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筚路蓝缕终留南港遗风，两度请辞被迫出走异乡 提及郭廷以这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史所”）的创办人，在大陆这一边显得尤其陌生，不仅远不及胡适、陈寅恪、李济、傅斯年这些学者广为人知，甚至连他学生辈的唐德刚、张玉法、张朋园、王尔敏等都不如。 然而，在华语地区近代史研究中，“中研院”近史所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据公开的资料，该所自1955年创办以来，致力于档案资料整理、图书资源添购、研究人员训练和近代史研究工作，至今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史料丛刊、口述访问记录、名人日记共三百余种，并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口述历史》等著名学术刊物行世。 《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一书是对郭廷以的治学风范的集体回忆。受访者均为早期服务于近史所的两代学者，其中多人还参加了近史所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口述历史”学术工程。正是通过28位门生故旧的追忆，不仅再现了当年郭廷以一手创建近史所的艰辛，更为人们描绘了上世纪50年代迁台的民国学术机构“后来”的故事。 郭廷以带动大批弟子，打造出“中研院”近史所这一史学重镇，创立起清流般的“南港学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史学宗师最终不免陷入知识分子间的内斗，被迫远赴美国，最终客死异乡。同样因为政治原因，其巨著《中国近代史纲》亦曾因为一些内容上的敏感，在台湾一度成为禁书。 近史所的黄金时代 1949年“中研院”迁台时，大部分的研究所都留在大陆，唯独历史语言所和数学所比较完整。1952年冬至1955年夏之间，“中研院”获得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和美国洛氏基金会补助，在台北县南港镇兴建“中研院”的新院址，将史语、数学两所迁到新址，后来又成立经济学研究所，恢复化学、植物学研究所，并在台北市区确定总办事处地址。至此，“中研院”往昔的规模逐渐恢复。 史语所是“中研院”历史最悠久的几个研究所之一，所长为傅斯年，其后为董作宾及李济，加上“史语所老一辈的研究员，几经播迁，仍能专心一志，从事研究，所以成绩斐然”。 而近史所的代表人物有张玉法、张朋园、王尔敏、陈三井、苏云峰、吕实强、李国祁、李恩涵、吕方上、黄克武等一批知名学者。而他们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王尔敏的《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和《淮军志》，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和《清季的立宪团体》，陈三井的《华工与欧战》等至今仍为学界所重。 不仅如此，当时由于近史所拥有许多档案，所以美国的多所大学愿意与近史所合作，并资助其出版档案。“最初郭先生是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远东及苏俄研究所’合作，接着又与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庭任所长的‘东亚研究所’合作，最后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合作。” 一时间，近史所是“山阴道上，学人如织”。周道瞻回忆道：“1962年，我到近史所以后，奉命接待外国学人，送往迎来，我记忆所及的有：卫藤沈吉、光岛督、费正清、韦慕庭、费维恺、吴克、史麟书、孔复礼、毕乃德等不胜枚举。” “如要说近史所的黄金时代，则非那个时期莫属。”相比较于1928年成立且长期院士济济的史语所，1955年才成立的近史所能取得如此成就，绝对离不开创始人兼学术奠基人郭廷以。 郭廷以，字量宇，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舞阳，1926年毕业于南京高师（后改名为东南大学）历史系。去台之前，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其研究深受史学大师柳诒徵影响。
郭廷以的著作通常以传统的年代学为基础，如《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就是逐日记载历史大事的年代工具书。但其又受蒋廷黻影响，史著目的并不在于考据、辨伪、补注和订误，而是弄清近代中国的基本史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中国作通论性质的探讨，研究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其名著《近代中国史纲》便是显例。 据林忠胜访问记录：时任“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很早就有意使用迁台国府旧档，他曾与傅斯年商议过在史语所增加近代史一组，未克实现。因近史所成立之议，在当时史语所引起很大的反对声浪，但朱先生还是独排众议，邀请郭廷以主持。1955年2月1日近史所筹备处正式成立，郭廷以任筹备处主任，后续任首任所长。 一般认为，近代中国有两派主流史学，一派是以傅斯年、顾颉刚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治史学派，强调历史就是史料学，专注于考据、辨伪、订误等事；另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以马列主义和唯物史观为宗，曾以论带史，一度依附政治而成为时代主流。南港学人的史学独立于这两种主流史学之外，注重史料却不流于琐碎，以建立通识为目的，注意西方理论却不标榜迷信，一切论从史出。在当时，这是南港学派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当然，后来史学界不管哪派都重论从史出。 筚路蓝缕的创所史 据王聿均回忆：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刚成立时，没有地方办公，最早是向台湾大学商借图书馆的顶楼办公。即便是到了1955年10月，近史所迁南港新址，他和两位同仁挤在同一间研究室，甚至连参考书都没有地方放置。 最早成为近代史助理员的李国祁也回忆道，“近史所筹备处成立之初，助理员有吕实强、贺凌虚、吕士朋及李国祁本人，一开始他们四人在台大图书馆后面三楼的一个房间办公，隔壁是史语所董作宾先生的助理吴辑华先生的办公室。吴先生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我们则是一群人共用一间。” 