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危机劫后余生动漫 苏汰余的几次危机处理



  实业家苏汰余(1885—1948)四川巴县人,原名苏必润,曾在重庆广益报社担任编辑,1907年,因撰文针砭时弊,被清廷通缉,不得已逃往汉口,改名苏汰余。之后,苏汰余进入川帮德厚荣百货土产号当职员,由于为人勤勉通达,精于文墨,深得副总经理徐荣廷赏识。德厚荣的老板刘象曦系川人巨商,光绪末年将德厚荣总部迁往汉口,资本数百万两白银,在汉口首屈一指。刘象曦在汉生意主要交由徐荣廷来打点。很快苏汰余在商场上崭露头角,成为徐荣廷的左膀右臂。辛亥革命爆发后,苏汰余在徐荣廷的鼓励下,经过一番深思,觉得自己很有经商能力,所以没有回到新闻界,反而将一份暂时避难的工作变成了终身职业。1912年,徐荣廷组织楚兴公司租营官办纱、布、丝、麻四局(原湖光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官营企业之一),委苏汰余为助手,掌管文牍和财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加上楚兴管理得当,公司大量盈利,战后的1919年、1920年,楚兴公司的销售利润竟达八百万两白银,相当于原始股本的十几倍。除去主要股东刘象曦获得的巨额利润外,徐荣廷分得股息、人红五十万两,苏汰余和其他两位高管张樵松、姚玉堂也各分得了三十万两白银。这为徐荣廷等人后来另起炉灶打下了基础。在苏汰余的建议下,楚兴公司有两项举措值得注意,可谓未雨绸缪,一是扩大资金积累,二是创办了自己的纺织专科学校。楚兴公司承租“四局”十年,除了要应付地方士绅和官僚的压榨之外,还深受各路军阀的掠夺。直到1921年,楚兴公司的承租权终于为军阀所夺,连价值四十万两白银的设备、原料、成品也被霸占。

  1921年秋,武昌沿江原湖北官钱局的地基上,一座新的纺织厂正悄悄地矗立起来。徐荣廷、苏汰余等人创办的“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鄂厂”挂牌运转。早在1919年,徐荣廷、苏汰余,布局管事张樵松和会计姚玉堂等人便已经意识到承租“四局”不是长久之计,垂涎者无所不在。因此筹建新的纺织企业的计划诞生了,苏汰余建议新的企业应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裕华股份有限公司因之成立,徐荣廷任董事长,徐荣廷、苏汰余、张樵松、姚玉堂、黄师让等人共同出资,筹银一百五十万两,正式开始建设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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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管理要效益

  1927年,局势极其混乱和动荡,加上连年灾荒,人民生活极度困窘,购买力大大下降,出现了“花贵纱贱”的局面。许多厂家陷入严重亏损,纷纷倒闭或者转卖。裕华鄂厂同样陷入了危机,每日产量仅仅十余包,而工资、税收一切开支照旧。年近七旬的公司董事长徐荣廷看着这一切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决定让位于苏汰余。在徐荣廷一番推心置腹的激励下,苏汰余不再推辞,挑起了董事长的担子。

  苏汰余明白,时局动荡和纺织业不景气的局面,他是无法左右的,他能做的只有改变公司的现状,可以从管理入手,通过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等方面来提高竞争力。但要做到这一点,会管理、懂技术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苏汰余把目光放到了萧厚生、王子江等年轻人身上。苏汰余决定让萧厚生接替张樵松担任鄂厂厂长,并让他带人去日本参观学习一年。

  由于日本人对技术保密,萧厚生等人先在天津的几个日本纱厂转了一圈,后去日本参观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获得关键性的技术。两个月后,萧厚生有点沮丧地回到武昌,告诉苏汰余这次只学到了管理上的经验,没有学到先进的技术。苏汰余尽管有些遗憾但并不生气,他让萧厚生谈谈日本企业在管理上的独到之处。萧厚生总结了几点:一是他们的管理人员经常下车间,进行检查并协助清洁工作;二是毕业生初进工厂,先要下车间实习,再正式安排工作;三是日本工厂要求纱机平车工作次数多,故而质量高于裕华;四是看车工人只有裕华的三分之二,效率高于裕华。苏汰余让萧厚生仔细琢磨日本企业的管理手段,逐步在裕华推行。同时,他决定另派人去日本学艺。在中国驻神户总领事和日华学会的帮助下,两名裕华鄂厂的技术骨干汪文竹、许伯馨以湖北工业学校学生的身份进入仙台丰旭纺织厂实习一年。二人参与了这个厂机器安装及所有的生产活动,连清花和浆纱两种从不外传的技术,也学到了手。他们白天上班,晚上画图,一年后,带着厚厚的实习报告回到了武昌。苏汰余两次派人赴日考察,学得了先进的管理手段和生产技术,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使裕华公司重新获得了竞争力。

