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历史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历史总是在一个轮回接着一个轮回中前进。而大轮回中又套着一个个小轮回。
最近看《卢作孚传》,深为这样一位身处民国乱世时期的企业家排除艰难万险,孜孜以求“实业救国”,从无到有,创办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之一民生公司的生平事迹所感佩。同时又对其最后选择自杀身亡的人生结局不胜唏嘘。1950年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从香港秘密回到北京,带回18艘轮船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却在两年之后,不堪政治运动的压力和对其人格的侮辱,自杀身亡。新华社的内参报道中以“畏罪自杀”对此作结。一代企业家中的杰出人物就带着这样的政治定性离开了人世。 某种意义上,卢作孚的离世也标志着企业家作为一个刚刚崛起不久的阶层在中国的迅速消失。因为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私营资本家遭到了全面清算。私有经济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遭到了彻底摧毁,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才又放开了私有经济的发展。虽然这只是一个20年的小轮回,但是,断裂了的商业基因的接续、企业家阶层的培育却经历了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更不用说商业伦理道德的再建设。时下,人们常常感叹中国缺少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虽然历史不能假设,我还是忍不住想,如果历史走的不是曾经的轨道,那些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也许早已经在世界级的舞台上登台亮相了吧。 而卢作孚的悲剧还在于,他是第一个提出公私合营的企业主,在全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提上日程之前,他就把公司交给了国家。他也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遭遇不幸的企业家。我想,在他吞下大把安眠药的那一刻,他对公私合营的美好前景的梦想应该已经幻灭了。 读《卢作孚传》,乃至看近代中国的商业史,你会发现,一个人的人生际遇很多时候是和其背后始终若隐若现的一条线索相联系的。这条线索贯穿了中国商业史的始终。这就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博弈。或者说,近代中国的商业史,就是国有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博弈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两种资本势力此消彼长,轮回不止。 就说10年前,国有体制还是僵化、没有活力的代名词,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国退民进”是那时的主旋律。大批国企员工纷纷跳槽,加入体制更加灵活的民营企业。10年后的今天,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在年轻人中重新焕发魅力,成为求职应聘首选,其受欢迎程度连跨国公司都比不上。想想也是,中石油大手笔购进千套房子分给员工的壮举,在跨国公司是怎么也享受不着的福利。许多人感慨,10年后一回头,发现还是在体制内好,1998年说是取消福利分房,实际上后来该分到房子的都分到了;以前说是国企的待遇差,现在发现钱一点也不少拿,还稳定;该当处长局长的也都当上了。而体制外的却不稳定感日强。这种感慨的背后反映的实际是国有垄断企业势力日涨、国进民退加剧、国有化回潮的表现。也反映出改革日渐艰难、行进缓慢乃至后退的现实。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其新书《金融的逻辑》中指出,自由、民主、法治跟财富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配置结构有着很微妙的相互关系。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任何强化国富民穷的举措,都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因此,他主张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政府不能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控制。现在中国这股国有化回潮的势头究竟会如何发展令人关注,毫无疑问它将影响中国未来的改革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