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连续三届政协委员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钟南山来说，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高调问政”的姿态和直言敢谏的风格。钟南山一直记得中学时代一位老师曾对他说过：“人不应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人如果没有理想，会将身边的事看得很大，耿耿于怀；但如果有理想，身边即使有不愉快的事，与自己的抱负比也会变得很小。” “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钟南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可以用“忙”来概括，在科研、会议、社会活动之余还要保证正常的一线医疗工作，只能在去广州白云机场的路上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而摄影时间则被定在3天后。 摄影记者曾经担心，如此忙碌的院士是否能记得3天后的约定。给钟南山开车近10年的司机笑了：“你放心，钟院士要么不答应你，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的。”一诺千金，这就是钟南山。 2003年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因为2月15日正是“非典”高潮期，为“非典”忙得不可开交的第十届政协委员钟南山没能参加。时至今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他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并不是每次都能参加会议，所以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委员。”紧接着，他补充了一句，“不过，在我看来，政治不是空的，能真正反映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是讲政治，做好本职工作也是讲政治。政协委员大多是各阶层的行业精英，他能把这个领域里的本职工作做好，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 2004年，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幕那天，当钟南山一出现在广场上，瞬间就被数百名记者包围得寸步难移，连外国记者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记者堆里抓拍，还有人被挤得从摄影架上摔下来。会中，每天都有记者千方百计到驻地寻找钟南山，以至于大会新闻组特意为钟南山安排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此前的“两会”，一经出现即震动全场的，基本都是吴敬琏、林毅夫、厉以宁等知名经济专家，或者是刘永好等企业家。对此，钟南山很冷静地说：“记者们对我的关注，反映的是百姓对‘非典’、禽流感等问题的关注。” 钟南山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医的。他的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儿科专家。钟世藩是个孤儿，9岁那年被人带到大上海，给一户人家做仆人。寄人篱下的生活，使钟世藩学习非常刻苦。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后，钟世藩继续留学美国。钟南山年幼时，钟世藩为了进行脑炎病毒的研究买来小白鼠做试验，由此开始了钟南山的医学启蒙。“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中山大学，三楼全都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观察。所以我们全家都是老鼠味。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有人问：‘钟世藩家在什么地方？’有人就会说：‘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们家。’我从小在医院里耳闻目睹父亲对待病人的态度，晚上也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家里看病，孩子经过治疗恢复后，家长非常高兴，那时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医学之外，钟南山也喜爱体育。上中学时就在广州市运动会获得过名次，1958年在北京医学院读大学三年级时，又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第一届全运会400米栏的全国纪录，并夺得男子十项全能亚军。他曾经有过两次机会做一名专业运动员。“一次是1955年3月，那时候上高三，代表广东省参加上海全运会，400米跑了全国第三。当时国家队让我去北京集训，我觉得个子不高，身体素质不算太好，很犹豫。”钟南山说，因为家里绝不同意自己搞体育，就补课考大学去了。 但是钟南山从体育中学到了“不服输”的精神。“体育的一个信念就是力争上游，在任何时候都要比别人更好！在友好的竞争里，不是我要把别人压下去，而是我要比他更好，只有在这种精神中这个世界才能够进步。” 父亲钟世藩是影响钟南山一生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夕，钟世藩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这是广东最大的医院。1948年，在广州解放前最后一段时间，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两个专员常常光临钟家。“他们来找我父亲，一个原因他是专家，第二个原因他手里掌握着中央医院的钱，他们希望他把钱也带走。我父亲特别痛恨当时政府的腐败，他当时对共产党也不大了解，但总觉得这些钱应该留在大陆，他应该在大陆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钟世藩将这笔钱全部上交，金额有13万美元之多。30年后母亲廖月琴一次无意中提起，钟南山才知道此事。 钟南山一家最终选择留在广州，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钟世藩由于留学经历，被勒令退休在家，作为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的廖月琴则因为不堪红卫兵和大字报的羞辱自杀。母亲自杀这件事对钟南山一家打击非常大，极“左”思潮下，知识分子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钟世藩被开除出党。后来拨乱反正要恢复他党籍，因为看到党内依然存在的极“左”思潮，他坚决不同意恢复党籍。 虽然政治上历经磨难，但当看到很多基层医院很难用上先进仪器，只能靠简单的症状体征来进行诊断时，钟世藩靠着几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写下了50多万字、凝聚了他40多年从医经验的《儿科诊断鉴别》。 在这种学术家庭熏陶下，钟南山身上自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钟南山说：“我觉得知识分子有一条底线，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怎么样，那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是怎么样。”