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快将成强弩之末。据报道，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已达1.6亿，占总人口12%；而且工作年龄人群所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在2010年后出现一个从高位下降的拐点。老龄化社会不仅对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险体系构成巨大的挑战，也将普遍影响家庭储蓄率、消费信心以及现今中国拉动内需来提振经济的国家政策。
灵活的雇佣政策、分期退休制度以及对终身学习的提倡，将对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老年人的福利保障乃至一个国家经济体的竞争力等产生积极的作用。这些也是不少发达国家正在实施的政策方向。 在英国，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刚刚超过16岁以下孩童的数量；因此政府决定提前一年于2010年修订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法案》：不再强迫65岁退休，同时还将废止其他在资本、物品和服务供给等领域的年龄歧视行为。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英国政府把免费游泳列入“活跃的60岁”福利计划，也开启了“终身学习基金”，让所有愿意重返校园的退休人士获得再教育机会。
类似的举措在一些亚洲国家，如新加坡、印度等国，也开始得到推广。 目前，银发一族都已成为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而通过鼓励老年人士参与终身学习，在有主动意愿的前提下延长工作年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由单纯的社会福利接受者（“有钱花”）而转变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会赚钱”），这既能缓解年长者对社会福利产品供给的巨大压力，减轻“由越来越少的工作者来养活越来越多的养老者”的税赋负担，同时也能在家庭的财政支出、消费信心方面形成正面的推动作用。 说到年轻人的税赋负担，美国政府在2005年用于老年人的财政拨款占GDP近6.5%，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必须将工资税由2000年的平均16%提高到2030年的21%，才能保障上述的财政支付能力。同样在德国，工资税则必须由2000年的28% 提高到2030年的40%。不难想见，如此大幅地提高工资税势必大大减少现行工作者的实际收入，进而当他们到达退休年龄时个人储蓄也会相应减少——老龄化的社会问题推向了下一代。 诚然，应对老龄化社会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负担，不仅仅应由工作年龄人群单方面来分担政府开销，日本的经验则是让工业界也来做一份贡献。据日本国家人口和社会保障研究协会预测，到2055年，65岁以下的人口将会减半，政府担心随着纳税人群的萎缩，政府在医疗费用的财政支出将出现捉襟见肘的局面。于是，近年来，日本逐步完善立法，以法律的形式要求医药产品制造商逐年降价，每两年调低一次医药目录的产品价格。在此法律框架之下，2006年和2008年，日本的医药产品降价幅度分别达到6.75%和5.2%。 在养老方面，对当今青壮年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其实也是值得借鉴的又一思路。比如，英国政府近年来正不断试点一项“中年体检”的普惠福利项目，切实帮助已满40岁的中年人为晚年健康提前作好准备。加拿大参议院老龄化特别委员会制定了名为“半路退出者支援计划”的养老金补充条款，旨在允许那些中途放弃工作回家照顾老人的加拿大人能够继续参与养老金体系。该委员会还建议为那些对老龄人口提供服务的志愿者提供政府报销以及抵税额度。 当然，老龄化社会绝不仅仅意味着负担和压力，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兴商机和管理科学的突破。日本的机器人技术之所以领先于全世界，自然和该国突出的老龄化问题有关（到2025年时，多过30%的日本人口将超过65岁）。另外，在管理科学领域，以日本为龙头的老龄服务产业化发达国家也令人欣喜地实现了管理科学方面的突破。例如目前管理学界热议的“开放式创新和量贩式定制”概念，即源于日本的老龄服务商业实践，包括日本7-11店和大和运输等不同商家通过打造共享式的服务平台来优化对老龄人士的服务，成功地建立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并可应用于众多其他产业的创新商业模式。
