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但是我们很容易忽略常规能源的外部成本，即在常规能源的开发和应用过程中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计算到能源的成本中，而是被所有社会上的人们承受了。目前，我国常规能源价格中只有直接的能源成本，而没有包括其对环境破坏造成的间接成本。而可再生能源是没有这种间接成本的，但是开发成本比较高，致使两者的价格竞争不平等，使可再生能源无法和常规能源竞争，影响了其发展。可再生能源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导向，完全通过市场导向来发展，是很困难的。 《商务周刊》：今年国家先后针对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出台了相应的扶持政策，近期还可能出台《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您认为我们现在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到位了吗？
石定寰：我认为国家现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推动力度还远远不够。中央讲的力度很大，但是政府还没有完全落实。《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就开始实施了，但特别是关于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上网电价政策等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落实。 不光是中国，西方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时也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他们之所以发展起来，是因为欧美国家已经有了成型的扶持政策，特别是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实施的上网电价政策是成功的，而我们国内目前这些政策还没有全面的建立和落实。所以可再生能源既有本身成本高的问题，同时也有政府扶持政策不到位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到技术突破了，成本下来了再给予政策扶持，恰恰是要在其成本高、还不能完全靠市场力量发展的时候扶持。当然，政府的政策不会一直伴随可再生能源产业，随着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其成本肯定要降低，而且现在具体数字也显示其成本每年都在降低。在此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就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了。 有些部门虽然出台了一些太阳能应用工程，比如“金太阳工程”、“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等，对推动太阳能产业发展和市场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要想推动太阳能发电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落实上网电价政策。其次，出台的政策必须更加合理，要反映当前产业发展的现状和技术水平，要以产业发展的平均水平作为制定价格政策的依据。比如电价定得过低，就不能反映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本，也不能保障企业有一定的盈利用于技术进步，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利润，就会抑制产业的发展。中央强调要积极发展、大规模利用，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这就要让生产和投资者看到产业的前景，调动起积极性。我们有一个设想，将来在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的家庭和单位都有两块电表，其中一块是计量屋顶太阳能板产生并送上网的电能，另一块电表计量从网上得到的电量。这是欧洲已经通行的比较好的办法。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并网问题，但是由于其高于化石能源的价格，需要全网平摊，致使国营电力公司不可避免对可再生能源入网会比较消极，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 石定寰：我们现在使用的可再生能源，其超出常规能源的电价是要全网来分摊的，每一个使用电的人都要承担。但是由于现在的再生能源占的比重还很小，就算把全国每年生产的太阳能电池200多万千瓦都用上，也只相当于新增二、三个百万千瓦火电机组的装机容量，而全国火电机组已有近8亿千瓦的装机容量。由可再生能源引起的电价提升很小，每个人也不会承担很多。何况，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成本降低，电价还会逐步调整的，不会一成不变。而且，煤炭等常规能源随着蕴藏量的逐步减少，再加上比如要求脱硫、脱氮氧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等外部影响逐渐内部化，包括环境成本在内的总体成本也是要逐渐上升的。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总会有一天两者持平。所以政策制定的越早，越能加快这个进程的实现。 企业对于能源的态度，如果沿用老的习惯，当然是选择化石能源，因为它们便宜又好用，但是如何继续这样使用下去，我们的气候将会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影响后代的生存问题。中央多次强调要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用新的理念改变我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模式。让全社会的人都适应生活在一个低碳经济的时代，而不是原来的高耗能的老路。所以每个企业都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特别是国有企业更应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承担更多的责任。推动结构调整，加快清洁能源的转化过程，这个责任实际上是要大家共同承担的。 当然，现阶段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很大，对电网会有一定的影响，如何减少其对电网的冲击，将其合理应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提出的智能电网，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了应对当前日益增多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入网的问题，把信息化和智能化与电网管理联系起来，更有效地把发电、输配电及终端用户管理起来。它是一个系统，在未来的能源系统中既有主干网，即火电、核电等稳定电源，也有大量新的不稳定电源，这些不同的电源要在智能电网中各得其所，安全而经济地满足各种不同客户的需求。通过该系统，将发电端也就是供给端和用户更好的联系起来，让不稳定的低端电源在人们的消费中消耗掉，保证整个电网的稳定性，以及大规模工业生产对能源稳定的需要。但是现在中国和欧美都还只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和思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商务周刊》：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还存在哪些不足？ 石定寰：和欧美相比，我们在技术上还是有差距的。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电池在转换效率和技术指标上和欧美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新型、高效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开发上也有不小的差距。关键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掌握核心技术，基本设备都是用国外的，有些配套原材料还要从国外进口，这些不解决，很难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再比如，我们的太阳能生产实际上需要很多新的装备，但是我国的装备制造业还没有对此高度重视。