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必将出现新格局。我对这三十年变化的预测，可以概括为精神上的“三个摆脱”、文化资源上的回归，以及国家认同危机的解除。 精神上的三个摆脱 中国国门被西方人的炮弹打开之后，中国人在精神上逐步形成了几重枷锁。三个摆脱是针对三重枷锁而言的。 第一重是国民劣根性的枷锁。外国殖民者和中国精英不断告诉国人，我们中国为什么打不过西方，因为我们人种有问题，我们具有精神的、道德的劣势，西方人具有种族的、精神的、道德的优势。总之，我们普遍具有国民劣根性。 未来的三十年，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深化、互相了解和尊重不断增加，利益的纠缠和博弈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人将会亲眼看见西方国家不是一个道德的存在，而是一个利益实体。那种乌托邦式的崇拜将会不攻自破。 第二重枷锁是“西方文化崇拜”。鸦片战争失败以来，我们的精英群体认为西方文化具有优势，中华文化则是腐朽的、没落的，必须彻底根除，只有学习西方文化才有出路。于是“五四”一代送给我们一个秘方：全盘西化。“五四”以后，中国的道路大致上就是按照这个秘方走的，越走越出现强烈的“西方文化崇拜”。 英国学者汤因比在跟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聊天时说过，迄今为止所有人的经济优势，无论是国家内部某个阶级的经济优势，还是国际社会某些国家的经济优势，都是通过掠夺和剥削他人而实现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中国人正越来越明白这个道理，日后将不会像“五四一代”那样，将西方社会的富强理解为文化优势所致。 第三重枷锁是“西方国家崇拜”。后毛泽东时代，为了鼓励中国摆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思想，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共同编造了西方国家的乌托邦神话。于是，国人对于西方社会由“五四”时期的“文化崇拜”发展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国家崇拜”。这种“西方国家崇拜”观念在今天依然统治着许多人的大脑。 这重枷锁是西方殖民者为了奴役东方殖民地人民而特意打造的，有的殖民地人民从来不曾认领之（比如中东社会和拉丁美洲社会），可是中国人从梁启超开始就有点相信我们确实具有某些国民劣根性，“五四一代”更是从殖民者手里接过这道枷锁，十分虔诚地戴在自己的脖子上，而且主动地越勒越紧。 鲁迅一辈子最主要的文化工作，就是让国人相信，我们中国人在精神上、道德上、教养上确实不如西方种族，确实具有国民劣根性。我们的语文教师，结合鲁迅的作品，这样给青少年一代灌输国民劣根性学说和逆向种族主义思想，已经灌输了大半个世纪。 至今为止，深受“五四”文化熏染的咱们这几代人，对这样的谬论依然深信不疑。但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们，将不会认领这种枷锁，他们必然起而将这样荒唐的精神枷锁砸碎。 文化资源上的回归 砸碎了上述三重精神枷锁，中国人将会明白，文化权利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组成部分。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必须仰仗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所以，往后的三十年，必是中国社会向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三十年。“五四一代”所砸碎的，我们必将修复。
中国的人文文化和道德文明，以周代为起源的话，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时代，指导中国人的生活长达三千余年。戊戌变法时期，康梁在主张学习西方社会的器物和制度的同时，坚定地捍卫中国的精神文化。 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岁月中，虽然梁启超于1902年写过《新民论》，一定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若干诬陷性描述，但是他很快就觉悟过来，不再从文化优势方面解读西方势力的扩张。尤其是他考察过一战刚刚结束的西方社会以后，更是对西方文化完全失望，转而一头扎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企图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挽救世界的良方。 康有为更是从不间断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以拯救中国的覆亡。他甚至参照西方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经验，积极主张将儒学宗教化，要求政府以儒教为国教，以此拯救中国、造福世界。他成立孔教会，主持祭孔仪式，号召读经，都是为了借助中国的文化认同，维系中国的凝聚力，与一切正在掠夺或窥伺中国大地的虎狼国家博弈。 当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性学者康晓光的一段话，可以用来赞颂康梁师生二人。康晓光说：“一百多年后，重温他（康有为）的那些文章，我们不但能够感到一种高瞻远瞩的伟大智慧，还能够体验一种不可战胜的自信、博大恢宏的气度、死而后已的责任感、对理想的无限忠诚、挑战社会潮流的无畏勇气和对历史使命的自觉承担。” “五四一代”逆康有为思想而行之，实际上是精神崩溃后慌不择路所致。如果说他们当时那种惊世骇俗的选择还有若干现实的理由，今天，我们如果还要沉溺在“西方崇拜”之中，实在找不到一丝借口。文化上我们唯一的正道就是回归中国文化的正统，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康梁之道。这将是往后三十年间文化运动的主旋律。 至于“融合中西”、“贯通古今”之类的格言，当然也不可不提及。因为简单的复古之路，世界上从来不曾出现过。 国家认同危机的解除 在解决文化回归的同时，往后三十年将会化解目前的政治认同危机，出现较好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 当下各类观念和思想之纷乱，恐不亚于战国和“五四”时代。