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在日本如日中天,听说走进了中国也很红很俏,虽然他的国家甚至连出版社也没有把他推向世界的意思。出道三十年,出版七八十种作品,前两年读者投票,给它们排名次,《仿徨之刃》坐上第十二把椅子。偶然读了,忽然想说说,好在这部小说不是写精心谋划的犯罪,写的是对于罪犯的复仇,说破了读推理小说最值得说的谜底也无妨。 主人公长峰重树曾是射击迷,但小说开篇,他翻看枪的图谱都觉得心底像针扎一样。于是,我们立马能断定,他非拿起那杆已变成室内装饰品的枪不可。果然,女儿绘摩看烟火一去不归,被早起垂钓的人发现了尸体。长峰死了妻,爱女是唯一的骨肉,无价之宝。有她,当父亲的才能忍受任何苦难,才能对今后的人生抱有梦想。一个神秘电话说,犯人是两个未成年的少年,菅野和伴崎。长峰找到伴崎住处,发现了蹂躏女儿的录像,悲愤交加。恰巧这时伴崎回来了,长峰二话不说,操起灶台上的尖刀(日本的菜刀很像中国杀猪刀)杀了他,还割下男根,但懊悔没给他活着割下来。如果说杀死伴崎带有发狂的冲动,那么,追杀菅野就完全是有计划的行动了。 长峰活下去的全部意义,大概是人性所致,从此就是为女儿复仇。他给追捕他的警察写了一封信,申明理由:伴崎未成年,而且,律师若主张他不是有意使绘摩致死,譬如是由于酒精或麻药的影响,正常的判断力受损,那就可能下一个怎么也算不上刑罚的判决。也可以想见,人们完全无视受害者方面的人的心情,主张对于未成年的人要把重新做人放在第一位。倘若在惨案以前,我也可能会同意理想主义者们的这类意见,但现在想法不同了。遭遇这种事,我终于明白“恶”一旦产生,永不消失。哪怕加害者重新做人(如今的我断言不会有这种事,但即使万一有),他们造成的“恶”也留在受害者心中,永远侵蚀心。 复仇者不只是长峰一人,还有出租车司机鲇村,他的女儿被那伙少年奸污而自杀。长峰在追杀中还得到一个女人的同情与帮助,但最后也是这女人摇摆于莫须有爱情与无情法律之间的一声呼喊使他未能及时射出子弹。少年们的动机是奸污,而受害人的死属于意外,甚至是本人的选择。为复仇而追杀罪犯却是个犯罪过程,而且是动机明确的犯罪,为法律所不许。听说乌鸦也记仇复仇,或许报复不只是人的本性,甚而是动物的本能。到底什么叫人性,难以有明确的定义。概念的含糊可能使一个词法力无边。所谓人性,常常显现在破坏纪律、触犯法律的行为之中。警察追捕犯人是工作,是任务,但作为人,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年轻刑警织部也憎恨少年们的罪行,理解受害者亲人的复仇心理。在这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追杀与追捕中,警察便处于两难,甚是彷徨的。

织部的上司久冢感叹:警察这东西是什么呢?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吗?不对吧。只是抓犯法的人罢了。警察并不是保护市民,警察要保护的是法律。为防止法律被损害,拼命地东奔西走。那么,法律就绝对正确吗?如果是绝对正确的,为什么频频修改?法律不完善。为保护不完善的东西,警察干什么都行吗?践踏人的心也行吗?究竟谁能对孩子被杀害的人说,因为是法律规定,你就忍了罢。 听了这一番话,读者也可以断定,一再打电话把菅野的行踪泄露给长峰的正是这久冢,暗中在支持复仇。长峰想,既然是我们生出菅野这样的人渣,就该由我们来善后。善后有各种方法,也有人使用重新做人这个词,但他只能认为用人的力量把社会这个系统造成的怪物变回人是不可能的。长峰紧握着猎枪逼进菅野。虽然他也曾怀疑,当仇人就在面前时,自己能不能手指用力,扣动扳机,但织部在他背后开了枪,为保护罪犯。 东野圭吾在《自作解说》中写道:“复仇是违法的,但世上有让人想认可它的案件。警察要逮捕想复仇的人,但他们的真心怎样呢?这种念头就是写这个作品的契机。题材是少年法,但不止于此,觉得今天的法律很多都像是在保护罪犯。”推理小说家好在小说中给读者出法律题、道德题,读者也就不能不沉思,给予法律或道德的答案。 当鲜血染红了长峰的后背,我不由地希望,像好莱坞电影那样,他的子弹也飞向仇人,人性与法律两立,皆大欢喜。想像力如此之俗,当不了小说家是无疑的了。那么,中国作家会怎么写呢?想起了一个电视连续剧,因为没耐性陪着它连续,看得断断续续,大约内容是有个叫顺溜的,为完成狙击任务,眼看着姐姐被鬼子强奸,又连同姐夫一起被杀害。他一心要报仇,但纪律高于一切,任务压倒一切。最终找到了仇敌,日本却就地投降,于是他顺溜大义,家仇混在国恨中一起化解了。 两难的问题,我们解决起来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