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本刊记者 袁宏明 福兮祸兮。金融风暴激荡，既给全球经济制造了巨大困境，也孕育着裂变新生的重要契机。不管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还是中国所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界和高层决策者深入反思金融危机之由，得出的结论相似：亟需一场经济增长模式的深刻变革，建立面向未来的绿色发展战略。 唯有深化改革，破旧立新，痛下决心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危机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根本之策。 然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知易行难。近年来，中国“两高一资”产业（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快速扩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能源、资源价格过于低廉。 以石油价格为例，国际油价从2002年的每桶20多美元，到2008年中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已一路飙升到140多美元。但在此期间，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却没有随之上升，导致大量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损。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中国低油价是在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进行补贴”。 “由于人为地把资源、能源价格压得太低，前几年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对整个国家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向《中国投资》指出，“本来应该价值100元的资源，把价格人为地压到80元，企业卖到90元就有利润，于是大量出口卖掉了”。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崛起之路》中写道：“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担负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的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 胡鞍钢认为，在本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矛盾始终是核心问题，而资源环境问题将是中国崛起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最大的瓶颈。 发展实践已经表明，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不仅难以长期持续，更不符合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中国崛起的未来，在于走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战略。 早在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讲话中就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要真正做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而改变能源低价、资源低价状况的改革，则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基础”的“基础”。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指出，解决资源约束问题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创造新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模式，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生产、生活方式绝对是行不通的。“只有向改革要答案。从短期看，要产生合理的自然资源的价格机制，调节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浪费，同时也可以利用价格机制来促进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技术的研发”。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破坏性，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认为，此次金融海啸，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震荡。“事端的起因是美国次级债，但根子在美国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的发展模式”。 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都在于深刻检讨过去发展模式的弊端，进行一场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变革。 在国际金融危机压力下，中国推进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具有很强的急迫性，这不仅是对改革决心和智慧的考验，还须看到是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之所需，必须切实做好改革工作。 改革时机判断 2008年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9年价格体制改革工作重点，“要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仅在一周后，12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决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原在成品油价外征收的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等6项收费，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2级公路收费。 2009年1月1日，酝酿14年之久的成品油税费改革正式实施，也拉开了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攻坚之年的大幕。 2009年5月19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该《意见》提出了2009年电力、煤炭、水、天然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以及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的改革方向、目标和部门分工。 其后不久，水价改革风生水起，很多城市举行了居民用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也基本成型。 许多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为资源环境价格改革提供了一次有利机会。 2008年以来，在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走势出现很大波动。2008年2月CPI同比涨幅达到8.7%的高点，之后涨幅回落，2009年2月开始出现CPI同比为负的情况，CPI同比下降1.6%，3月份的CPI同比下降1.2%，4月份同比下降1.5%，5月份同比下降1.4%，6月份同比下降1.7%，已经连续5个月CPI同比为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目前CPI、PPI持续走低，给能源价格改革提供了绝好机会。在此背景下，多年来未能推进的燃油税改革迅速出台。目前这种情况，为资源税改革提供了若干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良机，应该积极考虑推进。 张卓元指出，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的主要方向是要提高价格。“如果在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通货膨胀情况下，推进改革就会比较困难，会使物价上涨更厉害。现在情况相反，应该说是一个好时机”。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大地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非常关键的调整期。“目前，中国再想维持一个低价的能源系统碰到了内外两重挑战。一是资源产品国际化，中国大量依靠进口，国际价格摆在那里，想变成价格双轨制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国过去把资源低价作为经济发展优势，但现在已经变成劣势，产业低端化更加明显”。 “从中国面临的现实出发，无论GDP增长快还是慢，也不论CPI高还是低，都不能把资源价格再按住了。”周大地认为，“资源环境价格越早调整越好”。
张卓元向《中国投资》指出，当前改革时机应当倍加珍惜，不能错过。“2005年，我国就错过了一次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的有利时机。”2005年CPI为1.8%，2006年为1.5%，到2007年，CPI高达4.8%，改革机遇已经消逝。“2005、2006年经济上涨，各方面收入水平在提高。现在CPI更低，甚至是负值，但大家的收入预期不如那时好”。 资源低价不符合中国利益 现代经济学早就指出过，在出口产业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容易使出口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这种情况，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称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承接了一轮国际重化工业的转移浪潮，所吸引的外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遭受重创的韩国走上创新发展之路，而其重化工业大量转移到了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重，为了短期的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许多省份都走上了一条高耗能、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发展道路。“两高一资”产品大进大出，把污染留在了国内。