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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9-7 时隔5年之后，因为促复苏保增长的现实需要，也因政府主导下的巨额投资刺激已用到极致，颇具象征意味的促进民间投资新政策，终于在8月份股市暴跌之后有了新动向。未经确认的消息称：“鼓励民间投资20条”有望于年内经国务院批准出台，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金融保险、文教卫生和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限制将进一步放开。 我们希望决策层尽快确认这一政策信息，虽然其酝酿出台的时间已偏晚，但有总比没有强，即使是落实起来比较困难的原则意见，也比决策层在这一重要问题上过于沉默要好。 从去年底中央提出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起，许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投资失衡局面就势不可挡：政府主导下的基建、项目投资，成为中国经济保增长、促复苏的绝对主导力量。今年上半年数据也显示，出口负增长基本吞没了消费的增长，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只能是呈爆炸式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绝大部分又是国有部门投资，民间投资形同点缀。 并非民间缺钱，更不缺少投资意愿。看看上半年多达25.4万亿元的居民存款余额，看看沿海地区几呈燎原之势的民间借贷等地下金融活动，再看看上半年股市稍有好转即呈峰值的股票和基金投资者新开户数，我们就知道，亿万国民多么期望有更丰富的投资渠道。 虽然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决策层也不愿看到国民投资失败引发社会不稳，但事实上不时出现的局部投资汹涌和投机泡沫，恰恰因为民间可供投资的资金，远超过可自由选择的机会。在需大于供的情况下，炒股、炒楼之风自然不时出现。而解决之道，唯有尽快尽多放开各种民间投资禁区，让数十万亿民间资金，在自我负责的前提下自由地逐利而动。 其中的关键政策引导思路，在我们看来，既非防范，更非鼓励，而是要充分放任，也就是给民间投资主体尽可能多的自由。正如民企汽车巨头李书福当年的名言：请政府给我们一个可能失败的投资机会！该不该投，该投什么，投多投少，都是民间资金拥有或管理者自己的事，而不是高高在上且不了解实情，更难兼顾机会公平的决策部门来规范或引导。 而从国家发改委等中央部委，到各地政府部门，之所以念念不忘出台各种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既是自以为高明的盲目心态作怪，更与放开投资限制可能引发的国有部门或权势群体的既得利益相关。为了尽可能拖延这种变化，鼓励民间投资往往口惠而实不至。 这不是我们对决策层的不信任，而是历史常常出现这种反差。2004年中央明明在实施宏观调控，抑制经济和投资过热，同时却出台“非公经济36条”，在许多行业放开民间投资的准入限制，被视为“国退民进”的政策性号角。 但这明显与压投资的政策基调冲突，加上触及国资既得利益，自然无法落实，反而让国有经济完全控制七大经济领域。即使是在鼓励非公经济进入的竞争性领域，实力强大的地方国企和央企，多年来不仅寸土未让，反而不断掠地攻城。 比如今年以来，山西以“5+2 ”的国资格局，试图整合2000多家小煤窑，或有安全生产与合理开采的长远考虑，东北、河北、山东等地国资钢企对民资钢企的收编，也可能出于整合过剩产能的全局安排，那么类似中粮收购蒙牛这样的食品行业央企扩张，以及最近几年超过七成央企相继介入房地产投资，则只能解释为国有部门财大气粗和以势压人。 我们很担忧，国资长驱直入，民资步步退守，所谓鼓励民间投资，就会成为口号，即使决策层有这个心，也不一定有足够政策空间。试问那些已经获得垄断性优势的国企，会因决策层对民间投资的几条鼓励意见，就把资源和市场拱手相让吗？更进一步讲，某些国资领域的内部人控制或权势群体，会否在鼓励民间投资的旗号下，再搞新的国资私有化？ 我们还担心，在国资部门随时可借政策之手收编民企的情况下，民间投资的持续发展路径并不清晰，因此很难避免民间投资变成短期的逐利行为。因为他们看到，民企要么付出较高成本艰难生存，要么寻找权势靠山谋取暴利，即使慢慢发展起来了，也容易被国资竞争对手或权势群体当成养肥了的羊吃掉，其中的辛苦与辛酸，真是说不尽。 由此我们期望，在政策强势没有被弱化前，在国资垄断没有被打破前，任何决策层面对民间投资的鼓励，其实都不甚乐观。真正要让民间资金动起来，首先要改变他们的预期，同时要创造好的投资环境，就是管得越少越好，尤其要让决策层的所谓引导，早日靠边站。 从经济规律看，相对较少的管制，或许会造成新一轮重复投资，部分产业难免产能过剩。但这恰是市场规律可以起作用的淘汰机制。这看起来可能是种浪费，但实际上会促使投资不断分散，各行业平均回报趋于接近，反而是较好的市场配置资金与资源机制。 同时，在一个更充分开放的市场里，不必发愁民间投资的新出路。资本的逐利性，消费或扩大再生产的多样性需求，都注定了新的投资领域会层出不穷，来自市场的创新与投资奇迹，绝非高明的决策层可以先知先觉，唯有市场中人一点点去探索、总结。 如果非要决策层做点什么，最好是管住政府部门伸得过长的手，削减那些繁琐的行政许可，同时更重要的是，切实藏富于民，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计划，让民间投资轻松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