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文/何仁（资深媒体评论员） 近日，美国司法局调查了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橙县的美国控制组件公司，显示其自2003年到2007年4年间在30多个国家行贿约236次，由此获得约4650万美元利润。在该公司主动承认海外贿赂指控，供出了其行贿对象包括中石油、华润电力、国华电力等多家国内大型国企。国资委表示要调查此事。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不算什么新闻，早前即有沃尔玛案、朗讯案、西门子案等等。不少国内人士表示，跨国公司在华行贿，破坏了国内企业的竞争环境，特别是对当地企业造成了极大伤害，如在医疗器械等行业，大批国内订单抛给了外企，而国内企业生存艰难。而一些外企人士则表示，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恶劣，贿赂公行，跨国公司不如此根本无法生存，是国内市场环境“潜规则”迫使跨国公司出此下策。 但这种争论并无意义。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商业贿赂的普遍化和经常化。普遍化是指贿赂行为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经常化是指贿赂行为正成为人们日常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成为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这种经常性、普遍性与跨国公司行贿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如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全国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起，主要集中在工程建筑、医疗采购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９个领域，占总数的78.6%。跨国公司涉及的商业贿赂案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所以，跨国公司的贿赂案虽然有很强的新闻性，但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却要通盘考虑。商业贿赂行为是发生在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违法行为，要从三个层面分析： 首先是政府部门的表率作用。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治理商业贿赂必须严肃查处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牟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行为。特别是政府行为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这六大领域。而要治理政府部门发生的商业贿赂，一是政府经济行为的公开化，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任何隐密的地方都会是藏污纳垢的所在；二是减少政府部门干预经济机会。审批的行为越多，行政限制的门槛越多，发生商业贿赂的可能性就越大。 其次是改善防止商业贿赂的法律环境。去年底“两高”对商业贿赂案件认定做出了新的司法解释，为治理商业贿赂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仍然有提高的余地。 一方面是完善和提高认定商业贿赂行为的标准。虽然我国是世界上在法律上规定可对贪污受贿官员处以死刑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仍不能覆盖所有的贿赂行为，如“性贿赂”目前尚无法定罪，还有请客送礼与贿赂的区别，现行法规认定面过于狭窄。香港公务员的收礼价值不能超过200港元。而内地官员逢年过节时收上若干份几千元、几万元的钱物，基本上是没有法律风险的；另一方面是执行法律标准和水平的统一性。如果各地方司法部门执法力度、执法标准、执法水平不一致，必然导致企业行为的变异和市场秩序的混乱。 再有就是企业自身在预防商业贿赂方面的制度建设。跨国公司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内部监控机制。但企业的趋利性仍然是其本性，他们针对中国法律的疏漏在自身机制上预留了法规空隙，发展出一套虽有嫌疑却很难认定的“商业贿赂方式”，如设立基金、赞助一些研究项目、提供出国考察机会、赞助参加各种国际展会等等，既不违反本国及本公司法规，也不触犯中国法律。而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则是漏洞百出，企业每年召开的各种定货会、招商会，送礼品、付佣金，可以说直接将商业贿赂当成了一种市场竞争手段。外缺约束，内少防范，商业贿赂的经常化与普遍化就成了难治之顽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