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画风幽姿,人永少年



     《读书》杂志的读者每期会在封二看到黄永厚的画。尽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哥黄永玉,黄永厚的画自有独特气象,更写得一手奇文。刘海粟说黄永厚:“文真、字古、画奇。”朱屺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

  黄永厚在北京郊区通州的家颇为简朴,大别于黄永玉同处通州的豪宅“万荷堂”。一进门,但见黄永玉的字:“翻你东西的人肯定是个天才,你要想法赶快把他轰走。”进了客厅,一眼看出黄永玉的画,相似的题材我曾在范用家见过两幅,这一幅的题字为:“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两边有一对联,乃是聂绀弩的诗句:“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黄永玉、黄永厚曾有近20年不相往来,后来兄弟和好,一言难尽。

  黄永厚讲话带点口音,常伴朗朗笑声,言不及义。第一次见面聊到日近黄昏,黄永厚说:“抱歉,中午黄永玉突然来一个电话,要我等会去他那儿参加一个饭局。”正说间,黄永玉派的司机来了。几天后,我应邀到万荷堂参加一个秀,媒体云集,煞是热闹。顿时想起住在不远处的黄永厚,给他一个电话。“你捧完黄永玉的场到我这儿来。”电话里听见黄永厚哈哈大笑,“我请你吃饭,补偿前几天的失礼。”晚上,我们坐在黄永厚家里。黄永厚说,他爱交的多是文化人朋友,极少与画家交往。说到故世的好友牧惠,黄永厚笑道:“牧惠死的时候,有朋友打来电话,怕我伤心,没想到我哈哈大笑。”我接话:“庄子的妻子死的时候,惠子去吊丧,就看见庄子正蹲着鼓盆而歌。”后来黄苗子夫人郁风去世,我和黄永厚通电话,彼此都说:“这是喜丧!”

  黄永厚带我到书房参观,画册不多,书种之杂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画家的书房。黄永厚又带我到对面一间画大画的房子,他与黄永玉为兄弟,与范曾为好友,据说曾有妙句:“我夹在中国两个最会做秀的人当中。”我好奇不见范曾的赠画,但见刘海粟的赠字:“大丈夫不从流俗。”黄永厚笑道:“范曾送画的时候就叫我卖了。”

  在黄埔军校只是画画

  黄永厚1928年生于凤凰,在黄家排行老二。长兄黄永玉12岁离乡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比黄永玉小4岁的黄永厚担起长子的责任,在家做饭,带三个弟弟。黄永玉回忆:“我也寄了一些小书小画册给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大照壁墙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空作业。这到底是鬼使神差还是孔夫子他老人家显灵?当然引来了年纪一大把的本地文人雅士、伯叔婶娘们额手赞美。”

  14岁时,黄永厚因画了一幅抗战宣传画而应召当兵。他回忆:“北洋水师之后,地方政府买了军舰,建立海军,给打垮了,成立江防队,又给打垮了,就跑到湘西去了,变成陆军了。部队原来是水军的,讲英语的。原来在舰上养的一个平(京)剧团每天演出需要人画海报,为什么找到我呢?我在自家墙上画的壁画就是打日本的。我家的隔壁是文庙,部队在那里吃饭,一看那壁画:‘谁画的?’我妈妈就把我牵过来,我那时候很矮。‘你画的?画得真好!’我妈妈听到有人赞美她的儿子,就高兴啊。‘我出个题目你会画吗?’‘你出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是抗日的口号,太容易了:胖子(商人)出钱,农民举枪。他们一看说:‘好!来当兵。’我妈妈就求他们:‘我儿子小,才14岁啊,不够壮丁年龄。’抽壮丁嘛。‘老太太,我们不打仗,请他去画海报。给他两个兵的饷,不是官,不是兵,是宣传队员。’那时候黄永玉走了,家里好几个人要吃饭哪,我就去当兵了,不官不兵的准尉。”

  1944年,诺曼底登陆,报纸上有传真照片,黄永厚根据那些照片,拼出一幅海陆空军大会战。因为没有学过画,胆倒特别大,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石印的画寄了出去,军委政治部张治中下手谕:给这个画画的黄永厚晋升两级。16岁的黄永厚变成中尉了。