  当时湖北广泛种植的粗绒棉品质最优的只能纺出16支纱,而只有纺出20支以上的纱支在市场上才能立足,1929年秋,苏汰余与人称“民国第一清官”的石瑛(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一同筹建了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在石瑛的召集下,湖北纱厂联合会、武汉大学、进出口棉业公会和省建设厅等部门代表为改良棉种一事聚集一堂。在众人的推举下,石瑛宣布苏汰余为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会上,苏汰余提出三点建议:一以徐家棚农场为棉籽实验基地,另建公安分场以扩大试验场地;二从出口棉花中,每担抽出六分,集中作为实验的推广经费;三派人出国留学考察,另请浙江农学院和河南大学的几位专家前来指导。

  在湖北省棉业改良委员会的努力下,终于培育出亩产二百斤的优质籽棉,而且成熟期提前了二十天。因可以就地获得优质原料,使得裕华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成本也大大降低了。

  应对内部“文武冲突”

  裕华鄂厂有一大批建厂之初就来厂工作的员工,这些人被称为“武帮”,他们自恃建厂有功、资格老、有实际经验,时常刁难那些从大专院校引进的被称为“文帮”的人才。这种对峙局面,严重影响了组织的健康。保全科长雷锡璋因此找苏汰余辞职,雷锡璋毕业于上海恒丰纺织学校,技术有专长,但“武帮”的管理人员却不予合作,常指使工人们故意刁难他。比如,他让工人安三匹综桃子织斜纹布,而工人却故意安上四匹综的桃子,等开不出车来,又说是雷锡璋让安四匹的,弄得他十分难堪。所以,他执意要离开裕华。尽管没有挽留住雷锡璋,但苏汰余明白,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了。不久,又发生了气走新上任的工程师朱育芳的事件。

  苏汰余把厂长萧厚生找来,严厉叱问是谁带的头,结果发现带头者是萧厚生的一个亲戚。苏汰余召集所有工人开会,他盯着带头者看了很久,然后说:“你好大胆子,竟敢带头起哄,气走朱工,你自己说该怎么办吧?”那人不敢抬头,小声答道:“我错了,听候董事长处罚。”

  苏汰余当场宣布,公司里长期存在文武之争,严重干扰了业务的正常进行,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扣发带头者一月薪金,留厂查看,以观后效。由于此人和萧厚生厂长有亲戚关系,萧厂长对此事也要负一定责任,扣发半个月的薪金。如果以后谁再带头闹事,不与技术人员合作,立即开除。这样,裕华鄂厂的“文帮”、“武帮”之争,终于偃旗息鼓。

  不久,苏汰余便聘请留日学生祝士刚担任技术科长,负责改进生产设备。苏汰余认为:“日本各厂不但用人减少,而且机械日新。最近,大牵伸之发明,不用二三道粗纱机,即可由头道粗纱直接纺细纱,又使用自动布机,每人至多能管六十架,此等利器,无异是纺织界之机关枪,而我等尚用土枪土炮,无怪不能与之竞争。”祝士刚携苏汰余的余怒入厂,又一下子身居高位,尽管改进机器,会严重威胁工人的饭碗,但却没有发生前两次那样的不愉快事件。上到管理人员,下到普通工人都积极与之合作。很快,裕华鄂厂的细纱机全部改为立式大牵伸;牵伸倍数从七倍提高到十二倍,并拆除六十台粗纱机,一下子减少了二百多工人,而纱支色泽、条杆质量都大大提高,苏汰余在空出厂房中又添置了几千锭细纱机。

  苏汰余还将钢丝机、钢丝针全部更新,并调整车速,建立擦车、平车制度,使裕华鄂厂面目一新。这些举措,同样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和质量。

