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采访·撰文/潘青山 “我要注册企业！” “你想注册成国有性质的企业还是集体性质的企业？” “我想办自己的企业！” “你走错门了！” 这是现任用友软件董事局主席王文京在1988年12月6日想注册时遇到的尴尬一幕。当时能在北京海淀区工商局企业登记处登记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了国有和集体，没有别的选择。很多人为了省事，都挂靠在一些国营和集体企业下。 24岁的王文京没有选择挂靠。他转身走进旁边的个体科。这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年轻的副科长，在这里拿到了一本个体工商户的执照，从此走上了“个体户”之路。 尽管在心理上要接受从“国家公务员”到“个体户”两者之间巨大的身份落差，不过在王文京看来，办一家有着清晰产权的企业在未来更为重要。王文京和苏启强创办的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成为北京中关村地区创办的第一家私营企业——自此，中关村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中关村仍然是IT创业者的寻梦乐园。 “给自己干的”制度的实践者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讲述的王文京创业故事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时代意义，是与伴随改革开放诞生出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比，经过了十年商业启蒙教育后出现的第二代企业家的创业土壤。他们已经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开始了自觉地思考股权分配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1985年，林聪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自己“不愿意一杯茶一张报纸”耗费青春，因而从政府机关辞职，开始辗转青岛、杭州等地，卖过茶叶、拉链、服装等。1989年回到晋江老家，网罗亲戚朋友等12人，租下500平方米的福利院后，10月，投入7.2万元的小厂开始运作起来。这个小作坊即九牧王的前身晋江磁灶福利制衣厂。 1992年福利制衣厂更名为“晋江九牧王制衣有限公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直营模式的销售办事处。这一创造性的新营销模式，让九牧王在数年后获得了“西裤之王”的称号。1996年，九牧王销售额突破1亿元。同年，九牧王(福建)服饰发展有限公司成立，此后，其销售额一直以30%左右的速度保持增长。2008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林聪颖计划用4个亿来进行国际化布局，并先后与三个跨国咨询公司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世界顶级的终端形象顾问公司德国BBP和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托管公司奥美。2009年，九牧王将聘请IBM进行流程再造。 民营企业在此时已经有了野蛮向上生长的力量。1992年3月的“邓小平南巡”——这一从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出现的词汇，成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一个最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一整套政策、法规在这一年开始基本形成，这亦标志着我国股份制企业开始走上规范化道路。那些熟谙中国国情的人，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业机会。从1992年2月至8月，北京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增长，库存的公司执照全数发光。 与此同时，在政府官员中出现了一波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被称为“92派”。当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宏观经济研究同时兼任《管理世界》杂志社副总编辑的陈东升是其鲜明的代表之一。他创办的嘉德拍卖公司在4年之后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拍卖公司之一。他的两个弟弟陈显宝、陈平在其带动下，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民营快递公司宅急送。 比陈东升更早“试水”商业的国家体改委干部郭凡生，1992年白手起家创办了慧聪公关信息咨询公司，郭凡生在公司成立之初的头一件事就是确立了劳动股份制的雏形，将“单个股东分红不超过分红额10%，股东分红不超过30%”，亦即“每年分红的70%作为劳动分红给职工”写进了公司章程。郭凡生个人拥有公司50%的股份。 2009年，郭凡生将18年来掌控家族企业的经验升华为理论与思想，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学学术著作《中国模式——家族企业成长纲要》，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给自己干的制度，才是最伟大的制度。”同样是国家体改委干部的冯仑（郭凡生的同事），正是“给自己干的”制度的实践者。在海南，他遇到了潘石屹、王功权、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他们通过倒卖批文和炒作土地，获得了第一桶金，并被后来者称为“万通六兄弟”，在不久之后，均成为中国商业精英的代表人物。 财经作家牛文文评论说，这一批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他们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代表，具有管理现代企业的知识基础，并拥有良好的人脉和政府资源，对于社会发展方向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大胆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当年“万通六兄弟”之一的潘石屹现在是SOHO中国联席总裁，回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感慨地说：“如果每一步都准确地踏在点子上，那么想不成功都难。势比人大，这个大不是一般的大，大很多。” 把脉商业，瞄准国际市场 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相比，第二代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发展，有了更多的创新模式，包括商业模式、技术模式。他们在风险投资的利用上更为大胆而富有技巧，通过不断做大企业市值，以并购等手段对行业进行整合，夯实自身的竞争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东突西破，寻求更大的机会。 1994年7月1日，中国的企业终于在法律框架下步入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一种叫做“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开始在全国风行。 此前的2个多月，1994年4月，李书福进入摩托车行业，两个月之后，造出了“中国第一辆豪华型踏板式摩托车”。被称为“汽车狂人”的李书福，1963年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30岁之前的“生意”，都只是对财富的饥饿感，这让他从不选择行业，而只是以利润作为选择的标准。在海南房地产市场铩羽而归后，他坚定自己“实业家”的未来。1996年成立了吉利集团有限公司，1997年宣布进入汽车产业，并在媒体上将1亿元的资金投入夸大为5亿元。2005年，李书福借壳国润，成功将吉利汽车送到香港资本市场。2009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李书福的吉利汽车炫耀般地展出了三个品牌系列（帝豪、全球鹰、上海英伦）的22款新车，并以“竞购沃尔沃”这一具有全球新闻价值的消息，足足吊了媒体一整年的胃口。瑞典本国报纸《Dadens Industri》2009年8月30日关于吉利汽车竞购沃尔沃的报道将这一猜想推向了高潮，这篇报道说，到目前为止，沃尔沃的东家美国福特公司收到的多份竞标中，只有吉利的竞标是“最实在的”。 同样从机关走出来的“果汁大王”朱新礼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下海浪潮”中创立汇源的企业家，通过资本跳板，实现了资产10年增值50倍以上的成绩，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价肥猪”。2007年，汇源果汁在香港挂牌上市，朱新礼持有汇源果汁41.53%的股权。不过，这头“猪”最终却没能彻底卖给外国。2009年3月，商务部明确否定可口可乐的收购，3天之内，朱新礼身价缩水33亿港元。受伤的朱新礼瞬间获得广泛同情。
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正式登陆香港联交所，每股定价在8.3港元，发行15.49亿股，128.6亿港元的IPO使得潘石屹创下了内地房地产企业在港募资之最。与“大哥”冯仑这位地产思想家不一样的是，潘石屹始终是一位频频出镜的地产明星。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脱贫的榜样，很难找到在改革开放中受益这么大的个人或者家庭，我从心里特别感激改革开放。”在潘石屹看来，6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赶上了一个革命年代的尾巴。既有50年代企业家的较劲，也有70年代企业家的张扬。潘石屹在发表感言的时候，《公司法》已经颁布了15年。 备受关注的第二代企业家，通过“商业模式/技术创新+风险投资+海外上市”的模式实现了企业快速扩张，他们在第一代企业家的基础上，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新思维，审视企业的下一步发展模式、路径与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