在这种背景下再谈“非典”时“语惊四座”的一幕，钟南山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我记得第一天把我们叫去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当时差不多有七八个记者，各国都在问现在病情的控制情况。我当时没有表态。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问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说现在已经控制得很好，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就说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像我们这样搞专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事实。” 那之后，钟南山开始感受到一些压力，但他并不后悔：“我觉得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来没有过要调整自己的想法。真话不一定都对，但一定要讲真话。我想，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先让别人接受，再讲出你的观点” 2001年在广州医学院校庆晚会上，时任院长、65岁的钟南山头戴小方帽，身穿维吾尔族盛装踢踏起舞，成为整场演出的重头戏。而就在30年前，他连当医生的资格都遭到否定。 1960年，钟南山从北京医学院毕业，由于父母的身份，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从1960到1970的10年间，他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再后来到农村，当过工人、校报编辑，还干了一年多的文艺宣传。1971年，35岁的钟南山离开北京医学院，调回广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即当时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最初钟南山很想当胸外科医生，但是老医生却说：“钟南山已经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结果他被安排到了急诊室。因毕业后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误了事。这件事发生后，领导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要把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一位同事对调，恰好那位医生叫郭南山，病房以“此南山非彼南山”拒绝了。 “从那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时半年内我轻了4公斤，但是我写了4本笔记，每一个病例都很长很长，经过这半年后我进步很快。急诊室大多都是一样的病人，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脑血管之类，这些主要病症掌握后，就能够应付自如了。” 1979年，钟南山抱着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愿望，通过了国家外派学者资格考试，获得赴英国为期两年的进修机会。当时国家刚改革开放，为了节省经费，钟南山和同伴是坐火车去的，出发那天，正好是他43岁生日。 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钟南山就收到了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一封非常不友好的信。“他在信中写道：你要注意一点，根据英国的法律，你们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8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这给钟南山出了个难题，当时中国教育部给外派的学者提出来的要求是学习两年。 在被歧视的环境下，钟南山开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课题。这时，他发现跟戒烟有关的项目很符合自己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方向。他的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也曾用公式进行过推导，但钟南山对结果有怀疑，便决定自己做试验来验证这个公式。为了做这个试验，钟南山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让护士一次次地抽他的血检测。“一氧化碳就是煤气，吸入时要逐渐把浓度增高，吸入到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就觉得头晕。当时护士问我，够了吧，行了吧？因为以前我估计这个曲线恐怕要到18%才能够做得比较完整，我说继续吸入。后来吸到22%，我想可以了，就让护士停了。”在两三个星期里，共抽了800多毫升血，吸入一氧化碳多的时候，相当于一小时抽60多支香烟。“这时候我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很累的时候，就把弗兰里的信拿出来看，看看他说‘超过8个月，对你不合适对我也不合适’，我一看就精神了。”3个月后，钟南山把这个曲线做得很漂亮。 “有一次弗兰里快下班了，无意间到实验室来了一下。我跟他说，做了一些试验请他看看。他看了后，我对他说，你原来那个数学计算方式有的对，有的不对。他说，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根据这个试验，我做出来的试验结果曲线是这个样子，你计算的曲线有一部分跟我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我又说了为什么不一样。弗兰里听完，一把抱住我说，你这个试验太好了，我要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去发表。”钟南山说，从那以后，弗兰里就给他很好的条件了。“他也问过我以后的打算，我说，你不是说8个月吗？他说，不要紧，你爱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那一天，钟南山说他非常高兴，在爱丁堡的城堡坐到很晚…… “不畏惧权威，讲事实，重证据”是钟南山的原则，即使现在成为呼吸系统疾病研究方面的权威，他也一直在自己的科研团队里倡导这种精神。 “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 在广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每周四下午是钟南山出专家门诊的日子，这也是钟南山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到这一天，呼研所一楼的门诊室就人群拥挤，候诊区排满了，走廊也排满了，一直到外面的过道也站着等候的病人。护士手里保存着两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预约钟南山的病人姓名和联系方式。按照人数估算，预约的病人已经排到了第三年。“排到第三年说实话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时候病人要么好了，要么死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及时的治疗。可能是因为‘非典’的原因，知道我的人多一点。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病人看病，就是找大夫。