近史所草创时期，无论研究人员、研究题目还是资源以及所内一切同开办有关的事务，绝大多数都与郭廷以有关。2006年，王尔敏即在其著作《清季兵工业的兴起》一书再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几位追随量宇师研治中国近代史，起步自编纂史料入手，而再广览群书，做个人之专题研究。而选题亦多由量宇师选定。” 大体说来，郭先生从事筹办、奠定近史所基础的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充实所内图书文献资料，特别是购买国内外图书馆绝版书籍微缩胶卷及美国国会文书，影印未刊行的外交档案；二是注重史料收集和编纂工作，对争取到的“外交部”旧档，由所内同仁陆续进行编目；后来更是与哥大合作开展口述历史工程。如此同时，所内逐渐形成培养研究人才的机制，如不拘出身来历选拔学者、例行学术讨论会、注重专题研究，鼓励同仁撰写专著，轮派同仁出国进修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郭廷以获悉“外交部”从大陆带来数量甚多的外交档案，大部分存放于北投的仓库和汐止的职员宿舍，且汐止天候不佳，冬季经常下雨，容易腐蚀。即充分发挥了一位史家的远见，争取到了所存清季总理衙门与“外交部”清档、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外交档案等原始材料。 王聿均回忆，当时这批档案中包括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以后，乃至民国初期，除1896年6月3日签订的《中俄密约》之外所有对外条约的原件。正是这批珍贵的原始档案为近史所的同仁提供了足够的“养料”，更重要的是郭廷以还借此争取到了当时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及苏俄研究所、哥大东亚研究所及福特基金会的经费支持，对推动近史所研究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 除此之外，郭廷以史识宏远，以口述笔记方式，为民国史搜集资料。其创所之初，便拟订口述历史的大纲细则，首开风气，口述历史后来蔚然成风。 南港学派的形成，也得益于南港学人的刻苦努力。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回忆过，当年从事整理档案、编排资料的繁重研究工作。而且，当时近史所每个月定期召开同人研讨会，各人报告最近研究的问题并激烈讨论，在批评和辩难中共同进步。许多人的专论，就是在这种讨论会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成型。 如郭正昭回忆，当时所里同人干劲十足，到晚上十点多，还有很多研究室灯火通明。编辑整理档案更是非常繁重，要先做提要目录，其后全面抄写，再用老式方法圈点。印刷锌板烧制好后，还要再次校对，进行补圈或改正。 近史所早期的研究人员，多是中学教师或历史系本科生出身，未入研究院深造，但在近史所整理档案、编订史料、参与研讨，所接受的训练不亚于就读欧美大学的研究所，因此苦读出师后，每个人都能交出卓越的研究成果。 “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工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都有很好的专书著作。”多年以后李恩涵就回忆道。 一切学术史都夹杂着斗争史 然而近史所也非学术的净土，这里同样上演着“一切学术史都夹杂着斗争史”的故事。本书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提到了所内及“中研院”内的人事纷争。 首先是所外的纷争，据张朋园受访记录，根源在筹备近史所前后：民国的学术派别一向有南北之分，即有所谓“南高派”和“北大派”。郭廷以出身于后改名为东南大学的南京高师，属于南高派，并不被北大系统的胡适、李济、黎东方等人认可。 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吴相湘、王德昭更直接指责郭廷以和近史所同人“尸位素餐，不做研究”。及至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落实（前后两期共约40万美元）之后，郭先生和院内尤其是史语所同仁产生的分歧更激化了。 据受访诸位先生回忆互相印证，当时姚从吾、李济等人认为这笔钱应该是整个史学界的，向胡适院长提议成立咨询委员会，成员多为台大名流，将近史所获得经费款项提到院一级统筹管理，也即“分一杯羹”。后来郭廷以提出的一些方案都被咨询委员会否决，平添许多阻力。 1961年12月，郭廷以向胡适请辞近史所所长一职也源于此。“以吴相湘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其影响力之大、杀伤力之强是可以想见的。……再加上在史学界具有泰斗地位的姚从吾先生的攻讦和杯葛，以及近史所内部之专任研究员名西洋史教授张贵永先生的默与，郭主任似乎已陷入了四面楚歌，除毅然请辞之外，还有什么良途呢？”吕实强在回忆录中写道。 不过，胡适虽然有清华、北大、美国留学背景的情结，但并不是陷于学派之争的人，对郭廷以的为人和研究，他有一个认识过程。当郭廷以递辞呈之后，病中的胡适在近史所同仁申告之下抱病口述了一份诚恳的信给郭廷以，肯定他的学术和领导近史所的努力，退回了辞职信，劝其回归所内。但此次风波还是埋下了郭廷以远走美国的因子。 至于所内人事纷争，也由福特基金落实之后激化。原来，创所初期，郭廷以找来自己原中央大学的部分老学生（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为代表）在近史所任职，但此“三公”长期做基础研究而无发表机会；后来师大出身的一批青年学人，年富力强，对学术有热情，加之资料充足，学术成果逐渐涌现，深为郭先生所器重，选拔其中突出者离台进修或参与所内管理职务。加之也吸收海归学人和台大才俊进入研究所，这就形成前后两代学者间的冲突。郭廷以不擅处理此类行政，认为须有成果才好给老学生更多机会，自然夹在了两群学生之间。 当时还有所内情况外泄事件，更引来对郭廷以的恶评和质询。郭廷以的学生李毓澍甚至向“立法院”举报，称郭廷以向海外出卖档案。 1967年，黎东方等院外人士因和郭廷以赴海外参加会议未受重视，且嫉妒“福特基金”数额巨大，未能分得一杯羹，据李毓澍提供的资料在杂志上造谣说近史所是共产党通过费正清渗透到台北的据点。 眼见所内事务一片混乱，1969年郭廷以负气再辞职，先后在几所名校申请经费，从事自己的研究。直到1971年12月，他才向近史所申请退休，1975年客死他乡。 其实，对于福特基金会的经费，郭廷以最感压力之处在于使用基金需出研究成果。王萍受访时回忆说，“他们不了解这是要拿出研究成果来的，郭先生有把握所里的研究人员会将它用在做研究上；要是分给其他的人，可能只是随便写写，结果恐怕会在外国人面前丢人。郭先生实乃典型的中式老派读书人，视学术为重器，自然不会糊涂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