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要重归实业，但我一直较反对产业升级的概念，中国产业升级的概念应该概括为产业结构的扩充和产业链的拉长
整理 宋子 樊纲，汉族，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现在有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当这场金融危机过后，我们该怎么办？对此，我想谈一点后危机时代、危机后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认为对当期危机的解决方案是有后遗症的，这个后遗症可能是很大的问题。但经济学不承认有十全十美的方案，也不承认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方案有问题，而且这个方案是有很多成本代价，但是如果它是避免了大萧条出现的话，避免大的灾难出现，支付一点成本，支付一点包括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成本是必要的。我们要看到现在复苏的道路还非常长，还有很多问题和后遗症要解决。但是要看到三点。 第一点，现在可以说这次人类已经防止大萧条的出现，在比1929年更大的金融危机背景下防止了大萧条的出现，这是人类的一次进步。第二点，是有后遗症，既然我们看到了后遗症，人们就要想办法应对它。第三点，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永远是短期政策，它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在危机和信贷萎缩的时候，要收债券、吐货币以弥补流动性不足，危机过后，当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也可卖债券、收货币，这个政策是两头都可操作的。 我个人对这次世界经济的认识不像有些人那么乐观，但是总的来讲，这次人类还是防止了最坏事情的发生，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思考现在，而是思考危机之后。据各种分析，我概括五个基本的趋势，是挑战，也是机会。 第一，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将会降低，储蓄率将会提高。美国以本位的货币体系能不能马上改，改多少，不一定，但是人们再次重视监管，对各种金融活动、金融机构、杠杆率进行监管，美国储蓄率也会相对提高，消费率相对会下降。对中国经济来说，主要是从财税体制上、分配体制上及各种长期的发展政策上来调整我们的储蓄率和消费率，使中国经济一方面继续依靠出口市场，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则依赖中国自身的消费需求，使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更加均衡并促进加速增长。 第二，回归实业。中国金融业是落后的，但仍要大力发展金融业，这个毫无疑义，但世界过去几十年面对金融业发展严重泡沫化，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中国要重归实业，继续大力发展制造业，从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来讲，没有哪个行业更高级，没有哪个行业永远的利润率更高。制造业利润来得慢一点，可能风险更稳定。中国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阶段，制造业更大一点是正常的，而发达国家服务业多是为世界服务。中国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我一直较反对产业升级的概念，中国产业升级的概念应该概括为产业结构的扩充和产业链的拉长。我们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包括服务业，但是大量低端产业仍然是中国长久发展的基础。只要天下穷人占多数，低端产业就会占更大的市场，世界最大的市场是小商品市场，是千百万小的市场。从这个市场我们逐步逐步发展品牌，逐步逐步替代意大利的皮鞋、袜子。 第三，是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发展，我们产业内部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怎么练内功，修炼好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已变得更加重要。 第四，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增长点，美国也认可低碳经济，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原因是什么呢？把这个事说成好事就形成流动，然后就有增长点。只要我们更新固定资产就有一轮的增长，中国不缺新的增长点，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讲是缺乏增长点的，如果为了实现低碳经济，更换大量的设备，就有新的增长点。中国也要走这条道路，这已经成为大的趋势，怎么样在这里面抓住市场机遇，是对我们的新考验。 第五，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之后，其市场空间将占更大的比重。如何扩大我们全球化的视野，如何更多地了解这些市场，了解这些市场的知识，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个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也是危机后中国经济向前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由本刊根据樊纲在2009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樊纲：后危机时代重归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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