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的“开胸验肺”事件，沸沸扬扬，引起舆论大哗。道义批评和法律评论已经说得够多了，而从管理角度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重视。 张海超在有粉尘的企业打工数年，X胸片显示出明显的尘肺症状，多家医院作出尘肺诊断。尘肺属于职业病，按照现行法律，应当由具有资质的职业病治疗机构作出诊断，然而，具有资质的郑州职业病防治所诊断为肺结核。张海超无奈之下，到郑州大学一附院进行手术活检，确诊为尘肺三期。事件曝光，有关部门开始雷厉风行地处理责任人，同时也处罚了“没有资质”的郑大一附院。这就是事情的大概。 这样的事情，仅仅道义谴责，仅仅事后补救，难道就可以了吗？如果不能从管理机制上解决问题，类似事件会走向何方？张海超为什么要开胸验肺？不开胸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稍有医疗知识都知道，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张海超大可不必受如此伤痛。那些义愤填膺的朋友忽视了一个问题，尘肺难道就那么难以诊断？随便找个专业大夫咨询一下就不难知道，现在的医疗技术和诊断手段下，尘肺的判断是小菜一碟。按照现有标准，仅仅用X线透视或拍片，或者CT扫描，大约有90%以上的尘肺就可以确诊。个别疑难主要是并发有肺结核或者肿瘤等疾病，对于有并发症怀疑者，只要进行肺组织活检就可100%确诊。而肺组织活检并不难，现在的穿刺活检，仅仅用针扎一下取样就足以提供检测样本了。那么，放着这样简便的手段不用，非要用更痛苦、风险更大的接近于切割肿瘤式的“开胸验肺”，这个过程是哪儿发生了癌变？ 把这个问题交给精通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进行博弈分析，给定X片、CT、开胸和针刺的损益值，对病人和医生的选择列出矩阵计算，相信答案十分简单，连模型都不用建。心算一下就能解题。按照理性准则，肯定首选X片检查，顶多到穿刺就算彻底完结。至于开胸，在理性选择理论来看，简直荒唐至极。因为成本和风险小得多的穿刺，就已经能百分之百解决问题。所以，开胸方案是会被彻底摈弃的。如果当事人告诉这个经济学家，他选择开胸。这种“非理性选择”会把经济学家彻底打晕。还有这样的事情！按常理来推测，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所以，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张海超们”是不可理喻的。基于这样的理由，才有人认为长期上访户多半有精神病。因为有方法更简便成本更低廉而且效果更好的途径在那里，为什么不选，偏要自找苦吃？这不是精神病的典型症状吗？ 博弈不是一厢情愿，用专业术语来说，要寻找纳什均衡。那么，从医生一方来说会选择什么？表面上，医生倒有可能选择开胸，因为显而易见开胸能赚更多的手术费，有些把医生当作宰人专业户的朋友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医生不是傻子，暂且把声誉和道德因素搁置旁边，收益和风险的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加上风险系数一算（具体算法从略，本文毕竟不是靠数学混饭吃的），十有八九，会在X片、CT和穿刺上找到均衡。依在下愚见，CT可能最划算，既能多收钱又比较保险，傻瓜才会选择开胸。况且，刚才搁置的声誉和道德并不见得无关紧要，除非这个医生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江湖游医。这样看来，选择开胸的医生，虽然可能未达到精神病水平，但智力低下是肯定的。 按照某些人的经济学逻辑分析，张海超和医生选择了开胸，说客气点叫没有理性，说不客气点就是疯子对弱智。然而，问题又来了。假如这个博弈模式成立，那么，不是病人和医生有毛病，就是理性分析方法在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根据中国的国情，我宁愿相信张海超和郑大一附院，不愿相信博弈分析，也许，我也变成了精神病患者。 西方尽管也有人批评理性选择理论，但是，那种批评是用一只黑天鹅来证伪一百只白天鹅。所以，这种批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寻求学术的严谨，而不是要寻求对社会的改造。而在中国，我们有那么多学者热衷于理性选择理论。但根据上面开胸验肺的案例来推测，黑白天鹅的比例在我们这里有可能倒过来了。