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质量之父”刘源张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北京报道 上海“楼脆脆事件”仍未平息。8月12日,涉案相关嫌疑人被批捕,民众关于建筑质量的质疑依然未了。 “虽然这是个案,但也反映了某些普遍现象。中国的质量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缺乏诚信和认真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迄今唯一一位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哈灵顿-石川”奖的唯一中国获得者刘源张,作为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谈到“楼脆脆事件”时指出。 “这些年,我早已不讲技术了。”在中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长达半个世纪,一直为质量奔走呼号、摇旗呐喊的“中国质量之父”刘源张院士,言及至此,面色非常凝重。 中国的产品质量一流,但“三性”不尽人意 “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是好的,而且在逐年提高。”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机电产品接近世界最好水平;电子产品,尤其是家电产品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纺织、轻工产品也很不错。中国的产品堪称‘价廉物美’。但在国际市场,因为缺乏品牌认知,价值被严重低估。” 说起几十年来中国产品质量的飞跃,出生于1925年的刘源张院士体会颇深,“改革开放初期,电视机开始普及时,国产电视机质量很难保证。朋友见面经常问,你家电视今天怎么样?答曰:‘今天我休息’。当时电视机平均无故障时间(从一次故障到下一次故障的平均时间)只有约250个小时,而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个小时。” 作为质量专家,他告诉记者,在质量监督管理方面,中国政府有项中国独有、世界无二的制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据记者了解,从1984年第4季度起,全国出现了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的趋势。到1985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工业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同比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对此,原国家经委组织有关部门成立了16个质量调查组,开展了产品质量大检查。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代表国家经委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扭转部分工业产品质量下降状况的报告》,措施之一便是实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制度。1985年9月,这项制度正式确立。同年10月31日,国家经委向社会发布了第一号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公报。自2001年4月起,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这项工作。 刘源张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通报来看,仅全年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不包括出口产品)一项来说,自1995年74.6%上升到了2007年87%。12年间,中国产品质量合格率提高了近13个百分点。 记者注意到,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2008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通报,全年四个季度产品实物质量抽样合格率最低为92%,说明我国主要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仍在稳步上升。 中国产品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究竟如何?“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排头兵;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与主流水平相当。”刘源张说,“尽管如此,中国产品有一个通病,就是‘三性’不尽人意。”刘源张所说的“三性”,即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靠性。首先是一致性难达到,很难做到同一厂家生产的大量产品质量一致;其次,稳定性较差,在分批交货中,更为明显,第一批货还可以,第二批货就差点,第三批货用户就无法忍受;三是可靠性较差,性能不稳定。
究其原因,刘源张院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 日本为什么有2万多家“百年老店” “2008年在中国发生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其实国外也都出现过,美国大概发生在100年前,日本发生在50多年前。而美国、德国、日本的质量问题都走过了不同的道路。”刘源张向记者详细解析道。 美国最早的一批工人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来自欧洲的移民。他们既无财产,也无文化。但是,美国大力推行标准化生产,科学家精心研究标准流程再加以推广。而美国产业工人经过了四代人的更替,用血和泪认识到了不遵守标准的代价:小则丢掉工资奖金,大则丢胳膊丢腿。现在的工人已经是非常娴熟的产业工人,按照标准化生产,一丝不苟,保证了产品质量。 德国则是工匠精神的传统使然。现代工厂之前是作坊,而作坊之前是工匠。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的精髓。譬如,做鞋的工匠,他会在鞋上钉上一个本家族的姓氏标牌,其实就是最早的品牌意识。过硬的产品质量象征着家族的荣誉,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汽车制造厂,曾经请过德国老师来培训徒工,我去现场看过,似乎很简单。十个小伙子站成一排,学钳工活,每人拿着锉刀,德国老师站在旁边,喊号子一、二、三、四,工人按号子在做。动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多一个毫米、少一个毫米都不行。其实,这就是培养一种认真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什么也干不好。”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资源非常匮乏,国民对资源特别珍惜,对质量的追求简直到了极致。“一辆汽车下线后,会摆放在一边,要求厂内工段长以上的人带着放大镜去仔细查看。一旦在某处发现瑕疵,立即插上一面小红旗予以标识。”刘源张说,“日本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几乎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据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年8月12日发表的一份调查报道显示,日本创建时间早于100年前的长寿企业已经达到了2万多家,最老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寺院建筑的金刚组公司,始建于中国隋唐时期,已超过1400多年。而这些企业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在质量要求上的认真与诚信。 朱镕基曾说“质量是上海的生命” 我们应该说“质量是中国的生命” 1942年,年仅17岁的刘源张从燕京大学远赴日本留学,1949年毕业于日本国京都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54年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运筹学博士学位;1956年,刘源张应钱学森之邀回国,就职于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1957年夏天,刘源张开设第一期质量控制讲习班,播撒了中国质量管理的第一批种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源张蒙冤入狱。文革结束出狱,但仍戴着“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这时,北京清河毛纺厂需要质量专家,赋闲的他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是质量工作救了我的命。”回忆起这些坎坷往事,刘源张的脸上却是一脸淡定。但他谈起质量问题时却情感丰富:“什么豆腐渣工程,什么假冒伪劣产品,什么假农资假种子坑农误农……”刘源张显得义愤填膺,“朱镕基同志曾经在上海说过,质量是上海的生命。我推而广之,质量是中国的生命。只有以质立世,才能成就品牌企业,也才能成就品牌中国。” 1980年6月,刘源张关于开展“质量月”活动的提议被国家经贸委采纳;1999年,全国第二次质量工作会议召开时,刘源张在京西宾馆给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写信,要求设立质量工程师职业资格,获准;2007年,他得知中国食品(4.87,-0.10,-2.01%)安全问题在海外受到非议,立即上书吴仪副总理反映情况。 “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商品出口呈现下滑趋势,更需要质量过硬的产品。产品的质量必须要用心来完成。”刘源张动情地回忆起往事,“上个世纪50年代,我刚从国外回来,看到工厂里工人们的那股认真劲,我真的很感动。问道:“你们为什么这么认真?’原来,他们都是解放前的老工人,新中国的成立让他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了主人翁的精神。” “让现在的工人重新回到那个年代是不现实的,但诚信和认真是必须给予的教育。缺乏诚信和认真,是中国质量问题的‘癌症’。三鹿奶粉就是一起惨痛的实例。”刘源张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