这种纷乱不但造成了政治认同的危机，甚至造成了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危机。 “五四一代”的思想遗产，给几代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离心力，许多学富五车的精英人物，他们的知识结构、人生哲学、思维方式、讨论问题的立场，都是西方的，他们的言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西方利益。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因此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三十年之后，当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甚至主导性国家之后，中国的政治凝聚力将会大大提高，中国的民族认同危机将会大大缓解。 当这一切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正是今天的“80后”、“90后”、“2000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体人群的时候。那时候，正好是鸦片战争发生两百年纪念日。两百年的苦难和屈辱毁灭了几代人的幸福，但是没有毁灭这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经过两百年的生死煎熬和拼搏，将会把猖獗一时的西方文明约束为一种地方文明。当“80后”、“90后”、“2000后”也像我们这一代一样退居社会边缘的时候，也就是再过30年，他们的后代将会使中华文明成为地球上的主导性文明。 对建国初30年的重新估值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梅新育 “时间开始了！”——六十年前的开国大典现场，一位诗人心潮澎湃之余，情不自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是的，任何一个从此前那个屈辱年代过来而又不甘屈辱的人，都不难理解他的感慨；若是对历史背景具备足够的了解，对这句话的理解当可更加深刻。 109年的奋斗 305年之变局 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鸦片战争以来国势下滑的趋势走到了转折点，标志着太平天国军兴以来第一个有能力对除港澳台之外整个广袤大陆实施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建立，标志着志士仁人109年的奋斗、牺牲终于赢来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志捍卫国家独立的政权。 放眼更长的历史跨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全力以赴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重新跻身世界前列的政权。而新中国前期历史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领导中国在保持国家主体完整的条件下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资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一经问世，必然要无限制地追求扩张，将整个地球纳入其统治之下，中国就是这样被鸦片和大炮轰开大门，一步步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按在依附的位置上，实现民族复兴、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相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 那么，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呢？ 天降大任 满清王朝？否！ 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世界两千余年之久，崇祯十七年4月22日的山海关之战，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沦落的转折点。明朝后期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被明清鼎革打断，中国75%以上人口（根据《明史》等户口统计计算）丧身于满清入关后的战乱，除北京之外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清军的烧杀掳掠下化为废墟，本已高度发达的中国制造业、商业和科技因此大幅度倒退。 清统治者随后又不遗余力扼杀汉族一切进步苗头，借此维护作为对这一文明多数民族的统治，从而“成功”地将中国从发达国家改造成为发展中国家。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化解外来入侵挑战的中国，不得不首次面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对手，李鸿章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长期陷入“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加剧落后”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实始于清初。 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满清统治集团念叨的仍然是“汉人强则满人亡”，宁可作为西方列强代理人统治中国，也要遏制汉族力量上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结果迥异，这是关键原因之一。在蓄意美化满清统治乃至伪满皇帝溥仪的“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泛滥之际，很有必要重述这一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