  抗战时期,长沙三次大火后兵员奇缺,军校全国九个分校都招生。黄永厚所在的江防总队忽然得到一个去英国接舰的任务,但他那时正在随团到外地作巡回演出。等他到驻地花垣,与他同等年龄的同学都走了,他失去了一次出国留洋的机会,只好奉陪国立八中应届毕业生的朋友投考湖南武岗的军二分校。1945年3月发榜后开始向武岗进发,走到会同县,听说学校已被日寇占领,这些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就在会同泡着。泡到8月,忽然听说抗战胜利了,有的人回了家,有的人去升学,黄永厚原来的部队也走了,家又回不得。又熬一个月,听说全国九个分校合并,黄永厚经过一场复试,去了成都军校本部。本来在武岗分校是19期,可是到了成都,却变成21期了,平白无故晚了两期。学校知道黄永厚会画画,他在军校只是画画,第一年画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还画《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在所有墙上画了一年。第二年全校21期印同学录,让黄永厚去做美编。活干完就毕业了。黄永厚说:“我上黄埔军校算冤枉的。”

  毕业后,黄永厚糊里糊涂也当排长。他又矮又小又嫩,有一个在学校考第一的同学带他去校务处,说:“你看看他那个样子,个子那么小,怎么去当排长,能到前线打仗吗?他会画画,应该留校,换我去战场。”学校说:“留校不留校看成绩。”那同学说:“他会画画。你们看墙上的军事挂图都坏了,多少年都没有人换。”于是签名,盖章,让黄永厚留下来。黄永厚说:“旧社会的同学关系哪,那时候真是死心塌地,解放后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他到前线去了,我留下来。”

  一个月后,黄永厚接到那同学从徐州前线的来信,说腿被打断了,正在机场等飞机把他送到福建后方医院去。后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学校遣散。好多同学到四川军队,黄永厚就跟他们一起去支援成都。半路上,军队起义。共产党给他们讲话:“你们愿意回家就回家,愿意留下就跟我们一起去解放成都。”部队是二野,即刘邓大军。军人们坐在地上,准备遣散,一个人指着黄永厚,他心想:“坏了,我还穿着美国军装。”这人是文工队队长,说:“你穿这官服,跟他们不一样,是个当官的吧,会点什么?”刚好行军床上有一个小提琴盒,黄永厚说:“我会这个。”“嘿!我们渡江的时候,缴获了一个国民党师参谋长的小提琴,一直没有人拉,你会就拉拉看。”

  黄永厚还真学过。拿来一看,G、D、A、E四根弦,黄永厚说:“少一根G弦。”队长说:“别鸡弦狗弦,拉得响不?”黄永厚说:“一根弦也拉得响。”“那就行了,拉来听听。”给了黄永厚一本油印的小本子,有《解放区的天》。黄永厚一看,说:“简谱?”队长说:“不要简谱繁谱,识不识得?”黄永厚拉起了《解放区的天》。队长说:“很好。”黄永厚心想:“坏了,这不是我的主打。”队长问:“还有什么会的?”黄永厚说:“会画画。”“那好,拿张纸。”“画什么呢?”“打倒蒋介石!”黄永厚心想:“好家伙,蒋委员长,蒋中正校长。”只好对不起校长了,想都不想就画个大拳头,打在蒋光头上。队长说:“嗳,画得真像,蒋光头。这个好!想不想参加工作?如果你想回去,我们还给你遣散费。”黄永厚说:“我都当俘虏了,回去还有什么脸。”“嗳,你不能这么讲,向真理投降嘛!”黄永厚说:“向真理投降更妙了。”于是,五星帽子就给黄永厚戴上了,时在1949年12月。

  从此,黄永厚就在二野当解放军,在部队里拉小提琴、画画,多年后有人跟他说:“黄老,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到处都有黄埔军校同学会,很好的。”他说:“行了,共产党的手下败将,丢一次脸还不够吗?”

