没有“做好”深发展的动力，这种看法过于极端。在其掌控之内，深发展的任何重大闪失都可能成为新桥退出时的损失。但是，“想做好”和“能做好”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要求——一个是愿望，一个是能力。 有基金公司分析人士称，股东立场和团队管理对银行经营非常重要，在中国经济最好的几年，任何一家银行都会好，而深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没有从基础设施、业务结构、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改造，不得不说是个遗憾，这事实上是深发展的损失。在一次公开研讨会上，单伟建说，在经济好的时候，傻子经营银行都能赚钱。该分析师会后私下问单：“既然你刚才说，傻子都能赚钱，那么，你怎么评价纽曼在深发展的作为？”单笑而不答。 深发展是一家独特的银行，在国内找不到它的参照物，无论是股东结构还是发展路径，它和其他银行都不具可对照性。自深发展成立之日起，就注定了它的独特。对一家有着如此复杂历史而经营时间又那么长的银行进行改造，是不可能在五年内脱胎换骨的，也不可能实现新桥入股时向媒体所描述的那些伟大的远景。一位曾在该交易中起关键作用的金融界资深人士说：“5年能把一家银行的基础打好就不错了，如果能转变经营模式，灌输企业文化，就很好了。”该人士认为，新桥在改造深发展方面的作用很有限，而职业的纽曼对深发展的贡献可圈可点。 历史不能倒推，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新桥的深发展今天会怎样？ PE改造银行是不是一条好的路径还需深入探讨，但不能否认的是，新桥的进入带来了新的风格和新的理念。如果它不来，还是国内人自己在“玩”，依然故步自封，难有突破。新桥进入后，深发展抛弃了“行政路线”，实施职业化的管理，市场化的执行，这都曾令人耳目一新。在处理投资者关系和媒体关系方面，其沟通能力不可小视。而从其与平安的协议看，其在营销策略方面亦值得学习。 上述资深人士说：“亚洲国家通过私有化改造银行都是失败的，至今没有成功的例子。而我们需要西方在银行的管理业务上优势和成功经验。因此，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改造公司治理结构是一条可行的途径。但境外战略投资者能否搞好，取决于能不能和中方融合，能不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方案，嫁接到本土文化。”他认为，通过改造深发展，最大的经验是，渐进式的改革和本土化的改造最为关键。 可以说，虽然新桥投资没有一支好的银行团队，但他们却有一支优秀的宏观团队，在经济周期处于低谷时，敢冒风险，或许他们在中国市场和韩国市场的投资回报，就是对其“发现价值”能力的定价。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里，我们更容易尊重“创造价值”带来的回报，而不屑于接受“发现价值”产生的利差。对此，有私募基金执掌者说：“投资也是可以创造价值的。” 反思监管 有监管部门高层官员被问及，如何评价新桥因转让其所持有的深发展股份而在5年内投资收益至少“翻两番”？该官员说：“它赚的是价差！” 他进一步说：“这是市场的结果。我们不能用民族感情给市场行为下判断，那是不合适的。” 该官员说：“金融改革初期，我们欢迎外资的加入，它们来了，帮助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知名度，对此，我们持欢迎的态度。因为涉及到外资比较敏感，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我想，这在今后应该是常态。”
阅历丰富的深发展董事长纽曼每次面对媒体时都对中国的金融监管者赞誉有加，尽管如此，该案例仍然值得监管层反思如何完善监管制度。上述官员强调，我们在法律的严密性，制度的完善，定价如何更科学，以及对投资者的行为规范等方面，都需要加强。 有业内人士对新桥改造深发展颇难认同，原因之一即是有关部门在执行监管政策时，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其入股后，由于监管实行属地管理，在放贷规模和拨备的要求上对其“过分宽松”。还有一点不可理解，就是深发展始终背着包袱前进，直到最后时刻才处理坏账，这或许是因为每一个坏账后面都有一个棘手的故事，所以，留给后来者处理比较稳妥。新桥入股前，深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不良资产和拨备不足，5年后，这仍然是深发展的难题。 有投行人士提出，该案例值得监管层反思现有的监管政策。比如，对参股资格的限定究竟有多大意义？市场管制后，实际上给某些机构制造了获取额外利益的机会；行业监管“一事一批”，没有明确的规则。 我们在法律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漏洞，给机构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从而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如何严格规定尚未到解禁期的股份不能提前卖，在预付款和交割期的时间规定方面尚需明确。 有投行人士说：“公告协议后，在召开股东大会及上报监管层前，直接利益方或利益关联紧密者不能借助媒体公开谈及与交易相关的内容，否则，涉嫌误导投资者。在美国，这些方面的规定极其详细，而国内目前没有。” 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来源颇为繁复，即便是那些服务其中的职业经理人们，可能都并不真正清楚——他们到底在为谁工作？ 真正投资进深发展的资金，已经是这只基金的第五层了，其背后股东多达70多个，其中不乏已为中国市场所熟悉的大公司及金融机构。 5年来，深发展董事长纽曼和TPG合伙人单伟建的所作所为亦随同深发展的起伏而备受媒体争议，但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职业精神永远是对的。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负责，为自己的投资人争取利益，这些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值得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