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 新中国60年投资演变的历程
改革开放前30年，固定资产投资主要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工业化；后30年则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经济腾飞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董志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年来，国民经济综合实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世界第3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2.4倍，我国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国家财政收入增长985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日益增强。外汇储备增加近14000倍，我国由长期以来的外汇短缺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国民经济6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从经济发展动力角度分析，与消费、出口相比较，投资是长期的基本的主要的动力，据统计其作用达到GDP增长的半数以上。其中国家财政对工业与基础设施的投资起着主导性拉动作用。这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特点等）以及国内外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回顾60年来投资演变的历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具有以下特点。 投资主体从多元到单一再到多元 新中国建立初期，建国前夕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这一规定，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和保护私人投资。当时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据1955年国家统计局统计，12个城市公私合营工业及私营工业的资产占了全国这方面资产总额的67％，其中上海一市即占了41．5％。在总体上，私人投资所占比重不大。随着三大改造和基本上单一公有制成分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投资主体从多元转向单一。即主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公社和生产队投资于农村、农业（其中农民以劳动力支出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也以生产队的投入体现）。 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在1981-1985年间，城乡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7%，另外79.3%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外资占了6%。至2007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28.1%降到3.9%，利用外资的总量大大增加，比重有所下降，而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比重达到了77.4% 。（见表1） 投资结构从重、轻、农 到一、二、三产业统筹 60年来，我国改变了1949年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比重不到30%的结构扭曲、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产业结构基本实现由以农业为主向工业快速发展，进而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转变。工业结构实现了从门类简单到齐全，从以轻工业为主到轻、重工业共同发展，从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向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共同发展的转变。 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问题，而且使我国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摆脱了旧中国任人宰割、欺凌、蹂躏的境况，拥有了独立的尊严。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产品需求有了基本保证以后，开始转向对服务业的需求。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弹性迅速提高。至2007年，第三产业产值由1978年低于第一产业转变为明显超过第一产业，接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基本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对服务业的需求，还在与第一、第二产业的良性互动中催生了大量新兴产业。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大幅前移，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经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由于经济结构实现了由低级到高级、不均衡到相对均衡的巨大调整，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投资结构相应发生了从重、轻、农到一、二、三产业统筹。在1953-1985年间，以投资总额为100，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分别为8.9、6.2、45.0 。明显向重工业倾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体系的建成与完善，对第三产业的投资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一、二、三产业的投资增长趋于平衡。（见表2） 三次产业投资的均衡发展，促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投资，实现了由薄弱到明显增强的巨大飞跃。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显著增强。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能源生产能力由弱变强，终结了“贫油”“缺电”历史。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和管道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基本形成。覆盖全国、通达世界、技术先进、业务全面的国家信息通信基础网络初步建成。 投资宗旨从工业化到以人为本 通过长期工业化建设投资，60年来，我国在十分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工业发展速度总体位居世界前列，于20世纪80年代初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于1991年基本跨过第一个转折点，即由工业化的前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化阶段。在此基础上，投资宗旨发生了从工业化向以人为本的演变。不断增加的第三产业投资，使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社会事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多层次、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跨越。生态环境保护取得进展，污染物排放总量逐步得到控制。 如近10年投入万亿元用于生态建设和环保。其中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三江源头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用于各种补助性质的支出3000多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安排2000多亿元资金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不仅减少了大量污染，而且改善了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先后投入200多亿元用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60年来，中国大陆展开了一场场纵横交错的资源调度。水、气、电、路，人流、物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将全国更加紧密地联接起来。长期干旱的北方，耕地占全国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但人均水资源只有全国的1/4，缺水的困顿处处可见；而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是华北地区的3倍至4倍，数千年来为洪涝灾害所苦。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结束了天津人喝苦咸水的历史。1989年，引黄济青工程让青岛走出了年年“水荒”的阴影。1994年，引大入秦工程成为甘肃“农业翻身工程”。21世纪上马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 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至40年后西电东送工程上马，架起了东西互赢的电力桥梁。与此同时，西气东输一线工程从新疆塔里木盆地轮南油气田起步，直通南京、上海，横贯中国4000多公里。在此基础上，西起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向西与中亚天然气管道相连，南至香港、东达上海，全长8704公里的二线工程正在兴建。 投资重点从中西部到东中西部投资领域从国内走向全球 新中国建立时，100多亿元工业固定资产，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北、上海等地。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基本没有工业布点。占国土面积71%的西部高地，却是经济上的洼地。60年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使中部和西部在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上得到迅速发展。 20世纪50-60年代，受国际冷战环境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向中西部倾斜。