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版新长篇争议更甚《兄弟》，从这八年经历重新审视余华 53岁的作家余华在这个6月注定要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个6月，余华的新长篇小说《第七天》出版，全书13万字，以一个死者的视角，讲述了其死后七日的见闻，欲借此表现当下现实的残酷与荒诞。 《第七天》在首日内即达到70万册的预订量。然而，与《兄弟》类似的是，伴随着庞大的销量数字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和批评。 2006年《兄弟》下册出版后，余华曾自称遭受的批评是前所未有的，是“最猛烈的嘲讽”。如果说当年《兄弟》得到的评价是褒贬不一，那么《第七天》则遭遇了更大的批评。 盛名之下，期望值自然极高，因此带来的失望之声也为之放大。“这种文笔，这种叙事方式，我宁可相信作者是韩寒。读到后半部才从小细节上找回点余华的感觉。”有余华多年的读者在看完小说后这样吐槽。2006年对《兄弟》的攻击似乎使余华变得坚强。这一次，除了在微博上与网友分享NBA的观后感，他选择的是沉默。 这八年，与体制若即若离 2005年，余华45岁，他出版了日后狂销百万余册的《兄弟》。更为重要的是，余华在这一年结束了自己长达20多年的自由作家生活—他加入杭州市文联成为一位专业作家，得到了一个可以领工资的地方。 具体负责引进余华工作事宜的是杭州市文联创研室主任王连生，王1988年考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和余华是同学。 对余华而言，回杭州之前，哪怕成名已久，作为一个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自由作家，安全感仍然偏弱。文学评论家夏烈向时代周报透露，余华提出的要求是不在文联担任任何职务，他也获得了杭州市政府在西溪湿地提供的一套能居住50年的别墅。由此，余华可以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居住。 “余华从来没有高调地承认，也没有伸手要东西，这有他的天性，他不想纠缠于体制内的繁文缛节。他的这种选择性放弃是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做准备。”夏烈分析。 之后的2007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余华研究中心”，属院级研究中心，余华任学校特聘教授。2010年10月，该研究中心被列为浙师大校级研究中心。 这是余华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的一个信号。此前，国内以当代作家名义为研究机构的并不多，公开材料显示，此前仅有中国海洋大学的王蒙文学研究所、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研究所以及贾平凹在西北大学的文学研究所。 “外界有很多误传，说余华给自己搞了个研究中心，这是有意抹黑余华，他是浙师大的特聘教授，而不是余华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按余华的性格，他不会出来解释这些。”浙师大余华研究中心的前主任王侃告诉时代周报，王现在担任着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的职务。 在被聘为特聘教授后，余华曾表示，自由散漫了20多年，一旦受聘教授突然觉得责任重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余华每学期都会去金华，给本科生、研究生做讲座，与一些青年做研究上的交流。此后，浙师大的一位博士担任了余华的助手，帮其翻译一些跟国外交流的英文信。 一直以来，余华与体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浙江文化界一位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2008年，浙江省作协换届时，余华曾有机会被提名为省作协主席，不过他自己表达了拒绝。 “以余华的名望，如果想加官晋爵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他爱好自由的天性，保证了他的独立性。余华可能没有莫言身上从农民开始起家写作的心态，他有市井社会的一面，他更多的冲动来自于江湖，江湖是自由和侠义的一面，决定了一个作家选择的道路。”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称。 2012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国内老中青三代100位有影响力的文艺家抄写了这个讲话，余华没有出现在抄写名单中。“这事特别能看出余华的独立性。事实上，作协给他打过若干次电话，但是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对这一点是警惕的姿态。”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特别补充了此事。 “浮华的中国，沉稳的作家” 进入新世纪以来，余华的主要作品开始以不同的版本进入国际市场，国际性的奖项也接踵而来，他开始周游世界，去欧洲签名售书、美国的大学做讲演、去韩国作访问，参加不同国家的文学节。 自《兄弟》出版以后，余华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他的不少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奔波。以2009年为例，是年3月，《兄弟》的英文版在美国问世，4月，该书在英国上市。在此期间，余华的身影出现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大学作演讲。8月，他与铁凝去圣彼得堡参加了莫斯科书展，9月与莫言到瑞士参加日内瓦读书节，随后又去了瑞典和芬兰。 区别于一些南方作家身上的温润特征，余华的个性中有一些北方气概，“他父亲是山东人，所以性格里有一些山东味道，好动，喜欢满世界跑，他是需要在不断奔跑中提炼思想的人。”王侃说。 2011年，余华的行程同样繁忙。1月，他参加开罗书展，2月，参加台北书展，3月是巴黎的法国图书沙龙，6月则到了美国。这年4月，余华与韩美林、刘恒等人一起被聘请为杭州市文联的名誉主席。
