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其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除了中国人的崇外症，也因为同样鱼龙混杂的国内分析师大多已被市场实践打出了原形，而外国投行大规模参与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话语圈”，却是最近五年的事情（2004年中国宣布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全球股市应声而落，从此中国经济走势正式成为全球经济函数公式的重要变量），他们还来不及犯足够的错误。 于是，我们有了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分析师会犯那么多错？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市场是神，分析师是人。尽管国际大行的分析师毫无疑问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智商的职业群体之一。 分析师们一般都属于经济学家的范畴，比如龚方雄、王庆、陶冬、孙明春等都是所在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国内各金融机构的研究员们也大多将自己定位为经济学家。而从当代信息情报学来说，经济学只是信息分析大系统中一个不大的子系统，让这些经济学家们为整个市场大系统做出预测和解析，当然是勉为其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5·12”大地震刚刚发生之时，国内财经记者们习惯性地首先去采访外国投行的经济学家对地震损失的预测，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死亡大约几百人，损失几十亿，对股市影响不大——实际损失超过当时经济学家最悲观预计的几百倍，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下半年股市的方向性误判！ 说实话，满脑子的M1、M2、央行票据、CPI、PPI、经理采购人指数、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的经济学家们，怎么可能再去装满并消化那些复杂的地质地理专业知识、建筑知识，去熟悉什么是烈度与震级，纵波与横波，龙门山断裂带是什么，从中国地势第一台阶向第二台阶过渡的这个地带都出产些什么，住了多少人？经济学家不是神，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 既然都不是神，同样都是人，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境外经济学家们的判断， 常常不如国内同行？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同样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找原因。 从客观上看，中国素有强龙难压地头蛇的说法。“地头蛇们”对具体国情、乡情的了解具有先天的优势。同样以“5·12”地震为例，本土经济学家对损失的预测明显好于外国投行，因为前者显然更清楚西部地区的建筑用的多是“致命的”预制板，知道那里的中小学存在多少“豆腐渣工程”，甚至多少知道一些西部大山里有许多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民用地图上的军工企业和国防科技研究、实验机构。 而跨国投行的亚太、中国区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尽管多为华人，但大多离开中国15年以上，而且主要时间均在中国香港（其亚太总部一般都在香港）和国外，因此不可能充分了解中国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 以大名鼎鼎的谢国忠为例，他在担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时，尽管少年得志，却曾私下对国内某财经编辑表示，特别佩服瑞士信贷的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因为后者“把中国的事情都摸透了”。 为此我们可以看一下谢的经历：1960年出生，1983年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后就远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加入世行，新加坡Macquarie Bank，摩根士丹利公司，直至2007年才回到上海创业——他离开中国时无任何社会经验（从校门到校门），中国尚处于城市改革的前夜（谢的经历基本上代表了大多数跨国投行亚太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的理解，当然无法和曾经插过队，晚几年离开中国的陶冬比。 有意思的是，尽管谢国忠曾连续三年被基金经理客户评选为“亚洲第一分析师”，并在1997年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香港楼市的崩盘，但他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预测的“上海楼市即将暴跌”，却一直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以至于谢在上海的不少朋友亲人都埋怨他：因为看了你的文章把房子卖了，结果损失了几百万。 亲友们的埋怨，倒可以使我们认为，谢基本是个诚实的人，他的文章应该是出于个人真实想法，也许并无利益代言因素。所以，我们的第四个问题便是： 为什么曾“神奇”般成功预测香港楼市崩盘的谢国忠，却在上海栽了跟头？ 如果细读谢国忠对上海楼市的分析，就能发现他用的分析手段和判断香港楼市时崩盘几乎完全一样——空置率、收入价格比、租售比等。当然，2004、2005年时上海的这些数据也确实和当年香港楼市暴跌前惊人得相似。 可惜，在中国商品经济建立前就离开中国的谢同学，不理解房地产市场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他更没能明白，浙江的地下金融为什么如此发达，浙江的民营经济竟然在他离开中国的这20年里制造了如此惊人的财富和富豪（这构成了浙江炒房团的主力）；他可能也未必知道，有数十万在苏南投资的台湾人却在上海买房居住，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上海不仅有二奶、三奶……一个或许与此相关的现象是，国内财经编辑向谢国忠约稿时，收到的原稿都是用英文写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位高官曾经怒斥：那些国际投行的研究报告，很多就是在中环附近的公寓楼里，花几个星期拼拼凑凑、抄抄写写出来的。 