尽管我们一直在呼吁，但还是没有人重视，只有一些中小型企业在做，但也缺乏成套的、系统的研发设备和制造工艺。在一些基础性工作上，比如我国对风能、太阳能资源的观测评估等基础设施、方法手段的建设上还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和支持，在标准制定、产品质量检测与认证等方面也有不少工作应加强。 其实政府的支持有多种形式，像出台政策、加大投入、更好的组织研发、更好的培养人才、全社会宣传、做好各种应用示范工程，以及做好资源的测评等。实际上我们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不清楚当地风场有多少风、多少太阳能资源的情况下，很难建设一个效率很高的风能或太阳能发电站。但是我们的这些基础设施是非常差的，美国有上千个太阳能观测站，中国只有100多个。且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引起重视，国家也没有向这些基础设施上投钱。政府很多该做的事情还远远没有做好，致使系统工程的发展也受到影响。 《商务周刊》：我国光伏产业近几年一直是需求在外，去年到今年国际市场萎缩后，我们受到了打击，您觉得在需求端我们可以想哪些办法？ 石定寰：太阳能过去“两头在外”，即原料和需求市场都是依靠国外。我国实际上不是没有硅矿，只是没有将其转化为可用于生产太阳能电池的多晶硅材料的技术，只能把矿产卖给国外，他们开发后又高价卖给我们。现在随着我国多晶硅材料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以及多种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可以在国内生产原材料，把成本逐步的降下来了。 事实上，当时“两头在外”的需求端在外，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要承担《京都议定书》的义务，进行减排，必须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应用，就出台了一些扶持的政策。比如欧洲国家以德国为首，实行上网的差异电价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台大大推进了太阳能光伏电池的应用，市场发展很快，也带动了中国产业的发展。但是我国该方面的政策迟迟没有落实，所以国内的市场还很小。现在是到了加快培育中国市场的阶段了，如果我们再不开发本土市场，首先我们难以应付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同时对应鼓励发展的新兴能源产业也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如果太阳能产业萎缩，对未来能源、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十分不利。今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要开了，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要表现出中国政府主动应对节能减排的决心，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应用的力度，加大政策的扶持力度，否则将面临来自国际的很大压力。 我国光伏产业的目标市场一直是在国外，但随着国外需求因经济危机下降，导致了我国太阳能产业前一段时间的萧条。但是这只是个暂时现象，最近已经在回升。就全球而言，可再生能源都是有很大发展前景的，也是未来新的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以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 “新能源不能再选‘真命天子’”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宣晓伟 《商务周刊》：2009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新能源政策，他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员推进能源事务，包括华裔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媒体称这一系列动作为“美国能源新政”，您觉得该新政出台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有哪些？ 宣晓伟：此次美国能源新政，主要是为了保证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几大目标而出台的。首先，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35年间已经由35%上升到接近60%，对国外石油的深度依赖对美国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次，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拉动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较大转变，这也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看法的变化。 综合以上来看，美国有客观需要在近期内就能源环境课题出台一个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在已经执行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也涉及到众多的能源发展议题，其对各种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金额高达613亿美元，比如智能电网11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研发推广60亿美元等。目前正在审议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向清洁能源体系过渡四大部分。这个议案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限排的目标和时间表，准备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方案。 《商务周刊》：布什政府曾经不愿减排，很多美国人也否认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奥巴马对于减排的态度转向了，这是为什么？ 宣晓伟：全球变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美国国内各方基于不同的认识和利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非常激进的环保人士，到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顽固分子，对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极其激烈。传统上，美国的能源政策偏向于大型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传统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签署《京都议定书》有其国内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事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 但现在美国的主流民意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促使美国人更多地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认同全球变暖和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念。奥巴马的上台也是迎合了这种民意变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问题上持进取甚至激进态度的官员，包括环保署署长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科技办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已经中占据多数，而民主党向来在发展替代能源、推进能源转型方面比共和党更为积极。 《商务周刊》：美国现在的电力供应结构是怎样的？它目前的改进重点放在哪里？ 