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怪投资者对证监会意见太大,的确是复杂的审批流程,总让好事也变成了坏事。
从8月26日“过会”到9月9日启动新股申购,年内第二大单IPO中国中冶的上市之路可谓神速。 不仅创下此般高效率的神话,该股还是今年首只以“A+H股”形式上市的大盘股。其A股申购价为5.42元,对应2009年每股收益的市盈率为22.36倍。据此计算,其A股募集资金约达200亿元。 若仿照中冶步伐,已过会的另一家大型央企——中国化学工程股份公司很可能在国庆节前就会进行新股申购。 如此紧密的大盘股上市节奏,显然又让最近一周的市场陷入紧张情绪当中,冀望管理层放缓发行步伐的舆论再起。我们认为,监管层对新股发行的调控并不仅有“收”、“放”两种手段,更重要的是“量”的控制,可量化的坐标有二:一是流通总市值;二是市场交易量。以市场表现的承受力来判断,每年新股发行的总量以不超过流通市值10%为宜。 低价就不是“圈钱”? 按路演阶段机构投资者的判断,中冶A股发行价格约在7元/股左右,其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建议的发行价格区间为每股6.07元~7.57元。但最终敲定的发行价格为5.42元/股,明显低于市场预期。 在当前新股高价发行严重困扰A股估值的情况下,中国中冶主动调低发行价格,是值得肯定的可喜现象。但我们也注意到,中冶A股发行最终选择相对较低的发行价格,显然是考虑到中冶H股发行,无奈的因素更占上风。 由于H股发行价格不得低于A股发行价,若将A股价格定得太高,在相对成熟的香港股市里,其H股能否成功发行就面临考验。为了确保H股能够成功发行,中冶的管理层自然有必要将A股的发行价格确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位置上。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冶H股的招股价区间确定为每股6.16港元~6.81港元,符合H股发行价格不低于A股发行价格的要求(A股5.42元/股的发行价相当于6.15港元/股)。 其实,募集资金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状况。但目前的市场上存在一种观点,以中国建筑、光大证券为例,认为发行价格高了是圈钱,发行价格低就是正常的融资,难道发行价格的高低会改变融资活动的性质?什么叫“圈钱”?翻阅英文词典,并没有对应的术语,国内亦无权威解释,恐怕是中国股民的又一发明创造。国内一位学者曾指出,“恶意圈钱”是一个很不准确、不严肃、无法无据的说法。证券法里没有界定什么是“恶意圈钱”,证监会也从没界定“善意圈钱”和“恶意圈钱”。很难说恶还是善,不能用文学的说法描述法制化的证券市场。 站在发明创造“圈钱”这个术语的人的角度,大抵是从募集资金运用和运用效果的角度来分类,募而不用、募而乱用等,就是“圈钱”。尽管这和发行价格的高低并无关联,但也向我们警示,不能因部分上市公司低价融资,却忽略它上市后资金募而不用、募而乱用的“圈钱”可能,对于新股上市之后的资金去向监管,应在今年升温的IPO潮中,得到有效加强。 IPO成了宏调手段 我们注意到,尽管中国中冶等新股上市步伐接踵而至,但9月3日,受新股发行或将暂停等利好消息影响,A股强劲放量反弹,重返半年线上方。当时市场传闻版本有二:一是新股IPO审核或将暂停一个月;二是传国庆节前,新股发行节奏将适当调控。 虽然证监会并未直接就上述传闻作出澄清,但9月7日至11日,4只新股过会,发审会将暂停的传言不攻自破。 股市连续下跌,总会被归因于新股发行节奏过快,于是监管层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暂停新股发行;股市接连上涨,于是新股发行“开闸”,但又可能因为发行市盈率过高而导致估值过高,进而诱发股市下跌。 这种已经存在多年的“宏观调控”景象,似乎都是管理层在“随意”进行着,也似乎从来没有公开披露过其实施调控的原则和标准。 大部分对海外股票市场有些许了解的投资者都知道,海外上市公司融资不用通过监管部门审批,一般只需采取注册制,由上市公司自主决定。凡是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只要通过正常的程序进行申报,就可以发行新股并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已上市公司需要再融资,更是只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即可。 在这样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融资节奏几乎完全由市场自动调节:一是根据经济发展势头来调节;二是根据股市的估值水平来调节。可以说,在海外股市中,IPO和再融资从停顿到活跃的转变,并不是利空而是利好,因为IPO和再融资活跃正是经济复苏,市场预期向好的一个表现。 调控新股发行的量化指标 但A股市场是个例外。 一方面,管理层长期以来都将控制IPO和再融资的节奏作为调控股市升跌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企业不再是根据经营的需要来申请IPO或再融资,而是不管是否需要都先提出申请,能够获得审批的话,把钱拿到手再说,免得真正需要时,管理层不批。 另一方面,A股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一直都比较高。企业几乎从来不会嫌股价太低而放弃融资机会。 实际上,监管层新股发行节奏的调控更重要的是“量”的控制,可量化的坐标主要有二:一是流通总市值;二是市场交易量。A股市场的历史证明,每年新股发行的总量都不能超过流通市值的10%。此外,股市交易量的动态与新股发行量也有关联,在逻辑上也是可以量化并调控的。 我们建议管理层可尽快酌情考虑以流通市值和交易量为主要依据,量化新股发行的年度比例上限和下限,以改变目前非程序化的随机“中止”和“开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