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指出，“正是我国承担了大量的污染和高能消耗，以低廉的利润生产出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而我们完全有能力以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污染、更有效的增长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的重化工业过快发展,不仅造成我国土地、淡水和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还使生态环境加速恶化，一些地方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环境遭到破坏。 2003年我国GDP约占世界GDP总量的4%，却消耗了全球原油7.4%、原煤31%、铁矿石30%、钢材21%、氧化铝25%、水泥40%。 中国各类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有机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二位，到2020年有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与新挑战》一文中告诫说，中国“应该将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置于最优先的位置，并走上一条保护环境的发展之路。其中一条就是要取消补贴，使能源价格与全球保持一致。随着能源需求和价格的提高，补贴政策的成本将越来越高，同时，补贴政策不利于环境保护，还会使中国在当前和未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跨国合作体制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自己的收益”。 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国际原材料市场的超级买家，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50%。按中钢股份预计，2009年中国进口铁矿石依存度将达到70%。其他重要资源产品的进口量也迅猛增长。 “目前，政府对资源价格的控制明显地转变为更多地跟国际价格接轨”，周大地告诉《中国投资》，“如果不跟国际价格接轨，政府就得补贴，但现在已经补贴不过来。只要中国继续走大量加工的发展模式，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也掉不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低廉的能源、资源价格去保持“中国制造”竞争力，根本没有意义。“维持低价没有好处，经济发展上没有带来更多经济利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是无效的”，周大地说。 而且，中国继续维持能源、资源低价，继续走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道路，正好迎合了西方国家的利益。有两件事很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2004年初，鉴于我国一些集中生产焦炭的地区出现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中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焦炭的生产和出口时，欧盟连续三次对我国发出通牒，要求中国对欧盟保持450万吨的焦炭年出口量。 2009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发布新的《稀土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对工业原材料黄磷、锑、铝矾土、焦煤、氟石、铟、碳酸镁、钼、稀土、硅、滑石、锡、钨和锌等实行限制出口和加收出口赋税及费用。 6月22日，欧盟与美国联手，以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相逼，要求中国解除对多种稀缺原材料的出口限制。 有形之手应该做什么 由于中国制造的大量商品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末梢,尤其是来料加工的出口模式，只能赚到微薄加工费。 相比之下，国内上游基础产业，比如卖土地、挖矿山，就显得利润非常丰厚。在资源税很低、资源管理不严格、长期忽略环境损害成本的情况下，谁占有一块资源就意味着发财。于是出现了各路资本蜂拥而至，争当煤老板、矿老板的情况。而且，在中国占有优势的稀土资源等方面，各地区、各企业出现了严重的恶性竞争，竞相以超低价大量出口，不惜牺牲国家利益。 “中国的能源价格、资源价格，应该与资源税、资源管理和资源收益分配挂钩。”周大地对《中国投资》说，“资源是归中央所有，还是归地方所有，政府总得把资源所有权体现出来。资源收益的大头必须放到国家的篮子里，以后在分配上更加合理一些，比如资源产地能够多留一点”。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在《中国三十年财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仅仅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资源类产品价格，一般会低于资源持续利用的长期成本价格。 “资源价格不能仅仅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而应反映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成本，包括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诸多因素。矿产资源的开发者不会主动去保护资源、补偿环境，甚至也不会主动关心安全生产”。 单靠竞争的出厂价格，只反映短期的、资源掠夺性的开采成本，这种价格不是资源类产品供给的可持续价格，它不会促进节约使用资源，也不会鼓励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比如风力、太阳能等。 楼继伟认为，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通过管制手段或经济手段来改变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理顺各类能源产品的比价关系，引导和鼓励节能行为。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若干措施以纠正国内资源类产品长期基于短期供求的价格，包括强化并提高强制性的环保要求和安全生产要求，推行排污权交易，对石油开采企业征收石油特别收益金等等。 改革正在过大关 以牵一发而动全身来形容资源环境价格改革，丝毫也不为过。水、电、石油、天然气等价格调整，影响到每一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利润，也涉及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因而，正确的舆论引导十分重要。 张卓元认为，要如实地向社会大众把改革情况讲清楚，取得理解和支持。“比如水价那么低，实际上是鼓励大家浪费用水。我国水资源非常短缺，现在用得很痛快，但是给长远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这些道理要跟大家讲清楚”。 周大地也认为，只要理论上比较清晰，能够讲得很清楚，绝大多数人还是会支持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因为这样做，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李稻葵指出，改革争论中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因素就是互联网上的匿名言论，这比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字报、大辩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此，李稻葵建议，在互联网上进行改革争论时，可以考虑在各主要网站建立改革问题的实名讨论区，与匿名讨论区并行，这对于促进言论的负责有很大作用，也可以让舆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起到正面作用。 然而，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的最大困扰，可能还是来自相关利益集团。 比如成品油价格改革，表面上看是对“有车族”的影响很大，但长期政策效应则是对中国汽车工业提出挑战。“油价高，汽车工业就必须加快技术进步，开发小排量汽车”，周大地说。但目前很多国内汽车厂商还在走奢华道路，比马力大，比豪华，实际上也就是攀比浪费。真正的问题是，对于汽车业的技术创新，过去长期以来的政策信号是不对的。 成品油改革的另一个长期效应，可能给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压力。油价贵到一定程度，自驾车不划算，人们就会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这些都是慢慢地起作用，我们要看得远一点”，周大地说。 从短期看，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将会增加企业部门的生产运营成本，企业利润减少，GDP增长也会放缓一些。 张卓元担心，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可能遭遇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部门的反对。“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改革就是必须的”，张卓元说，“我们过去批判短期行为，但现在很多都是短期行为。一些人就是要保这两年的增长，后面搞得怎么不堪设想也不顾。这种想法和做法对于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人为地把资源、能源价格压得太低，前几年高耗能产品大量出口，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本来应该价值100元的资源，把价格人为地压到80元，企业卖到90元就有利润，于是大量出口卖掉了。 如果在物价上涨幅度比较大，通货膨胀情况下，改革就会比较困难，会使物价上涨更厉害。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应该说是一个资源环境价格改革的好时机。 周大地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目前，再想维持一个低价能源系统碰到了内外双重挑战。一是资源产品国际化，中国大量依靠进口，国际价格摆在那里，变成价格双轨制是不可能的；二是，中国过去把资源低价作为经济发展优势，但现在已经变成劣势，产业低端化更加明显。 从中国面临的现实出发，无论GDP增长快还是慢，也不论CPI高还是低，都不能把资源价格再按住了。资源环境价格越早调整越好。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目前CPI、PPI持续走低，给能源价格改革提供了绝好机会。在此背景下，多年来未能推进的燃油税改革迅速出台。目前这种情况，为资源税改革提供了多少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良机，应该积极考虑推进。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萎缩的情况下，如果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将大大提高财政的承受力。如果按2007年煤炭消费总量25亿吨计，假设每吨原煤税收增加50元，一年财政收入便可增加125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