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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超是河南一个普通的农民。2004年夏天，他与许多希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一样，来到郑州的一家工厂上班。由于从事了多种有害工种，在工作了三年多以后，他病倒了，随后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而他为之打工的企业拒绝提供相关工作资料，他更未获得治疗费用。张海超在多次投诉后终于被批准鉴定，然而，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做出“肺结核”的诊断。 为维权求医，两年来张海超已债台高筑，花费近9万元。为了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毅然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的劝阻，铁了心要“开胸验肺”。 关于这件事，我看了不少报道，也在网上看了视频。老实的张海超已经成家，妻子为筹钱治病，将3岁的女儿扔给年迈多病的公婆，独自在外面打工。他家之穷困，只有“凄凉”二字可以形容。尘肺病是比较难治的，据张海超说，和他一同上班的工友已有人相继死去。且不知他的维权能得到多少经济上的补偿，单说治疗，若张海超不能被“诊断”为尘肺病，医生就不能按尘肺病开处方。即使他四处举债能筹得到钱，也只能得到治疗肺结核的药物。这或许也是张海超不顾一切要去医院“开胸验肺”的动因之一。 果然，胸部一打开，医生就发现肺上的大量粉尘肉眼可见。结论当然是“尘肺病”。然而，由于无权进行职业病鉴定，郑大一附院的诊断只能作为参考，最后的“判决”只能由郑州职防所做出。也就是说，张海超的维权行动还远未结束。 与此同时，我还读到了另一则报道，讲的是两年前黑龙江女子代义离奇死亡后，被法医鉴定为“药物中毒”。家人不服，认为另有死因，要求复检，结论仍然如前。家人再告并联系好了复检单位，然而，在清点死者器官时，却发现鉴定器官中至关重要的胃不见了。在三次解剖两个鉴定报告均认定死者为药物中毒后，代义的姐姐如张海超一般，做出一个在常人看来极其疯狂的行为。她先是喝下大量白酒，然后当着警方的面喝下超过妹妹“致死”一倍多的同样“有毒药物”，冒死证明妹妹并非死于“药物中毒”而有他因，她在三天后出院。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行动，代义的家属至今没有得到他们渴望的公正。 据说代义的姐姐当众喝下有毒药物后，用咬住钳子、拔掉针头等决绝的举动拒绝了医生为其“洗胃”、“激光排毒”等种种抢救措施。我想，医生们之所以不再坚持，大概也是因为代义姐姐的一个理由：“如此一来，人家会说是医院给治好的，药就白吃了。”这真是令人慨叹的报道。我无法形容这样的“故事”带给人的冲击。 上世纪80年代，我因为写了《新星》，更因为《新星》电视剧的热播，剧中的李向南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善良百姓也由此以为作者可以手眼通天。那时我住在山西榆次的砖窑洞里，常常早上一打开门，就见门口蹲着三两个满脸苦重的人。我把他们让到家里，听他们讲自己的冤屈。他们希望经由我的“渠道”，找到李向南那样的好官，使他们得以平冤。我有时确曾帮忙写写状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劝他们不打官司，只要还有别的活路，就赶快回家过自己的日子。因为我深知，上访的路隔山隔海难以翻越，与其倾家荡产颠沛流离，不如赶快翻过这一页。 写下这篇文字时，获悉张海超已得到职业病防治所的“尘肺病”诊断。在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卫生部乃至更高层已做出决策，将在全国范围内对职业病进行普查。在欣慰的同时，我也怀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态。张海超的尘肺已到三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他的康复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张海超用一种有悖常理的疯狂举动，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还有千千万万的张海超需要关怀，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他们的处境，也期待代义之死能得到公正的鉴定，使死者得以告慰，使生者安心。 一个开明的社会，再不要出现“开胸验肺”和“以身试药”的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