“中国一线作家，在被国内市场认可后，开始追求国际地位。他们的作品可以相对不在乎国内读者的反馈，更照顾国际读者，这个策略可以理解。”夏烈说。 除了在世界各地演讲之外，余华为人注目的是开始在网络中对时事发表看法。2011年1月，余华在海外出版了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这十个词汇包括山寨、草根、忽悠、差距、革命等，直指当下。 除了在世界各地奔波之外，近些年来，余华开始给《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撰写专栏文章，文章通常以他自己的经历开篇，以一个流行的段子结尾，文章内容则涉及海关征税、审查制度等各种话题。在其中的一篇访谈中，《纽约时报》称其为“浮躁中国的沉稳作家”。 在一些人看来，余华近年来已经明显地公共知识分子化。“国际化、公共化是一线作家的特征，在公共化过程中，可以参与对时代前沿话题的讨论，这能够呈现作家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方式。”夏烈说。 不过，近年来“公知”在国内发生了语义变化，逐渐蜕变为一个褒贬不一的词，对公共知识分子产生了污名化。“我觉得余华是公共化，而非知识分子化，余华特别不喜欢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不喜欢知识分子这样的标签贴在他身上。”王侃说。 余华学会了赚钱 政治一直以来都是余华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他最知名的作品《活着》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残忍故事。 在《兄弟》出版后，余华曾不止一次地说，新浪的社会新闻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创作题材。 2012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余华遇见了新经典文化的老总陈明俊和编辑周丽华，透露自己已有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但感觉不甚满意，暂时不太想出版。但他说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和雏形都已完成，题目就叫做“第七天”，他甚至对于作品的封面也有一定的想法。对于书的具体内容，周丽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自己也并不是太了解，只是知道作品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性，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两人一致认为“余华”二字是质量的保证，于是，新经典几乎是在未有同行参与竞争的情况下顺利签下了《第七天》。 在《第七天》出版前，出版商为了吊足读者胃口，在腰封打上了“比《活着》更绝望，比《兄弟》更荒诞”的字样。这种市场主导的宣传带来的另一种发酵是，读者在阅读完后发现与心理预期相距颇远。因此，这本新著遭到了多方面的指责。 “起初几页翻下来，差点真以为是中国版《百年孤独》，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新闻杂烩。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有读者如是评价。 从《兄弟》开始，余华开始考虑为大众读者写作，在一些批评人士看来，余华懂得了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并学会了赚钱。 “余华试图兼顾国外读者和国内大众读者。从国内读者来讲，余华的小说无论被批还是被赞，本身的销售量是不容置疑的，征服市场这是王道，唯一受损的或许是评论界，仍然会像《兄弟》一样失分。”文学评论家夏烈分析，“从策略上来讲，余华可能追求的，是读者数量的最大化。此外，保住国外的好评如潮。再次，看淡国内评论界的贬多于褒。” “《第七天》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 与现实的无距离感带来的一个问题或许是，身处在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和书写当下现实？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是一个难题，“挑战现实，基本都是失败的”。 “社会的发展、人物的内心可能是复杂的，我觉得余华对现实的描述，过于简单了，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也有些单薄。很多作家，远离现实，被人诟病。所以，我也有一种疑问，文学是否要靠现实这么近？”陈晓明说。 夏烈则认为，《第七天》保留了部分余华当年先锋写作的味道，不足之处在于，他试图处理当下题材，但与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还有距离，小说本身的容量有限，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人物形象有些单薄，最后倒向了抒情，有一点泄了气的感觉。” “文学并不是直接进入新闻热点把它记下来，它最大的目的是进入人物形象，很多素材的堆砌不能稀释或者处理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许有读者会疑问，文学没有提供独特的价值。我们失去了对当代题材的处理能力，这里有一个是能力原因，这批作家消化现实的能力不像19世纪的那批国外作家那么果敢。”夏烈说。 面对对余华的众多质疑，王侃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何谓江郎才尽？余华还需用新作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吗？鲁迅写《药》时，有人批评过他使用了斩杀秋瑾的社会新闻吗？奥威尔写《1984》时，有人苛求过他的文学性吗？我们怎能要求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要与现实拉开距离？” 《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在微博上不遗余力地挺余华，“在帕慕克、奈保尔、库切、村上的作品中，流动着一种幻想性元素。这几乎是除思想性外后现代的一种价值观。《第七天》的幻想性元素通过巧妙的结构来实现。七天貌似与圣经有关，实质暗合本土民俗的游魂头七概念。此结构是开放性的，引入杨飞的前妻、养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称精妙绝伦！”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除了个别作家外，以余华为代表的这代作家，目前都陷入了创作衰退，“整体上，这代作家不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我不是很乐观，当然他们这代人还在坚持写作，也已经取得不错的成就，这本身值得肯定，但必须承认，现在的创作衰退了。” “一方面，网络传播的迅速对整个文化创作者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特殊的是，作家反映现实，需要与具体的事例相关联，不能靠猎奇、靠讨巧来获得，需要构思、文学技巧和对整个时代的理解。