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是个很宽泛的概念。电信专家从发展技术基础设施的角度看待互联网治理,计算机专家则更注重发展各式各样的标准和应用,如XML或Java,人权积极分子关注的是如何处理保护言论自由和保护隐私权这一对互联网矛盾,而法律专家只专注于法律管辖权和争议解决,全球的政治家通常重视媒体和选民关注的话题,如技术乐观主义(更多电脑=更多教育机会)和威胁(绿坝和网瘾)总之,在对互联网治理的认识上,各方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根据Jovan Kurbalija和Eduardo Gelbstein所著的《互联网治理:问题、角色、分歧》一书,互联网治理至少涉及五大领域:基础设施,法律,经济,发展,社会文化。通常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互联网基础设施(域名系统、IP地址和根服务器),ICANN(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也因而被视为互联网治理的“主角”。但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谈判应该将其他的法律、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领域也考虑进来。互联网快速融入人类多方面活动的副作用增加了现代社会的脆弱性,如何保持网络的可管理性变得日益重要。 互联网是一种端到端网络,这使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革新都成为可能:在各个端点之间的网络是中立的,不会阻碍各端点的开发和创新。人们普遍认为,互联网的这种技术设计方式对某些社会价值观(如通信自由)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这种看法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互联网最新的发展(如运用防火墙技术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已经证明技术的运用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所以,通信自由等原则应该在政策层面上予以明确规定,而不应再像以往那样在技术层面上予以默认。有关法律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方式有两种:a) 通过现实世界中的法(Real law)来规范互联网;b)通过创建虚拟世界的法(Cyberlaw)来规范互联网。这两种方式都包含有效的成分。无论“现实”或“虚拟”世界,通用的原则是,法律不能使受禁行为成为不可能发生的,而只能使其成为可惩罚的。法律规则的陈旧是互联网治理面临的一项重要的风险。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司法管辖(jurisdiction)。几乎每一个互联网上的行为都有国际性的一面,因而目前几乎每一个网站和互联网服务商都面对着世界上某一个地方的潜在的法律行动。此外,数字时代的著作权、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等,都存在大量的模糊然而亟须界定的领域。 经济问题主要涉及对电子商务的各种管制机制。区别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关键在于是否“在线出售物品或者服务”,任何在线达成的商业交易都可以视为电子商务交易,即使在交易的实现过程中出现了物理传递。世界贸易组织将电子商务更加准确地定义为:“通过电子方式生产、分发、行销或者发送商品和服务。”在与电子商务相关的诸问题中,消费者保护、税收、电子支付等都令人头疼。 另外,几乎每一个互联网治理问题都涉及发展层面,例如: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是跨越数字鸿沟的首要前提条件,当前互联网接入的商业模式使得那些必须接入发达国家骨干网的发展中国家要承担不合比例的费用;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规定也直接影响到发展,因为它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网络在线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机会减少了。数字鸿沟和普遍接入是两个在发展争论中经常提及的问题。 最后是社会文化问题。互联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促进了人类交流的多样性和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互联网是一种技术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仅对传统的通讯模式作出了补充,还提供了其独有的新型通讯模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互联网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内容政策是主要的社会文化问题之一,该问题通常从人权(言论自由和通讯权)、政府(内容控制)和技术(内容控制工具)的角度被论述。很重要的是,互联网给社会带来了新的通讯和互动方式,并最终对传统的人权概念形成了影响。与互联网有关的人权基本上可以包括隐私权、言论自由权、获得信息权、保护文化、语言和少数差异的各类权利以及教育权,而这些都给政府管制带来了诸多全新课题。 中国企业要学习日本人什么 有一种说法,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中国人造成的,看起来像天方夜谭,但是说起来津津有味。我看也有几分道理。 中国人了不起。1949年建国,我们学习前苏联老大哥,结果把前苏联学得一定要当世界第一,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全要世界第一。结果最后没有成就世界第一,却成就了一种自负,前苏联在自以为是中解体了。 1972年我们跟日本建交,我们开始学日本,又复制日本的体制,复制日本的企业榜样,包括看日本的高仓健、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结果学了十年,日本走进了失去的十年,日本企业又蔫了。 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又开始学习美国。我们心目中的伟大公司,都可以在美国找到范本,可以说对美国榜样的仰视和模仿成了过去30年中国企业界的主旋律。一大批海龟和中国企业家,不问现实中的真问题,只要是美国一流大公司采用过的流程或制度,它们就大力引进。13亿中国人学美国,那可是不得了的事。中国经济保持30年的高速增长,全世界看中国发生什么——中国学习美国,全球都学习美国。结果把美国学习得自以为是,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危机。 这是一个冷笑话。每一个冷笑话的背后都有悲惨的故事。这个冷笑话背后的悲惨故事是什么?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强大的国家,占世界GDP的1/3,唐朝、两宋、明朝,日本人一直学习中国,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文化都复制过去。日本武士政权首先用中国佛教的禅武装了武士,成就了武士道。后来蒙古大军横扫欧洲,可是在日本小国却吃了败仗,武士道借“神风”击垮了忽必烈大军。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又用禅武装了他们的企业。中国经济增长30年感到很骄傲了,但是一直到今天,弹丸之地的日本,没市场没有资源,其经济体的总量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真正的强大,是能够安心于一个一个的小生意,安心于一个一个的小物件,找到追求精进的平台。日本人可以把喝茶喝成茶道、插花插出花道,可以把击剑练成剑道,把搏击修成柔道,甚至“书道”、“水饺道”任何一种小营生都能被日本人精益求精出艺术和禅来。而在原始发源地中国,我们的机会太多了,要想出人头地,靠的不是精益求精,而是比别人驾驭更大规模的资源。由此带来的一种文化意识,对我们子孙后代的人生观塑造都有很强的负面影响。 我们怎么骄傲得起来呢?我们如何在大危机中不断调整改变自身的能力?日本企业遭受着一次次世界危机的冲击,在缺乏资源、缺乏市场的弹丸之地建立起世界第二强经济体,就在于他们每次都能由危机中学得新的能力。当年日本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惊呼日本的世纪到来了,而日本人却能有着不可思议的静气,他们照样专注于一个个细小事物中的创造,甚至推出《日本沉没》的小说和电影。日本人这种深感天命无常、战战兢兢的忧患意识,很值得中国人静下心来虚心学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每个国家都有强国梦。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秉持的心智和理念却有天壤之别。中国历史上不乏“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焉”的典例,究其原因,不外轻而失根,躁而失君。中国是泱泱大国,但这个家大业大的国家,更分外需要强调安心、凝视和专注于细小事物中的那份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