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过程，适逢中国版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其时，大学中新生的知识精英以道德学问影响社会，赢得各界尊重，许多人更是结成共同体，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作为这个精英群体的领袖，一批成就卓越、富有人格魅力的大学校长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如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等等。他们集学者、教育家、行政领导者、社会活动家等身份于一身，知识创造、社会责任、人格完成水乳交融，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薪火传承。这些人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大学校长的理想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后，深受英美教育制度影响的民国学统中断，苏联教育模式被全面引进，中国高校的教学大纲、教材编审、财务、人事、招生等皆由国家行政部门统一监管。在这种大一统模式下，大学校长也成为组织部门统一任命、调配的行政官员，他们个性逐渐模糊，行为逐渐划一，与民国时代那些文化英雄的形象已相去甚远。 80年代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也迎来了改革时代。30余年间，高教改革一波三折，兜兜转转，时至今日，愈发成为社会关注、诟病的焦点。虽然如此，盘点这三十年的历程，至少有三位大学校长以他们的人格、勇气与实践，推动了中国当代高教事业的发展，值得铭记。他们是，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上海大学原校长钱伟长，以及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刘道玉，无疑是三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1981年，48岁的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的《人民日报》刊发消息称：“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这种任命本身就是破旧立新的创举。 刘道玉果然不负众望，主政8年间，他大刀阔斧地推行一系列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导师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等等，使武汉大学成为80年代“高教战线上的深圳”，人才济济，引领风气。他的这些改革创举，很多已成为当今中国高校普遍实行的制度。 在教学改革的同时，刘道玉还为武汉大学带来了一种自由清新的文化氛围。彼时的武汉大学，因为思想开放又被称为“解放区”，没有80年代许多高校“三不准”的规定—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刘道玉经常讲的就是“尊重学生的志趣”。他还实行了一项非常大胆的改革措施，取消政治辅导员制度。经过这些改革，武汉大学成为80年代中国高校自由风气的引领者，加上当时武大实行自由转专业甚至转校的制度，一些清华、北大的学生都要求转到武大就读。 80年代流行一句口头禅：“枪打出头鸟”。无疑，先行者刘道玉就是一只“出头鸟”。1988年，刘道玉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不久之后，他的许多改革措施被废止，辅导员制度又悄然恢复，武汉大学回归主流。 退职之后，刘道玉投身民办教育实践，又遭遇挫折。近些年，年逾古稀的他再次实现转型，由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变为批评者，以思想和声音来影响社会，其代表作就是2009年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文中他对大学合并、扩招、教育产业化、学术造假、大学城运动等提出批评与建议，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刘道玉是一位先行者，一位理想主义者，一位屡败屡战的悲情英雄。有人总结刘道玉武大改革失败的原因：“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这种说法无比正确，这种旁观者清的“聪明”也让人无奈。其实这不仅是刘道玉失败的原因，而且是几乎一切改革者失败的原因。如果改革者能够做到上述的一切，改革根本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有武大人“永远的校长”刘道玉了。 不可复制的钱伟长 与“最年轻的校长”刘道玉恰恰相反，钱伟长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大概一直是中国最年长的大学校长。他担任上海大学校长直到2010年以98岁的高龄辞世。 关于钱伟长，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回忆，2001年，朱学勤想调往上海交通大学，89岁的钱伟长校长出面挽留，告诉朱学勤：“一、要吸取我1957年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二、你到上海交大，他们现在欢迎你，但是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不会保护你，我还在上大，我说了算，我还能保护你。” 这里说的“1957年的教训”是指1957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因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高教模式的弊病，呼吁尊重教授意见、重视基础学科教育、理工合校、培养通才，结果被打成“右派”，撤销职务，长期下放劳动直到“文革”结束。