  在中央美院拼命读书

  1952年3月,黄永厚在广州转业,一心想考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长兄黄永玉从香港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那年9月,黄永厚赶到北京考试,全国统考的时间已经过了。黄永玉把黄永厚的木雕拿给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看,江丰说:“这是谁刻的?好!”黄永玉讲:“是我弟弟。”“那好,明天到雕塑系去上班,当老师。”黄永玉说:“我们都没有好好读过书,就想上美院读书。”“读什么书,教学相长嘛。”黄永厚很想读书。江丰却说:“读书要考,今年统考的时间已经过了。当先生可以,当学生要考试。”黄永玉就把黄永厚带到全国美协见华君武。华君武说:“他想干什么啊?”黄永玉说:“想上美院。江丰说当先生可以,当学生不行。”华君武说:“那是不行,因为江丰以前不经统考收学生,受批评了。这样,我们要搞美术服务部,相当于画家俱乐部,让他当秘书吧。明年让他考。”第二年,黄永厚通过调干班的考试,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班读书,班主任为董希文。

  黄永厚回忆:“说起来好笑,素描、石膏像我没有画过,进去第一堂课画石膏像,也得从头来。我一看:‘今天怎么画老太太?’旁边的同学轻声告诉我说:‘这是伏尔泰。’我是个大老粗,把没长胡子、扎着头发的伏尔泰当成老太太了,大家没有嘲笑,也没有歧视我。后来我就把所有翻译的伏尔泰的书都买了。其中记得伏尔泰一句话:‘美是什么?你去问癞蛤蟆,它会告诉你:母蛤蟆最美。’老伏这句话还真影响我后半辈子。”

  在黄永厚看来,当时中央美院的学风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文化、历史方面的书我是自己读的。董希文懂色彩,我以为很好,人很诚恳,他要对党忠诚,要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创造中国民族特色的油画,这个观念怎么判断?他的《开国大典》先前说很好了,但是后来要按政治形势的变化,改来改去的。所以当时要画画就要靠自己,我在美院是混过来的。那时候请苏联专家办油画训练班,我画了一张《吴作人》漫画像,就是回忆当时学校风气的。”

  当年中央美院的教师宿舍大雅宝胡同住了很多名教授。黄永厚记得和黄永玉同住的有李苦禅、董希文、张仃、李可染。“李苦禅靠近大门,排斥国画嘛。我和家母同时来奔永玉大哥的,六弟稍后来京,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是住校。”

  黄永厚与沈从文是亲戚,但关系不像黄永玉跟沈从文这么密。原因是黄永厚不大喜欢小说,以为那是编的,不太理解。后来沈从文之子虎雏说:“爸爸的小说我没读完。”黄永厚说:“哎呀,吾道不孤了!”

  风浪中自认命好

  195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黄永厚的妻子转业到广州进出口公司工作,黄永厚作为家属也到了广州,当起了个体户,画点画,投点稿。第二年“反右”,投稿也没有地方发表,还不给稿费。那时候办广交会,黄永厚搞点商品包装,收入颇丰。黄永玉有一次到广州来,由黄永厚做东,上街购物。大嫂是作家,于是到拍卖行买钢笔。店家说:“这种名牌钢笔是成对卖的,要买就买一对。”黄永厚就买了一对送大嫂,因此落了个豪客之名。后来听人说“万元户”,黄永玉不以为然:“我家老二,1958、1959年,银行存款就有几万块钱。”有人问黄永厚:“你那时候怎么不买屋?”黄永厚说:“哪里敢买屋,天天批判资本主义哪!”