除了从大夫那里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外，很重要的是从大夫那里得到对病人的认可、尊重和同情。也就是说，你跟病人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如果病人很信任你，有些药的作用就会大一点。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多培养些关心病人的大夫。” 专家门诊开诊时间是下午14点半，但钟南山每次都要提前半小时来到诊室，做门诊前的最后准备。一切就绪后，钟南山长达7个多小时的专家门诊就开始了。从14点一直到22点，中间一直是川流不息的病人。为了提高看病效率，诊室里的三张桌子全部派上用场，每看完一个病人，他就迅速换到另一个已经有病人等着的桌子前。妻子李少芬知道钟南山的这一习惯，每到这一天的晚上21点，她总会提着保温瓶，亲自到呼研所给钟南山送饭。当钟南山送走最后一位病人的时候，李少芬赶紧将晚饭送到钟南山面前，她担心钟南山一会儿又因为忙起别的事情而忘记吃晚饭。2005年5月，钟南山出任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从此，他比以前更忙了，开会和门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对于他来说，门诊是绝不能耽误的。“归根结底，我就是个医生。”那么多社会角色中，钟南山认为“医生”才是自己的根本。
“非典”之后，钟南山说自己有两个变化，一个是更忙了，另一个是讲话更谨慎了。“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以前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是那些我认为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 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总是尽量回信或者把信转到相应的科室。从连续三届政协委员到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于钟南山来说，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高调问政”的姿态。从2006年以来，钟南山每年至少准备3到4个提案，涉及面很广。“有关于农民工的，有关于提高教师、医务人员待遇的，也有谈贪污腐败的。比如今年我做了个统计调查，南方广东地区75%的大案都是党内一级干部造成的，这其中就牵涉到一个政府部门党内如何监督的问题。一般来说，监督有三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纪检监察部门，舆论监督。我记得党章第42条是，对同级党委干部有意见的须得到同级党委同意才能提出，这容易使同级干部无法监督。不过，我的提案更多地集中在医疗、卫生方面。”他告诉本刊记者。 2004年，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开幕前夕，钟南山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表示忧虑，对医院既要治病救人又要盈利的矛盾现实提出了疑问。主要谈的是政府不能光注意GDP，不关注民生。2006年因为“一药多名”，在“两会”上一句“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质询药监局，2008年则重点关注医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改方案成功与否，关键是“谁来改”，现在的改革涉及卫生、药监、医疗保障等部门，管理过于分散，必须在卫生体制上进行大调整。他建议国家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建立“大卫生部”。他认为，医疗卫生工作是系统工程，目前，我国防与治分开，医和药分开，医疗服务与保健分开，中医和西医分开，这情况非常不利于医改。“大卫生”最理想的是将4个方面整合，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和医疗保障，在当前来说，可后三者先合起来。钟南山认为，现阶段医改重点应该放在两方面：一是公共卫生体系，疾病的预防和传染病防治等应该是完全公益性的，如果把它变成市场化就会大大削弱预防为主的意义。二是政府要加大投入支持基层社区和乡镇医疗机构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看病需求。 今年1月21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新医改方案，从2009年到2011年，重点抓好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5项改革。初步测算，3年内各级政府为此预计投入8500亿元。对此，曾参加过医改方案讨论的钟南山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将医改分成5个重点没错，但应该分清主次。“社区医疗（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牛鼻子，抓住它，医疗资源公平性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就社区医院的建设、人才培养等提交了议案。同时他还主张，对医务人员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淘汰一部分人，给过关的医生提高待遇。 钟南山说，在担任政协委员之前，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他有基本的了解，但是参政的热情并不高。“最初对政协委员的理解，就是反映群众的想法、呼声，反映政府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什么问题、偏差。作为人大代表，他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一个阶层、一个地区的群众，所以应该多收集资料，了解老百姓都关心的问题。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更好地替政府出谋划策。” 最让钟南山记忆深刻的，是2006年问责药监局从而引发郑筱萸案。“‘非典’期间我接触到很多药物，发现一药多名现象很严重。比如罗红霉素就有34个牌子，价钱从3块多到30多块钱的都有。我搜集了很多资料做成幻灯，在‘两会’上提出来。当时我正好和郑筱萸一个组，当时我就直接向他提问，一年批1万多新药，怎么批的？”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在钟南山看来，这次事件成为查处郑筱萸的导火索。 今年3月1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上，钟南山直言：“我们开会，前面8分钟是在歌功颂德，对报告歌功颂德，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的没有时间了。”他认为，“人大”对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励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利和畅所欲言方面还有待改进。此言一出，赢得了小组讨论会上组员们的热烈掌声。现在重提旧事，钟南山依然坚持：“政府搞人大会议并不是来吵架的，需要肯定正面的东西，但假如大家都这么做，那就不需要开人大会了。特别是中央领导会到各单位基层参加分组讨论，这时候更应该反映这个单位在贯彻执行政策时遇到的问题，帮助政府提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