1983年，71岁的钱伟长接到一纸调令，赴上海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这个调令由邓小平签署，上面注明“此任命不受年龄限制”。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钱伟长上任后，大力推行他在50年代就坚持的通才教育理念，拆除“四堵墙”，即学校和社会之墙、校内各学科各专业各部门之墙、教学和科研之墙、教师与学校之墙。1992年，他又率先在上海高校中推行学分制。1993年又合并四校组建新的上海大学，并于1996年成为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钱伟长1987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这种政治地位及在中国科学界的元老之尊，来主持一所“四流学校”，具有特殊性。以其德高望重，他可以在上海大学推行系列改革，并保护朱学勤这样的学者的学术研究不受政治干扰。这样的作为，其他人很难复制。所以，钱伟长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值得铭记的一位大学校长，他本人立德立言立功，固然为时人与后人所敬重，却不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制度性的意义。 朱清时：“去行政化”尚在途中 刘道玉已卸任武汉大学校长20余年，钱伟长先生已经逝世。寄托无数当代中国人关于大学的“中国梦”的，是现年67岁的朱清时校长主持下的南方科技大学。人们希望，朱清时能为中国高等教育开出一条新路，建立起能够普遍化的、“去行政化”的新制度。近几年来，朱清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立于“风口浪尖”的头号人物。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以“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著称，这其实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大学内的学术研究与教学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二是指各种资源分配由教授委员会等自治机构公平决定，不受非学术的行政权力左右。第一层含义是理念方面的，即思想倾向不受禁锢；第二层含义则是物质方面的，即资源分配公平公正，没有权力腐败。 可以说，从50年代苏式教育模式引进，直到80年代结束，困扰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主要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精神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如钱伟长1957年的遭遇，甚至刘道玉在80年代末的遭遇。90年代之后，意识形态争论渐趋平息，市场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期。从那时一直到当代，困扰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则主要是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行政化”的问题。“行政化”的问题其实是个物质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是权力腐败的问题，与意识形态已没有多少关系。 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院校“行政化”愈演愈烈，从这里滋生出来的课题公关、学术造假、版面费、垃圾论文、猫腻无穷的评奖评优、职称评审、学位点申报、教学评估，等等，对中国高校教学科研的危害，远甚于80年代政治禁锢之危害。80年代困扰人们的姓资姓社之争，其实相当单纯，经小平南巡定调之后，就基本不成问题了。而如今，教育行政系统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中央决议、国家纲要、最高领导表态，三令五申，都无法撼动这个依旧在步步推进的庞大系统。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清时与南方科技大学，才被海内外各界寄予如此深切的期望，朱清时校长，也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真正的英雄，不论南科大的结局是成是败。 2009年，刚刚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应深圳市政府之聘，主持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创建一所如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去行政化，让教授拥有对学校的自治权，回应“钱学森之问”，培养出顶尖级的人才，这是朱清时很久以来的理想。 朱清时信奉“一个改革的行动，胜过一打改革的纲领”，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一位敢于实践的行动者。这样的行动者，要有打破常规的魄力、勇气，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要深谙体制规则，调动广泛的人脉关系，要有明星般的社会营销力，还要有自我牺牲精神。朱清时不容易。南科大三年，他瘦了十斤，每天要靠常人两倍的安眠药来维持睡眠。 千头万绪，朱清时坦言，“最困难的就是去行政化”。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他用了一个比喻，说去行政化之难，就在于它是让各级官员、管理人员“用刀子割自己的肉”。 明年，南科大第一届学生将毕业，朱清时任期也将届满。而“教授治校”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去行政化”尚在路上。关于他将退休的传闻已影响到南科大今年的招生。一些家长担心，如果朱清时不干了，这种教育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如果改革不成功，自己的孩子岂不成了牺牲品？ 朱清时通过《齐鲁晚报》回应学生家长们：“南科大改革的方向不会变，这是教育部的希望，也是深圳市的希望，任何领导都希望这种改革能够成功。”他说，南科大所进行的高教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内在需要，无论谁做南科大的校长，都会抓住这样难得的机遇，推进改革。 果真如此吗？希望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