这位香港高官想表达的是愤怒，我们却可以从中解读出一种无奈：外国投行经济学家们或许真的只会利用现有的数据（当然，他们获取中国经济数据的能力远超过国内同行，从力拓“内鬼”案和外媒屡屡提前得到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就可见一斑）进行案头调研。 说完了客观原因，下面在谈谈主观原因，即商业道德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外机构研究人员显然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也就是第五个问题是： 外国分析师比国内同行更“高尚”吗？ 毫无疑问，许多甚至大部分国内分析师很难做到真正的独立性。一个例子是，国内分析师的投资建议中几乎从来没有“卖出”这个评级，因为将公司评级普遍调高一档已经是惯例——比如，将“买入”定级为“强烈推荐”，将“中性”评为“买入”，“卖出”则定位“中性”。以至于作为圈内另类的李大霄在跳槽到新东家——英大证券时，唯一的条件就是“允许我说真话”，笔者有一次邀请李大霄去参加一次公开讲座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观点可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啊”。 影响国内分析师独立性的，无疑是他们背后坐拥数十亿数百亿的投资机构。而国际投行的分析师们，就能够完全摆脱控制资金数千亿的跨国机构吗？更重要的是，国内分析师主要的问题是经常无原则地一味唱多，而跨国机构由于掌握着复杂金融衍生品的开发和定价权，其利用市场话语权的手段因此更加复杂。从最近屡屡爆出的外国金融机构利用复杂衍生品洗劫亚洲富豪财富的案例中，能看到外国投行的丝毫商业道德和诚信吗？其手段之卑劣与罪恶，超过中国国内任何坐庄行为，只有数年前的兰州“证券黑幕”才能与之“媲美”，只是前者是犯罪行为，后者却是在合法的外衣下掠夺诈取财富——因此我们最多只能说，外国投行的“法制”观念更强，这与其道德水准则是成反比的。 道德水准则与对诚实的容忍程度成正比。国内分析师李大霄因为在媒体上公开说了实话，被迫离开原来的机构；谢国忠却是仅仅因为在私人电子邮件里向同事说了真话，而被迫离职（好像国内机构的分析师们私下里交流倒没什么限制）。连朝夕相处的同事们都无法听到真话，普通投资者们又如何从境外分析师那里得到真情？ 耐人寻味的是，当谢国忠离开大摩，于2007年回到上海，成为独立经济学家之后，他的预测却准确了许多：在2007年股市3000点左右时，称“中国股市已有泡沫，但泡沫程度仍然可以提高一倍（这种思维确实表现了对中国股市的深刻体会）；在6000点时明确看空；在年初时及时转多。而在最近再破3000点时又多次对泡沫进行预警……其准确性几乎达到了“神奇”的程度。 谢国忠为什么会有如此判若两人的变化？ 这是我们的第六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也留给已经重新接上中国“地气”的谢国忠同学。 中国楼市背后的外资“阴阳手” 本刊记者 赵鸿涛 20 09年7月，一直唱多中国楼市的野村证券，悄然将原雷曼兄弟在国内的房地产资产全部抛售。外资也已经将他们的地产资产悄然变现。瑞银、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在5月已数次减持富力地产。 “中国房市不存在泡沫。今年中国房价上涨幅度将达5%-10%，明年涨幅为10%。”2009年6月，摩根大通经济学家龚方雄如是预测2009年房价走势，他更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资建房”。 7月，野村证券、摩根士丹利、瑞银等外资投行也纷纷集体唱多中国房市。但也就是从六七月份开始，北京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纷纷开始出现量缩的迹象，而更令人奇怪的是，外资在舆论唱多的同时实际却在做空，纷纷大举抛售所持物业。 如果我们倒放一下镜头，就能发现，事实上从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地产市场的2002年起，就已经屡屡表现出了这种形左实右、言行不一的做派：在中国楼市初发期，他们一面唱空，一面大举买入；而在楼市高风险期，他们一面唱多，一面出货，不断上演着上下其手、阴阳两面的好戏。 楼市只属于外国人 2000年前后，久蓄的楼市需求爆发，房价飞涨。外资嗅到了中国楼市的“美味”，抢滩中国。上海松江新城房价从2003年的每平方米2600元变为2004年的4800元，2005年为6000元，而到2007年底则达到12000元以上。全国大城市房价大多数年涨幅超过10％。暴涨的房价让广大无房和希望进一步改善住房条件的市民惊恐不已。 在2004年“两会”闭幕不久，国务院宣布启动新一轮宏观调控，在这一大气候和中国房地产业的小气候下，央行发出警报要求各地银行要防范地产金融风险，其他宏观经济部门也先后发出类似的担忧和警告。当时欧美媒体《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纷纷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过热。 但与此同时，国内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发表相反的观点，比如“中国房市没有泡沫”，“即便有泡沫，也是小的。” 开发商代表潘石屹反击：“要理性看待，不要凭想象下结论。”天地行地产宋捷则断言说，“房市崩盘是不可能的。中国香港、日本几十年才崩盘一次，国内连基本的居住环境都还没有解决”。 不过这次外国投行的经济学家们却基本与政府保持一致。最激烈的唱空言论是在同年10月，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谢国忠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即将破裂，“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仅仅是几个月”。 但是就在外媒宣扬地产“泡沫”时，外资投行们却敏捷地进入中国。2003年7月，摩根士丹利成立房地产基金（MSREF）在上海以9000万美元收购物业，继而进军天津，直接投资1亿美元。7月，摩根士丹利又吃下建行近40亿元的房地产不良资产，又计划在上海进行28.5亿元的投资。雷曼兄弟、ING、麦格理紧随其后攻城略地，大举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