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张 明 近来，国内关于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讨论如火如荼。该方案由全国政协委员、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于2009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推出，其核心思路是，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供约5000亿美元的国家贷款，并要求这些国家在使用贷款时必须向中国企业采购商品，或者由中国企业承担项目建设。 根据许善达委员近日就提案作出的解释，这是一个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与合作的中长期国家战略。它一方面有助于将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创造和培育新的外需，从而为国内提高居民消费率争取时间和财政资源；另一方面，可以缩小全球性贫富差距，为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创造条件。 在此，笔者不打算就该提案作任何价值判断，而是试图分析与该提案相关的一些细节问题，以期进一步推动或完善关于该提案的讨论。 战略层面的积极意义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最积极意义，莫过于能够缓解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的过剩产能问题。中国选择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必然存在过剩产能。这些剩余产能在中国国内不能消化，就只能通过出口来寻找外部需求。在过去若干年，由于外部需求非常强劲，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运用，因此过剩产能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与过剩产能如影随形的通胀压力、坏账负担以及企业利润率的下降，也没有爆发出来。 然而，次贷危机的爆发深刻地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需求格局。危机爆发前，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模式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泡沫。这种泡沫的破灭意味着，未来美国居民储蓄率可能出现永久性的上升，而对中国制造品的需求可能出现永久性下降。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国内需求不能迅速上升，或者中国不能发掘替代性的外需以取代来自美国的需求，那么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将会集中爆发出来。通缩压力、银行坏账、企业利润率的下滑（以及与企业盈利能力下滑相关联的股市下挫），可能逐步涌现。此外，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的投资刺激方案，在一定意义上并未缓解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反而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过剩（例如中国的钢铁行业）。 对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而言，消费需求不振的关键在于居民收入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不断下滑，以及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的比重过低。如果上述问题不能得到改善，那么居民消费在短期或中期内就具有刚性，很难指望出现爆发性增长。因此，如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可以成功实施，就能够为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寻找到新的出口，就能够缓解与产能过剩密切关联的一系列负面冲击。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意义之二，在于它有望进一步推动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以降低中国外汇储备对美国金融资产的风险暴露。如果该计划能够把5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债权，这虽然没有降低中国外汇储备面临的汇率风险（因为债权依然由美元计价），但是却降低了中国政府对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国债与机构债）的持有规模。这有助于削弱未来美国国债市场价值下滑对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冲击。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但与之前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过于集中于美国金融市场相比，这种多元化投资的行为还是值得鼓励的。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要意义之三在于，这是一项统筹兼顾的对外发展战略，它将中国的经济外交战略、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中国商品的出口、中国国内过剩产能的消化、中国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甚至人民币的国际化，纳入了一个整体发展框架。相对于中国之前的国际援助与海外投资，这种整合性很强的战略有助于最大化中国的国家利益。 补贴中国低收入者更迫切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并非没有缺陷。正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塑造全球霸权的重要棋子一样，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也难免会强化此前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如果应对不当，这可能会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负面冲击。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向来就对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外交政策心存警惕，认为中国侵入了它们传统的势力范围，而且中国对非洲国家贷款的“非条件性”，破坏了西方国家在非洲推广“华盛顿共识”的努力。另一方面，即使是接受中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也未必就会对来自中国的劳工输入以及产品输入心悦诚服。在非洲很多国家，失业率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结构性问题。中国劳工的大量进入已经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冲突。此外，中国政府应该竭力避免非洲成为来自中国的低质量商品的廉价倾销地。 简言之，如何保证中国的援助能够帮助受援国家构建起独立的工商业体系，如何保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保证中国在受援国资源行业的合作开发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双赢，如何保证受援国本国工人能够参与到中国企业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这都是中国政府必须深入考虑的枝节性问题。正所谓“魔鬼在细节中”，在宏大的思路背后，需要深思熟虑的详细方案的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成功实施，也不能取代中国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我们不能以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够进一步吸收中国制造业过剩产能为由，就听之任之，任由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失衡”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失衡”是中国很多结构性问题的根源，例如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国内消费乏力、民营经济发展空间受限等等。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现状与加大社会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来真正刺激国内居民消费，改变中国的消费储蓄失衡；通过放开服务业诸多领域的准入以及汇率市场化来改变中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失衡；通过放开对民营经济的诸多行政限制，以及创建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来改变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失衡，才是最终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正道。 相比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外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其实中国更需要国内版本的“马歇尔计划”。 如果考虑到中西部广大人民群众的现有消费水平，其实“中国制造”的产能过剩问题是被收入分配失衡放大了。如果广大低收入阶层的真实收入水平能够显著提升，他们自然会增加对制造品的购买。与其动用8000亿人民币的资金向出口商品实施出口退税，不如将相同规模的财政资金用来对向中西部农村销售的商品实施全方位退税，扩大之前的“家电下乡”与“农机下乡”的规模。 还有，如果我们能够把用来补贴外国人的资源用于补贴农民与城市低收入阶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发掘国内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如果中国居民的整体福利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那么就算忍受一下出口的下滑与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又有何妨呢？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