所以，我们对理性选择提出质疑，并不是想在学术上苦心孤诣，而是想看看它在我们的现实中是多么不靠谱。如果一个社会，导致人们多数不按理性进行选择，那么，肯定是社会管理方式存在着某种巨大错失，错失已经大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无法进行常理上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错失已经不是隐患而是显患。 我要是张海超，我也选择开胸验肺。因为根据生活经验，哪怕拍一百张X胸片也无济于事。因为职业病防治所会把这种胸片看作肺结核的确凿证据。不错，穿刺检测可以确诊，但我不会选择穿刺。因为没有资质的医疗机构作出的穿刺检测结果，不会得到职业病防治所的承认。即便拿上这么一个诊断证明，一无法律效力二不能引起社会关注，想解决问题基本无望。即便横下一条心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那最大可能是变成长期上访户，还有极大概率是至死也没能“落实工伤待遇”。只有开胸，这样才能触目惊心，才能引起社会关注，解决问题的概率就会上升到十之二三。而能不能引起社会关注，又要看这件事耸人听闻的程度和新闻轰动效应，一旦引起轰动，概率有可能上升到十之四五。轰动了就能够引起上面关注，到此，概率就会攀升到十之六七。如果碰上过问这件事的是位青天大老爷，那么，八九成概率就到手了。所以，张海超要不开胸才是傻瓜。 没有医生的“配合”，那么，这个提升解决问题概率的纳什均衡就无法出现。我相信，郑大一附院的医生，在开胸之前就是清楚诊断结果的，因为前面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透视胸片和其他医院的诊断，如果说医生不会看胸片，就好像说一个学生不会写字。固然。胸片有看错的时候，就像学生也有写错别字的时候。但是，这毕竟不是常态。不过，郑大一附院继续出具一张疑似尘肺诊断证明，无异于是一张废纸。对于医生来说，这个选择损益值为零。在病人的坚决要求下，在病人拒绝除开胸以外的其他诊断方式前提下，医生要么同意病人的请求，要么把病人推出去。固然，这个医院没有职业病诊治资格，但是，开胸完全可以有其他正当理由，比如，“疑似结核病”要求作病理检查；再比如，“患者自诉尘肺开胸活检排除”。只要医生在开胸前是按其他肺病诊治的而不是按尘肺诊治的，就不算违规。至于开胸后的真正结果，没有一个法规规定医生可以向病人谎报病情。所以，医院的选择恰恰合乎理性。 到此，全部问题就回到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如果职业病防治所完成了确诊，其他一切都成为多余。我们暂且撇开职业病防治所与企业之间或明或暗的特殊关系，假定这件事没有任何猫腻，完全按照正常的工作关系来考虑。根据法规，职业病的确诊要有来自企业的原始记录，起码要有企业证明。如果读者是医生，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你会怎样选择？没有企业提供的证据，那么，即便胸片能够确定是尘肺，但没有病史资料就只能写作“疑似”。疑似就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即便有90%把握，这个10%的风险转嫁给谁是有名堂的。由工人来承担，防治所没有损失，而由企业来承担，防治所就有可能面临着迈不过去的制度之坎—因为没有病史资料。所以，即便是在尘肺和结核对等的情况下写出疑似，也更有可能偏到结核一边。至于看胸片为什么会误读，承认能力不足、设备老化等等原因都能说得过去。如果明明看出是尘肺却非要说成是肺结核，这里面的奥秘就不是我等外人能算得清楚的。 这个选择链还可以再推论下去，而且可以推论到企业、卫生行政部门、工会等等。但道理是一样的，本文就此打住。我们要考虑的是，张海超和医院这种表面上看起来非理性的选择，如果仔细分析，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里面充满了理性。但是，这种理性，同某些专家和官僚嘴里所谓的理性不一样。它是同经验相符合的理性，是生活积累起来的理性，而不是纯粹的数理理性。对于这种由经验和生活而来的理性，当它同纯粹的的数理逻辑相冲突时，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貌似非理性的理性”。 但是，数理逻辑并没有错。当一个科学家计算出100克钚可以发出多少度电的时候，这100克钚可能没有发电而是去杀了多少人。这并不是计算错误，而是对使用钚的边界条件发生了误判。由此，本文给那些热衷于理性分析的专家提个建议：当你运用理性工具时，首先用生活常识把它度量一下。如果离生活常识太远，就要考虑重新设定理性选择的边界条件。中国有不少振振有词的理性逻辑和理性判断，可惜往往脱离了生活常识。 