文学的境界取决于作家理解社会的深度。现实批判的、非虚构的写作中，的确包含着作家的良知和勇气，以及他们的社会关怀，因此有很好的传播效果。但它也搅乱了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界限，使得读者以为这就是文学。”张闳说。 冒险寻找大众读者 作为一个优秀作家，余华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在同时代作家中，余华是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 某种程度而言，余华享受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光环，他在市场的号召力，已可比之于张艺谋、陈凯歌在中国电影圈的位置。 在《兄弟》出版后，他被读者和媒体折腾得够戗，读者如此爱他，问的问题甚至古怪，他们牵挂余华未来的写作计划。某种程度而言，这也给余华带来困扰，他需要突破，就像他的朋友说的，“他需要写一些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 在2010年的一次谈话中，余华将自己的写作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自由的写作。第二个阶段是写下了《活着》，让我突破了故步自封。《兄弟》是我的第三个阶段，我以前的作品……叙述是很谨慎的，到了《兄弟》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叙述是可以很开放的，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余华从优秀作家向伟大作家的一种尝试和试探，这既是出自于他这些年对历史、社会、中国问题的综合理解得出的结果，也有他自身策略的选择问题。”夏烈分析，“余华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要想成为伟大作家，必须直面当下现实，要对社会的伤疤发言，这点我想作家是明白的，他也试图去呈现这方面。”夏烈说。 “我理解余华是在做一种冒险，他应该清楚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困难，他要找大众作为读者（而非小众）；此外，中国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现实。但，怎么写还是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的批判现实？”夏烈说。 为政治写作，探探底线 三年前，王侃与余华有一次深入的聊天，他们交流过乔治·奥威尔所发出的“你为何写作”的疑问。王侃当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余华，“你究竟为何写作？” 余华回答：“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现在的写作，就是奥威尔所说的，为‘政治’ 写作。” “为政治写作不是排斥文学性、否定文学性、脱离文学性，而是从余华过去的为审美写作进化而来，我觉得余华现在的写作正在经历这个阶段。三年前，余华说‘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我想《第七天》这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诺言，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疼痛。有时候，你会觉得文学性并不是作品最重要的标准。很难说余华没有前瞻性，20年后的读者读到这部小说，也许会觉得这部小说有它的前瞻性。”王侃解释。 曾批评过《兄弟》的评论家谢有顺、李敬泽这次都保持了沉默，谢有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还没有看过《第七天》，无法评价”，李敬泽尽管已经读完这本小说，但他同样拒绝发表看法。 在2005年，李敬泽曾这样评价过余华和《兄弟》，“他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45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恰恰相反，这对读者是有效的祛魅，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他一样会失败，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重新出门远行，获得新的自由。” 而在更早的1991年，批评家赵毅衡便预言，余华“注定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长长的一页”。 是年，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引起评论界广泛的关注。一年后，人们又看到了《活着》，1995年他完成了《许三观卖血记》，这些作品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2013年6月，赵毅衡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尚未读过《第七天》，难以评价。不过他对于《兄弟》的感觉是“用力过猛”。“现在是权力崇拜、金钱崇拜的时代，如果作家不对现实发言，就会变得很沉寂，匆忙发言，似乎又容易忽视艺术性，这里有一种角色错位。” “俄国作家有对现实发言的传统，同时不忘记艺术性，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作家做得还不够。从文学史上讲，中国文学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怀，作为艺术始终给现实以好的注脚。但当代作家缺乏想象力，真正的好作家需要兼顾艺术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的平衡。”赵毅衡说。 “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在虚构作品中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文学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张闳说。 有人士试图这样来理解《第七天》，“我知道余华同时在写其他的小说，这也许是他的试水之作，他是探探底线到底在哪里，看看让文学说话说到什么界限。” 在最新的一条微博中，余华自己这样写：“有人问我，为什么《第七天》里出现一个市长，而不是市委书记？我说原因很简单，当《第七天》成为古典小说时，读者们不知道市委书记是个什么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