  苏汰余在雷锡璋事件时,隐忍不发,却抓住朱育芳事件不放,一举为后来变革扫清了障碍。苏汰余看到了“文武”之争的本质是“新旧”之争,所以从一开始,他就牢牢地握住了这场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企业的生存危机只是最高管理者的事,而员工却无动于衷,从裕华的文武之争,就可看出这一点。如何拿捏变革的契机,如何把组织的意志真正变为组织成员的意志,这是管理者应该思考的。

  资金链,安全第一

  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涝灾害,二百多个县受灾,灾民两千八百多万人,直接死于洪水者近十五万人,损失相当于十三亿八千万银元。大水之后,长江流域棉产量锐减,而农民生活困苦,购买力又大大下降。日本纱厂趁机压价倾销,中国纱厂又纷纷面临着集体倒闭的危险。国民政府却出台了一项出卖民族利益的税收政策,对日本纱厂实行低税率,对国人开办的纱厂实行高税率。这对于民族纺织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于是,在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发动下,天津、汉口、无锡等分会一致决定,选派代表前往南京,向财政部请愿,要求增加进口关税,发放贷款,帮助各纱厂渡过难关。

  1934年10月,苏汰余受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的委派,以该会主席的身份,赶赴南京请愿。好友国民党元老石瑛时任南京市长,在他的斡旋下,财政部长孔祥熙终于答应见他们一面——请愿代表们列席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会上,孔祥熙与苏汰余发生争执,无理的孔祥熙有些狼狈,最终请愿不了了之。会后,苏汰余终于明白,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本身也是民族企业的敌人,他们要挤垮民族工业,进而收归己有,以便谋取更多暴利。这让苏汰余极其失望。

  很快,局面就变得有些戏剧化了,苏汰余回武昌不久,裕华大兴分厂负责人汪文竹从河北带来了一个消息,天津中国银行副经理束云章通知华北地区各纺织厂代表到天津开会,内容是发放贷款。苏汰余想起,不久前在南京,孔祥熙明明当众拒绝给民办纱厂发放贷款和改变税收政策,怎么态度突然转变了?束云章之前做过的一件事,也让苏汰余犯起了嘀咕。1933年,天津宝成第三纺织厂因欠美商慎昌洋行的机器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洋行便派一美国人出任该厂总经理,坐在那里,追讨债务。束云章见状,便决定由天津中国银行投资,将外债还清,使洋人撤走,从而轻松将该厂收归中国银行。苏汰余问汪文竹,束云章发放贷款有什么附加条件吗?汪文竹说,束云章本人倒没提,其他厂有人说,凡是接受贷款的厂家,要接受银行会计进驻监督,仓库还要挂上“中国银行抵押仓库”的牌子。苏汰余想,孔祥熙、束云章是不会真的大发慈悲的。

  会上,束云章果然提出了那两个贷款的附加条件,这让各厂代表们的情绪顿时低落下去。大家心里都明白,一旦接受这两个条件,等于把工厂抵押给了中国银行,银行随时都可以借债务为由将工厂据为己有。汪文竹提出了抗议,各厂代表们也纷纷说条件太苛刻,但束云章一步不退。他明白,面对日货倾销,工厂设备陈旧的困境,各厂只能硬着头皮接受,否则只能关门倒闭。结果,除了裕华大兴厂的汪文竹外,到会的各厂代表相继接受了中国银行的贷款和附加条件。

  会议结束了,中国银行有人对汪文竹非常好奇,难道你们真的不需要贷款吗?汪文竹说,大兴厂有股金三百万元,历年积累二百万元,股东和职工的存款近二百万,共计七百万元的资金,所以不需要你们的贷款。汪文竹说的是事实,从徐荣廷、苏汰余等人创办楚兴公司起,一直就把积累资金放在第一位,用于发展生产和应对各种困难。所以,在楚兴公司被军阀夺走后,立刻就能拿出近四百万两白银,兴建了裕华鄂厂和大兴厂,这些全都得益于历年按期提取的公积金以及将保险准备、折旧生息、购置设备等项目,一次性在利润中全部刷账等富有远见的手段。1927年,苏汰余出任董事长后,更加强化了积累资金的各种办法,而且借入资本,百分之九十都来自内部存款。中国银行最终和大兴厂签订了一个一百万元的抵押合同,其他两个附加条件取消。回到2009年,眼下这场经济寒冬不知还有多长,与年轻的中国企业相比,经历过多次萧条的西方制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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