宣晓伟：美国目前电力供应的约40%来自天然气发电，10%左右来自核电，煤电占30%多，水电不到10%，石油发电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到5%。美国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同时，也比较重视现有燃煤电厂技术的研发。考虑到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国目前正在大力研发和推广二氧化碳捕获与收集技术，即将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通过管道运输，注入地下或海里进行长期储存。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就有34亿美元投到了这里面。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现在都在大力推广这个技术，但是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成本。煤电本来是最便宜的，加上这个技术后发电价格就会明显上升，因此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中国虽然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但以中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还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首要内容，短期内难有太大改变。中国目前煤电比例高达近80%，未来煤电厂面临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国更严峻。因此，对于类似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国应该及早有一个战略考虑和安排。 《商务周刊》：美国的能源新政和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 宣晓伟：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美两国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理念、目标、手段的本质不同。首先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能做好的，政府不应也不能插手，以防对市场造成干扰，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损失。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因此众多美国人对于政府具有很强的戒心，要求严格约束政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没有、事实上也没能力制定一个所谓的全面、长期的能源发展战略；其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一套比较完善和明确的制度规则，来保证重大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充分博弈，使得最终的政策能够符合主流民意。有众多美国学者诟病美国缺乏长期能源战略导致其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节节上升，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无需也不应制定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这是基于对强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导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众议院的专业委员会提出并投票通过，然后经众议院通过；再拿到参议院，再重复一遍与众议院相同的流程，最后参众两院还要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修改成一个最终版本，再由总统签署生效。 所以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府面临着很多的约束和监督，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号，能源部的经费预算也会有很大增长和调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较深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甚至主导能源产业的发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导、监管和服务的作用。此外，美国的能源政策跟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定议题、特定事件相联系，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强调节能和替代能源，但随着油价的下降和石油供应的稳定，相应的能源政策往往无疾而终。 《商务周刊》：中国的能源政策和产业发展可以从美国身上学习些什么？ 宣晓伟：尽管截然不同，但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主要基于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个方面来考虑。能源安全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产业领域建立竞争机制，以较低的能源成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形势的转变，中国现在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可长久持续，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就能源领域而言，世界能源体系正转向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否培养出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在我们的传统能源领域，例如煤电设备，尽管国内企业掌握了100万千瓦等大型设备的技术，但核心技术还在跨国企业手里，别人给你什么级别的技术，你就只能造这个级别的产品，自己缺乏能力进行技术升级。说白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的产业，而是技术命脉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的加工产业。在新能源领域会不会重蹈覆辙？现在来看还是有可能。另一方面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发展出来一个完整自主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它本质是趋向分散的，不像传统能源，从勘探、开采、加工、销售需要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体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种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和可能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管理者还是秉承以前计划经济的思维，画地为牢，圈定所谓重点企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真命天子”身上，就难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在传统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已经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外资跨国巨头也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格局维系到新能源行业，将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管理者要充分汲取传统能源行业以及汽车等行业发展的相关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