“一五”计划时期建设的156项等大中型项目，建设起鞍钢、武钢、攀枝花等钢铁基地；60、70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华北石油会战，摘掉了中国“贫油国”的帽子；西南成渝、宝成、成昆三大铁路干线建设，疏通着经济动脉8943;8943; 以及西南、西北内陆地区的“三线”重工业建设，自东向西逐步推移，构造了中国工业的基本骨架（见表3）。 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使东部投资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20世纪90年中后期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投资向东中西部均衡发展。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青藏铁路，一个个重量级的工程发展着西部的经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改善着西部的生态；东部企业的梯度转移，增添了西部的内在活力；一些西部大城市依托原有的科技基础开发出生物、光伏、电动汽车等高科技产业，也使这些地区在后发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 21世纪以来，中西部呈现良好的投资态势。一直以一次能源作为依赖的陕西、内蒙古、山西等地，正在以科技的力量实现着能源的转化，在新能源开发上站在了前列。成渝、关中―天水、环北部湾经济区，正成为西部地区三大增长极。尽管中国经济现代化之路上仍要以东部作为领头羊，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轮驱动”，共同发力，支撑经济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显。 当今中国的区域版图上，自南向北，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陆续推延；自东向西，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再加上振兴东北，构架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完整骨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投资开发的基本条件，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确定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为投资的区域布局指明了方向。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中国企业的成长，企业自筹资金在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在国内投资中举足轻重，而且正在从国内走向全球。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余家境内投资主体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分布在172个国家(地区)，总额达906.3亿美元。当前和未来5-10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在此过程中，企业对外投资具有国家战略意义。 投资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鉴于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密切关联，可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的波动态势，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稳定性的增强。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3年起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到现在，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10次周期波动。在前9个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一两年。而2000年到2008年上半年的上升阶段持续了8年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呈现出峰位降低、谷位上升、波幅缩小的新态势。在1996-2005年的近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率较为平稳地保持在7.6％一10.1％之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见图，表4）这与投资增长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 前瞻——如何均衡投资 与消费的关系 如果将我国60年的历程按经济体制分为改革前后两个不同阶段，固定资产投资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在前30年主要为了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工业化；后30年则是在前30年的基础上，为了实现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两个不同阶段，随着体制的变化，资金来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前30年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后30年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等多种来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明显缩小，2007年仅占3.9%（见表1）。由于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比重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投资直接受到高储蓄的支撑。20世纪90年代，我国总储蓄率(其中居民储蓄占一半以上)稳定在40％左右，2003年高达47％，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同期我国的投资率也大体如此。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均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使投资均衡稳定、可持续发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首先，在快速工业化阶段，投资率主要取决于第二产业的比重。据世界银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在工业化初期平均为15％，中期为20％，末期则为23％。亚洲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加速期，第二产业比重和投资率一直远远超出世界平均水平。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先后出现过投资率10年平均为35％以上或40％左右，其中新加坡达到43％以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率都曾连续数年高于40％。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明显提高，主要是由于工业和为之服务的基础设施行业投资快速增长：1999—2003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的比重由58％上升为64％，在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总额中，工业投资比重从37．6％递增到44．1％，交通运输与邮电通信业投资比重大体保持在25％以上。在基本实现工业化之前，高投资率可能将一直维持。 其次，城市化加速期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拉高投资率的作用明显加大。现阶段，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城市和基础设施的扩张。近10年来，全社会投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一直高于第二产业，2003年高出20个百分点以上，2001年甚至高出40个百分点还多（2006、2007见表2）。城市化进程既是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又对后者产生推动作用。以往我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现在两者都在加速，必然强劲拉高投资率。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进入后期，即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知识的贡献来提高增加值，投资需求较低的现代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投资率将会逐步降低。 第三，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消长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相对平稳，明显区别于计划经济时期两者比例的严重失衡。尽管我国公布的消费率已经包含住房折旧，与国际统计口径基本可比。但由于农村住房和未上市公房尚未形成市场价格，难以准确计算现价折旧，因此估算住房折旧时资料并不完整，可能对消费率造成一定低估。在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所占比重很小，2006年仅为3.1%。而在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中，住房支出经常占到14%左右。扩大居民住房需求，增加居民住房支出，是提高我国消费率的一个长期的、重要的途径。而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大量增加住房建筑投资。在居民住房需求扩大之后，以及在统计上合理提高住房年度折旧率之后，消费率会提高起来的。 第四，目前我国政府投资率上升明显快于非政府投资率；而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2000年居民消费率世界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69％，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6％，我国仅为48％。调整投资结构、抵制过剩产能、提高居民消费率，仍是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的任务与方向。 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规律，为了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需灵活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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