  1959年底,黄永厚出事了。广东举办建国十周年展览,有个展馆少一个雕塑会标,十天内就要做成。很多雕塑师说得体验生活,至少要一个月,没人接手。有人听说“有一个人,中央美院毕业的,在外面画广告画”,于是找到黄永厚。黄永厚开了一个材料单,当天签字:一个星期交货。等到做完雕塑准备拿到会场去时,几个朋友来找他,要他请客,忽然有人敲门:“我是派出所的。这个雕塑是你做的吗?你知道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吗?”黄永厚说:“不知道。”“五百块!你做了一个星期,比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还高!”黄永厚劝朋友:“你们几个出去一下。”朋友们不出去。黄永厚怕丢人:“我到下面公用电话去,找展览会的主任来跟你讲。不是我要做的,是他们求我做的。我不会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展览会的主任来了,把派出所的人骂了一通:“捣什么乱,陶铸同志叫我们求他的。”“我们接到五六封检举信,讲他牟取暴利。”黄永厚后来想:这样不行,不能在这儿待了。1959年底,他离开广州,到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教建筑美术。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不断的政治风浪中,黄永厚自认命好:“刚刚解放,‘三反五反’、‘审干’,我在部队。部队很认真,也轮不上我。1955年美院也查‘胡风分子’,我没资格,那一场我就过去了。后来的运动都没有赶上。‘反右’应该赶上了吧,但是1956年中央美院毕业,碰到江丰,江丰说:‘你们现在有很多人学习都很懒,不肯花脑子创作。现在放你们出去,有一条路你们可以选择:凭稿费吃饭。’稿费收入超过45块,可以申请自由创作。没饭吃,怎么办?向各地美协去申请借助。我就变成自由创作的人员了。1957年‘反右’,我那时候没有单位,如果有单位,我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用排队挑选也是我了。‘文革’没有办法。我在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是个小系,他们上街游行,第一张毛主席的油画是我画的,组织不让我参加,说:‘你历史太复杂,不能参加。’好,否则清理革命队伍说我是混进去的敌人,岂不更糟糕。‘文化大革命’对我冲击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我跟学生关系很好,他们不想整我。”

  画中有家国之痛

  在合肥工业大学,黄永厚画了很多画。1979年,他想到上海搞一个展览,因为那里有他的同班同学。画展在虹口公园展了一个星期就撤了。最后一天,朱屺瞻等五六十个画家来看,还开了座谈会,有个苏州的花鸟画家说:“这都是中国画?写那么多字。”朱屺瞻说:“这是中国画,好多年没人画了,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我也读过书,但我不是画这种画的。”

  80年代初,黄永厚离开合肥,到北京当自由画家。黄永厚的作品富含文化内涵,渐为世所重,曾为《书屋》、《同舟共进》等多种期刊封二作画。丁聪病后,《读书》杂志封二改由黄永厚绘画。

  黄永厚相信画家一定要多读书。他说,生活逼着我用功。他在画上写字,有大学教授就说:“你读一读。”他说:“我会写,但是我读音不准。因为我不是老师教的,是字典查的。”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画里有文章”,但他怕浪费文章,配上画就热闹一点。

  现代作家中,黄永厚自称是王小波的粉丝。“我以前不知道他,真可惜。王小波去世了,我大哭了一场,虽然我不认识他。”

  每天除了看书,黄永厚也爱读报。“不读报不知道又出了什么怪事。不能在云里雾里活着。碰到大事,不敢表态,什么玩艺儿,冷血!如果讲假话,讲鬼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韦君宜讲:‘我入党的时候,宣誓把一切献给党,没想到这一切里面包括自己的良心。’这是有良心的人作的忏悔,没有良心的人做着一辈子昧心事也不会忏悔,对不对?可见良心并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对某些利益有痛苦取舍的。我喜欢跟读书人交朋友,怕跟不读书的画家打交道。画家见面就是‘今天卖了几张画’?你受得了吗?好像天天都在生意场,真没劲。年轻人有青春可以浪费,老人连青春的本钱都没了。”

  在他看来,画家更要关心社会问题。“画家就不是社会人吗?不闻不问那把砍刀就不会砍到画家脖子上了?要讲读书,《论语》、《庄子》、《史记》都管不到这个份上来,你得另想办法去找书来读,读读报评听听高明如何评价。我的画就像当前的时评,我不做旁观者。要起哄那是不用学习的,最近我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从这本书里照自己的影子。你看看,有几个人逃出‘乌合之众’?尤其像我这样当兵出身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由人支使的料。”

  黄永厚特别喜欢《世说新语》,画过许多关于《世说新语》的题材。“想达到《世说新语》的味道,很难。明清小品,像张岱那种,写得多好。这个社会让人体会不到快乐的生活,体会不到诗意。假如你们写不出像李义山这样的东西,怨不得你们,生活所逼。我们极容易做奴隶,以前做极权政治的奴隶,现在做钱的奴隶。”

 黄永厚:画风幽姿,人永少年
  面对画坛流行“钱多人傻”之象,黄永厚依然保有古风。他说:“这个世界没有谁对不起我。但我一点也不吸引眼球,讲话绝对语不惊人。”而黄永玉在为二弟写的《晨钟暮鼓八十年》中说:“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掉,抚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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