再进一步，在现实的管理学研究中，边界条件的正误往往比经济学更重要。假如我们把开胸验肺事件中的边界条件做一些改变。比如，改变关于企业提供资料的制度规定，改变职业病诊治资格的认定办法等等。而且，不仅仅是改变成文制度，还有整个环境以及各种相关条件。如果说，张海超在第一家医疗机构诊治时就得到确诊，没费多少气力就认定了工伤，企业老板在没有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赔偿和道歉，等等，一旦有了这些条件，张海超还执意要去开胸验肺，那我们只好说他是真正疯了。反过来，我们正好又可以用张海超“精神病”的程度，作为一个验证博弈环境条件能够提供理性支撑的尺度。
所以，理性选择工具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前提，这些前提，比理性选择本身的分析和算计更重要。管理学不能盯着理性忘了环境，更不能只有数字没有常识。 对于专家来说，理性工具是用来干什么的，构成使用这一工具的逻辑起点。按照学术界的不成文法则，这一工具是拿来解释社会现象的。因此，面对张海超与医院的博弈，按照你的理性计算，所得出的选择结论与现实中当事人的实际选择不相符时，你先要假定现实中的当事人符合理性，当事人没有按照你的逻辑选择，就要反过来检查你的分析和计算是否有误，你给定的边界条件是否符合实际，而不是指责当事人没有理性，强迫当事人按照你的分析模型假设的边界条件进行选择。只有“穷尽”各种边界条件的假设之后，最后才能考虑当事人的理性不足或者理性缺陷。也就是说，当博弈模型与现实不符时，先要考虑模型有问题，而不是先考虑当事人的理性有问题。如果一个运用理性工具的学者，一旦碰上与你的分析不符的事实，就宣布造成事实的当事人“没有理性”而不是检查自己的模型失误，那么，这个专家就已经走进了“自得其乐”的自娱迷谷，就会陷入没饭吃而“何不食肉糜”的荒诞。 对于管理者来说，使用理性工具必不可少，专家不能代替当事人选择，而管理者必须作出大量选择，并且要面对被管理者的对应选择。现实中，有些管理措施，表面看起来账算得很精明，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斯金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做母亲都对孩子哭闹十分挠头，殊不知孩子的哭闹正是母亲管理孩子的习惯养成的—因为只有孩子提高哭声母亲才搭理他。实际生活中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上塔吊不给工资等等，都同类似的管理措施有关。如果管理者仅仅指责管理对象没有理性，那就等于做母亲的宣告自己爱哭闹的孩子精神不正常。 即便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处处有着如何运用理性分析的问题。正常的人不会花钱买罪受，生活中却有不少花钱买罪受现象，这只能说明存在某种环境和机制上的不正常迫使人们花钱买罪受。擅长运用理性工具的专家和管理者，先要学会对环境和条件进行判断，把自己的分析与选择限定在符合生活常识的条件下。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在助长“开胸验肺”式的事件，甚至会促使整个社会走向不适宜人类生存的状态。尤其是那种动辄批评别人“没有理性”者，先得反躬自问一下：理性是没错的，但你说的理性是什么？ 我们希望拯救张海超，但我们绝不只是为了一个张海超，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张海超。因此，理性分析，终究要落脚于对社会的帕累托改进，如果理性工具的现实作用是“帕累托改退”，问题就严重了。 这个话题过于沉重，最后说一个民间流传的笑话，作为理性分析的一个反衬： 笔者老家流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司机正在开车，突然看见前面路上有只鸡。司机赶快刹车。还好，没有轧上。但是，一个老太太挡住了车，告知司机，要求赔偿。司机说没轧着鸡，好好的赔什么？老太太回答说鸡受了惊吓，原来每天下蛋的，现在有可能会不下蛋了。两人吵起来了，各不相让。这时，一个德高望重的老者站出来，先挡住老太太，指斥她说：我们要讲道理，不能胡说。你的鸡是不是被吓着了没有证据，不能乱来。司机正高兴这位老者的仗义，老者转过身来对司机说：我们做事都要讲道理，讲证据。这只鸡，你说没吓着，她说吓着了，这不是办法。应该这样解决：你们二人带着鸡去做个CT，如果鸡一切正常，让司机立马走人。如果鸡不正常，那就让司机赔将来要下的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